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界巨星徐悲鸿因病逝世,周恩来总理在得知这一噩耗后,深感痛惜,并发出悲叹:“不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那么,在徐悲鸿病逝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为何他的离世会让周总理如此痛心,并作出如此坚决的表态呢?
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揭幕。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徐悲鸿,尽管身体状况堪忧,却仍坚持出席。他深知此次大会的重要性,因此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并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未曾离席。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政治报告》。徐悲鸿坐在主席台上,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报告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内外形势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深深触动着徐悲鸿的心灵。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肩负着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的重任。
中间休息时,徐悲鸿与周总理一同来到了休息室。看着徐悲鸿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态,周总理不禁流露出深切的关怀。他轻声劝说徐悲鸿提前退席休息,以免身体过度透支。但徐悲鸿却坚定地摇了摇头。他深知自己的艺术生命与这场大会息息相关,怎能轻言放弃?
会议结束后,徐悲鸿又强撑着身体参加了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欢迎波兰代表团的宴会。尽管对于一个58岁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强度确实有些过大,但徐悲鸿却凭借着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坚持了下来。
但命运却在此刻对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徐悲鸿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脸上也冒出了冷汗。旁边的一位女干部立刻察觉到了异样,迅速将徐悲鸿扶到休息室的沙发上,并紧急通知了医生和救护车。
此刻的徐悲鸿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左半边肢体也出现了瘫痪的症状。两位急救医生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诊断,确认这是突发脑溢血的症状。随后赶来的北京医院救护车将徐悲鸿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虽然从发病到送医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徐悲鸿的身体状况却已经严重恶化。到达北京医院时,他已经完全陷入了昏迷之中。医护人员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放血、冰袋敷头、注射强心针……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无法挽回徐悲鸿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两天三夜里,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一直守候在他的病床前。她默默地祈祷着丈夫能够苏醒过来,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徐悲鸿却始终没有醒来。他的眼神变得空洞而呆滞,仿佛已经感知不到外界的一切。
这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距离让廖静文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无助。她害怕失去丈夫,害怕这个家从此变得不完整。但命运的残酷却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们。1953年9月26日深夜2点52分,徐悲鸿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徐悲鸿的离世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站在徐悲鸿的遗体旁,周总理悲痛地说道,“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为何会让他带病参加如此繁重的会议?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发生!”
徐悲鸿,这位中国绘画界的巨星,于1895年7月19日在江苏的一颗璀璨星辰下诞生。在那个动荡不安、国家衰败的年代,他的人生旅程注定与众不同。
幸运的是,徐悲鸿的幼年时光在相对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父亲,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私塾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高超的绘画技艺。在父亲的熏陶下,徐悲鸿自幼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热衷于学习绘画技巧,更对传统的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理解。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使得他的童年生活显得尤为充实和幸福。
由于徐父的画作广受好评,他时常会受邀为人作画,以此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也能维持温饱,为徐悲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
徐悲鸿的绘画天赋在九岁时便已初露锋芒。他不仅能协助父亲为画作添色,其独特的艺术感悟力更让乡人们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为神童。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绘画技巧,更培养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随着年岁的增长,徐悲鸿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也日益增强。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向父母表达了出门闯荡的愿望。他的父亲,作为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对儿子的决定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于是,徐悲鸿怀揣着梦想,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繁华上海的旅程。
在上海的日子里,徐悲鸿一边通过卖画维持生计,一边积极寻求更优秀的绘画艺术学习资源。他曾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院深造,不断汲取新的艺术知识,为自己的绘画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他并未止步于此。1919年,24岁的徐悲鸿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毅然决定远赴重洋,前往艺术殿堂——法国巴黎。在异国他乡,他历经艰辛,却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追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优秀的艺术文化,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底蕴。
在徐悲鸿抵达巴黎的第二年,年轻的周恩来也为了探寻救国真理踏上了这片土地。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在异国他乡相遇,共同的志向和追求让他们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回国后,徐悲鸿继续致力于绘画事业,同时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斗争。他用手中的画笔作为武器,创作了众多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其中,《愚公移山》这幅巨幅国画更是象征了人民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激发了大众的斗志。
在蒋介石50岁生日前夕,国民政府曾邀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绘制肖像。而徐悲鸿却以坚定的态度拒绝了这一邀请。他表示自己的兴趣在于抗日救国,并愿意为抗日民众画像。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民族立场。
周恩来对这些事情深有了解,并对徐悲鸿的品格和画技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越来越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并对他的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在1945年春天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徐悲鸿这时正心情抑郁且疾病缠身。
