摘自《北洋夜行记》金醉
上期回顾：北洋夜行记前传——金木夜行考（三）
选择
伍连德是小个子，短头发，戴着口罩的脸圆圆的，额头黑黑的，鼻子上架着金边圆眼镜，棉军衣外面套着件白大褂，下摆蹭上了几块黑土的颜色。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说话时微微扬起下巴。
金木过去打招呼，伍连德朝金木点了下头，迟疑了一下，继续跟林家瑞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家瑞叫拐子过去，吩咐了几句。拐子“嗯”了一声，跳上马车离开了坟场。
伍连德朝金木走来，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机，伸手去握，伍连德转身一绕，到了金木后头，解开了金木口罩上的结，紧了几下，重新系起来。他拍了拍金木，说你这么系口罩会松，不留神就开了，“Cover com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没听明白。
林家瑞忙解释，说伍博士让你把嘴巴鼻子捂紧。伍连德从小讲英文和广东话，官话讲得不利索。在东北期间，他向朝廷汇报情况，是特批的政府专线，直接用英文发给外务部。遇到和地方官员沟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译。
金木问林家瑞，安排什么时间采访伍博士。没等林家瑞接话，伍连德摆摆手，说采访暂时不用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皱起眉：“要先处理这些—尸体。金记者，你不如回去吧，这里很危险。”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说报社不都联系好了吗，半天时间就够。林家瑞点点头，又和伍连德商量。伍连德却没再说话，走到路中间，看着坟场大门方向发呆。他在等哈尔滨的各级官员到来，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尸。
之后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采访的事，伍连德始终没答应。他甚至没和伍连德说上几句话。倒是哈尔滨的道台和几个知县，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从隔离开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几千口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他们认为，疫情蔓延，无力可挡，哈尔滨凶多吉少。
焚尸的建议，震惊了所有官员。他们刚刚接受了毁伤“身体发肤”的西医解剖—毕竟被剖的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对祖宗的大不敬。更何况，一次要烧几千具尸体！
提出焚尸建议后的情况，伍连德自传的记述很简单：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他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的尸体。其他文献记载则详略不同。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焚尸的建议最初遭到各种质疑。
2012年有部电视剧，叫《浴火危城》❶，演绎了这场鼠疫的故事。编剧给伍连德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当地满汉民众反对，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尸，迟迟不给回音。无奈之下，伍连德先向俄国医院求助，说服他们烧掉俄国人的尸体。然而，朝廷依然坚持焚尸是“大逆不道”，摄政王载沣称火葬“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
危急关头，伍连德孤注一掷，下令焚尸。傅家甸百姓聚众阻止，伍连德当众发誓，一桶柴油浇在身上，要与尸体一同焚烧。
历史的实情，没有丝毫的浪漫与狗血。金木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❶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要看热闹的记者。
隔离
伍连德的电文奏折到了外务部，送到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❶手里。一个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举荐伍连德赴东北防疫的。
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乃请政府简派余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这里说的“会”，是指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治疫大会”。伍连德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全仗施肇基背后力挺，才全权主持了防治工作。
伍连德请求火葬的电文，算得上生死之托。治疫已近两月，整个哈尔滨和长春、沈阳等地，都按伍连德的隔离方案操作。要是准了火葬，情况还不好转，就是千古罪人。施肇基决定向上头请一道圣旨。大年三十晚上，他连夜去了摄政王府，请求载沣下旨—这位摄政王，就是汪精卫刺杀未果的那位。
这时候，离伍连德发出电文，已经整整三天。
施肇基的自传里，提到尸体的处理时，说“当时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气未开，民间反对甚烈”。他并未记录自己如何求得了火葬的圣旨，只是简单地写道：“中国平民之行火葬与解剖尸体，自此始。”