在那个充满挑战与温馨交织的时刻,郭沫若带着周恩来对徐悲鸿的深切关怀与诚挚问候,于1945年2月5日踏入了徐悲鸿的家门。他手中捧着从延安远道而来的红枣和小米,这些不仅仅是普通的礼物,更是周恩来先生对徐悲鸿的一份心意。
郭沫若将红枣和小米递到徐悲鸿的手中,温言说道:“这是周恩来先生特意从延安带来的,他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工作之余也要注意身体的调养。他因为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徐悲鸿看着这些充满情意的礼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感慨地说:“请代我向周恩来先生表达我最深的谢意。”接着,他转头对妻子廖静文说:“静文,今天中午我想喝红枣小米粥,这份来自延安的温暖,或许能为我的身体带来奇迹。”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周恩来深深的思念与感慨。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悲鸿决定前往北平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在途经上海时,他在郭沫若的家中意外地与周恩来重逢。这次相见让两人都倍感激动,他们回忆起在巴黎共度的时光,周恩来甚至还记得徐悲鸿当年画素描时的细节,这让徐悲鸿既惊讶又感动。
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徐悲鸿的近况和未来计划,对他即将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一职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和赞同。他鼓励徐悲鸿办好学校,为培养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贡献力量。周恩来的这番话不仅坚定了徐悲鸿前往北平的决心,也增强了他办好艺专的信心和决心。
在北平艺专任职期间,徐悲鸿经历了与国民党的种种斗争。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打压,他毫不退缩,坚决解雇了混入教师队伍中的特务,并聘请了一批有教学能力且思想进步的画家来学校任教。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惹来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更让徐悲鸿对国民党产生了深刻的愤恨,同时对共产党充满了敬意和热爱。
当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徐悲鸿坚决抵制了国民党要将学校南迁的企图,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好友田汉从解放区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问候和殷切嘱咐。田汉激动地告诉徐悲鸿:“他们在解放区非常关心你的情况,希望你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
徐悲鸿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感激不已。第二天,他便与妻子廖静文一起探望了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与关心。齐白石老人深受感动,决定留在北平,为党在文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徐悲鸿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的热爱,也为党在文化界争取到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支持。
“悲鸿同志,我们又见面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庆祝宴会上,周恩来远远地看到徐悲鸿便快步走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徐悲鸿激动得一时语塞,只能连连点头回应。
在热闹的庆祝宴会中,周恩来总理在与其他宾客简短交流后,轻松地拉过一把椅子,紧挨着徐悲鸿坐下。他们的对话宛如久违的老友重逢,自然而亲切。周总理关切地询问徐悲鸿的身体状况,以及他对当前美术界发展的见解。
在徐悲鸿细致的回答后,周总理沉思了片刻,深情地说道: “悲鸿啊,现在国家还有许多地方等待我们去解放和建设,你在美术界的威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我希望你能继续发挥你的光和热,为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说着,他站起身,轻轻拍了拍徐悲鸿的肩膀,叮嘱他要保重身体。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询问徐悲鸿是否考虑将北平艺专升格为美术学院,并由徐悲鸿担任院长。周总理的平易近人和深思熟虑的建议让徐悲鸿感到既荣幸又激动。在如此繁忙的国事中,周总理还能如此关心美术和教育事业,这让他深感难能可贵。
宴会即将结束时,周总理递给徐悲鸿一张便条,示意他在宴会后稍等片刻。徐悲鸿手中握着那张便条,心中充满了期待。他深知,与周总理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宴会结束后,徐悲鸿和周总理再次坐在一起,他们的谈话内容广泛而深入。从艺术的创作灵感谈到不同艺术风格的探索,从当前的工作挑战谈到未来的发展规划。这场谈话充满了融洽与共鸣,仿佛两位艺术家在共同描绘一幅美好的未来画卷。
随着世界和平大会的临近,周总理决定组建一个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会,并委以徐悲鸿重任。在周到的准备中,周总理还特别关照为每位成员定制一件貂皮大衣以抵御严寒。而在苏联边境的一次用餐中,由于衣架的摆放不慎,导致两件大衣被火炉烧毁,其中就包括徐悲鸿的那一件。这一小插曲让徐悲鸿颇感遗憾,他甚至在给妻子的信中流露出了惋惜之情。
代表团回国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席间,他特意安排徐悲鸿与自己同桌,聆听他们的旅途见闻。当徐悲鸿谈及被烧毁的皮大衣时,周总理先是放声大笑,随后也表达了自己的遗憾。这次经历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与默契。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徐悲鸿还积极参与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选择工作。在国歌的选择上,他坚决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坚决支持和大家的广泛赞同。最终,《义勇军进行曲》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为国歌,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徐悲鸿的艺术眼光,也彰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
随着北平艺专成功升格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在周总理的任命下担任了院长一职。他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中。而过度的劳累最终让他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
这一消息牵动了周总理的心,他立即指示医疗小组全力救治,并时刻关注着徐悲鸿的病情发展。虽然未能亲自探望,但周总理的关怀与问候通过一束鲜花传递到了徐悲鸿的病床前。当徐悲鸿得知这束鲜花是周总理特意送来时,他的眼角湿润了。
在病情逐渐稳定后,徐悲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心系学校的一切,关心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他带病坚持工作,亲自检查学生作业、指导毕业创作,并投身于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组织的教师进修班讲课中。还带病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过度的劳累再次让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这一次,他没能再站起来。
周总理站在徐悲鸿的遗体前,思绪万千。他回想起两个月前与徐悲鸿的最后一次交谈,当时他们还满怀激情地探讨了中国美术界的发展和国画的传承问题。周总理深知徐悲鸿是中国美术事业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他的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注视着徐悲鸿的遗体久久不语,心中充满了哀痛和惋惜。当看到几位画家正在描绘徐悲鸿的遗容时,他低声询问翻制面膜的工人是否有把握完成这项任务。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再次叮嘱工人要小心仔细地进行操作。
徐悲鸿的离世让周总理深感痛惜,他在吊唁时痛心地说道:“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深知过度劳累对身体的危害,也明白艺术家们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但生命的逝去却无法挽回,这让他更加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徐悲鸿病逝后,他的妻子廖静文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留下的珍贵遗作和收藏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些艺术品包括徐悲鸿的一千多幅画作、他收藏的历代代表作家书画以及珍贵的图书、图片和碑帖等。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今成为了国家的宝贵财富,也见证了徐悲鸿一生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