伍连德等朝廷回信的两天，金木从一名记者变成了防疫人员—他不想只看热闹。他请防疫医生给自己做了培训，学会了基础的防疫知识。林家瑞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和防疫军警一同看停在铁道上的接触者隔离车厢。
接触者隔离车厢，在当时轰动一时。这种谨慎的隔离方法，西方也鲜有先例。老百姓不明白，但也不太抗拒，因为车里管吃管住。曾有报道题为《贫民之爱坐火车》：“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
也有人不爱“坐火车”，不断要求离开，佘家三口人就是。
年三十（1911年1月30日）这天傍晚，金木在隔离车厢四处查看。在住了八个人的七号隔离车厢，见到了佘四德—逃跑患者佘老先生的儿子。他和媳妇佘秦氏、11岁的儿子，已经在隔离车厢住了四天。
佘先生死掉的当晚，三人就被警察送来隔离。在七号车厢没待过一晚，佘四德就撬开车厢门，想要逃跑，被看守发现。他告诉看守，自己必须回家，不但回家，还要回山东老家。半个月前，他们全家就准备出关，回老家过年，却在半路给伍连德的防疫队拦了下来。和父亲一样，他相信，灾难是伍连德带来的—如果不是他让人拦住出关的人，后来父亲就不会进城买年货，也就根本不会染病，他们也不会给关起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佘小叶。佘老先生逃回家时，她正在邻居家，不算接触者，没隔离。佘四德两天不吃不喝，绝食抗议。他要见女儿，要带父亲尸体回老家安葬。
金木到七号车厢门口时，佘四德正跟车厢里的山东老乡抱怨：都是这些伤天害理的西医，害得他家破人亡—“听说还要烧坟场？我们早晚都给他们害死！”
这时，送饭的马车来了，看守打开隔离车厢的门。佘四德要往下跳，看守拿起枪晃了晃，让他回去。他骂了一声娘，说这不就是监狱？有种打死我！
看守没搭腔，接过车把式递来的食盒，往车厢里送。马车上突然钻出个小女孩，手里提着一包点心。这女孩是佘小叶，她在邻居家住了几天，非要见爹娘，就跟着送饭的马车跑来了，还给佘四德带了点心。
佘四德一见闺女，哇地一声哭出来，又要往下跳。看守大叫一声“佘四德”，扬起枪托顶在他腰上。佘四德使劲跺脚，扒着车门叫女儿名字。
车底下的几个人都看着佘四德，一不留神，佘小叶跳上了车厢，正往里爬。车把式大喊一声“哎哟妈呀”，这孩子已经站进了车厢里面—她没戴口罩。
金木丢下相机，跳上了车厢，抱起佘小叶，把她的脸捂在自己怀里。佘四德伸手要夺，一把抓在金木领口，他弯腰往下一撤身子，口罩却给扯下半截。他赶紧腾出只手，拉起口罩，包住脸，挤开佘四德，跳下了车。
佘小叶吓懵了，瞪大眼睛看着金木，嘴角一撇，要哭出来。金木放下她，跟拐子要了个新口罩，给她戴好。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都傻了眼。
看守问，咋办，要不要找大夫来？—金先生，你没事吧？
金木勒紧自己的口罩，说没事，戴着口罩呢。他看了看佘小叶，半张脸蒙在口罩里，两眼吧嗒吧嗒掉眼泪，一声也不吭。过会儿，她擦擦眼泪，睁大眼睛，抬头看着金木，说：“给我爸爸吃。”说完，把攥在手里的点心递给金木。金木接过来，把捏皱巴的油纸包整了整，交给看守，递进车厢给了佘四德。佘四德接过点心，瞪着金木，大喊：“放开她！”看守怕他又要出来，推上了车厢拉门。
车门关上前，佘四德使劲扒着门骂。金木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抱起佘小叶，一字一句告诉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火车不能随便上，再过三天，爸爸、妈妈和哥哥，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隔离区的医生要求，佘小叶必须马上隔离。她没戴口罩进了隔离车厢，虽然车厢里的人目前都没有明显感染症状，但不确定是否有潜伏未发的感染者。当晚，佘小叶住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按隔离规则，不是同一批接触者，不能隔离在一起。
晚上，伍连德来到格兰德旅馆。金木以为终于能有机会采访了，伍连德却带来了林家瑞和一名防疫医生。他要确认，金木是否需要隔离。
量体温，心肺呼吸检查，没有感染迹象。伍连德问金木，进入车厢的半分钟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任何细微的事情都不要放过。”
金木迟疑了一分钟，说：“我看见那孩子上了车，跟着跳了上去，抱起她，又跳下来。”林家瑞记下后，金木又补充了一句：“没碰到其他人。”
没有资料能解释，金木为何隐瞒了口罩被佘四德抓掉的细节。从后来金木的遭遇来看，我怀疑，恰恰是太害怕感染上鼠疫，才令他不想被隔离。人在恐惧的时候，往往回避不好的遐想。除此之外，当时的金木也有可能对伍连德不太满意。他对当天事情的简述写道：“危急关头，必有情急之举，伍博士却指责我理性不足。医生果真铁石心肠。”
那天晚上，伍连德反复问了金木三遍，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依然不放心，让林家瑞带他去了第三区防疫处的消毒浴室，按照防疫人员的标准，从里到外，包括衣物用品，做了消毒处理。
金木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伍连德最焦灼。来东北这些天，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区巡视，就是在实验室研究。这天从格兰德旅馆离开后，他却去了于道台那里，两人喝起了酒。过了午夜，就是辛亥年春节，朝廷的回信却迟迟不来。
两人喝到11点多，话都说完了。外头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伍连德顿时酒醒，此时的傅家甸，跑马的只有信差，恐怕是朝廷回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