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中国在联合国这个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1971年恢复联合国内合法地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点。中国不但是这一国际组织的创始国之一，还参与了宪章的最初起草，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度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未能发挥身为“五常”的应有作用。本质而论，常任理事国的名头必须以影响力作为背书，而中国的这一地位，可以说是靠自己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一仗一仗打出来的影响力

在新中国从建立一路走来的年代中，爆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被称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当时仍然年轻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秉持着保家卫国、不畏牺牲的巨大勇气，与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进行了三年苦战。志愿军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空中支援匮乏、武器装备落后等种种劣势，与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殊死搏斗，并最终迫使横行世界的美军也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议。

这一战让整个世界重新审视这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凭借自己的勇气和牺牲赢来了其他国家的尊重。

类似的情况并不只抗美援朝一次，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抗日战争中，全中国军民就凭借着“小米加步枪”将武器精良且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之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意义重大：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的军事行动，先后消灭日军逾百万。中国获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自己争得了在联合国创立过程中的话语权、跻身五常的资格。

关于抗战的重大意义，其他国家的大佬早有定论：中国战场消灭的敌军兵力占德、日、意三国法西斯军队的21.6%，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元帅朱可夫都认为若是没有这片战场的牵制，日军怕是早就拿下更多土地、甚至与德军在中东会师了。

直到2022年，普京在红场阅兵式上回顾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又一次提及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牺牲——无论正规士兵还是游击队员，所有致力于粉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人们都值得尊敬和纪念。

正是由于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反对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作为反侵略战争战胜国的身份，也为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础。

在解放战争进行的历程之中，历经了“三大战役”扭转战局，渡江战役成为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的号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

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渡江战役爆发前夕，无视解放军一方的多次通知、敦促，仍然停留在长江上解放军的作战区域之内。这种带着强烈干涉、挑衅姿态的举动最终激化局面，英舰甚至在受到解放军炮兵警告之后主动开炮攻击。

双方的炮击，最终以英舰重伤搁浅、舰长在炮击中身亡作为结局告一段落。此后英国海军陆续派出多艘军舰意图对紫石英号进行“援救”，但全都无功而返。这一事件一度在英国内部引起高层震动，丘吉尔还曾扬言要进行军事报复，洗刷受到的“侮辱”。但最终在国际复杂因素的作用之下，英国并未采取任何其他的军事行动，紫石英号最终是趁着夜色、紧贴一艘商船作为掩护逃走后世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等列强对中国“炮舰外交”就此终结，中国也表明了自己的姿态：事关主权，没有商量的余地。

无论是面对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还是美国这样的新兴强国，中国都证明了自己的态度，迫使对方严肃考虑中国的立场、而不是轻视忽略。

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曾经援越抗法，帮助越南摆脱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实现独立自主。

在保卫珍宝岛之战中，解放军直面当年让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吃过苦头的苏军，迎难直上、寸步不退，硬是把对方打得没了脾气。

因此网络上一直有一种非正式的说法，新中国是唯一一个“打过五常且不落下风的国家”，因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胜的正是当时还手握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中华民国”。经过真枪实弹的战争较量，其他四常都明白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永远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根本原因。

此后，新中国先后与两个自诩为“第三军事强国”的邻国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同样沉重打击了对方的气焰。那些年代的中国军人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才换来了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这就是“中国五常地位靠战争打出来”的现实依据，如果没有经历这些战争，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可能真正地重新认识中国，国际层面上的尊重、合作和信任更是无从谈起。

联合国的“五常”

但即使如此，中国经历二十多年时间，终于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仍然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联合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官方国际组织，其下设置的六大机构中，以联合国安理会最受关注，且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联合国诸多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军事行动的部门。

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美国纽约，是原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块“国际领土”。在整个大厦40层的复杂空间内，“C座209”这个房间虽然仅仅八九平方米，但却可说承载了媒体和公众最大的关注度，因为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专用磋商地点，被外界冠上了一个“急诊室”的名号。

发生在五常之间的磋商，几乎桩桩件件都是紧急事务。这样的碰头商议通常由担任协调员的一国发起，而协调员的角色本身也以三个月为期在五国之间依次轮换，每当一国发起要求，五国之间“短平快”的商议便会很快进入正题。

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或者声明，也通常会由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提前碰头达成一致，然后再交由全体会议讨论。这样的流程显而易见能够提高推进事务的效率，同时也佐证了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部超然的地位。

此后也曾有一些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对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一事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机制会使安理会的效率变得低下，甚至会使联合国变成“没牙的老虎”。

联合国虽然拥有三位数的成员，但在所有会员国中，享有“一票否决权”的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他们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种隐形的地位，本身就以过去多次战争中真刀真枪的战绩作为基础。

成为“世界警察”？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个大国在莫斯科碰头，最终通过了美国起草、中国参与签字的“四国宣言”。这一表态的起因来自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曾经深入思考“一战”时候“国联”的经验和教训，打算由自己身体力行倡导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这个宣言是四国最早达成一致的证明，它们决定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罗斯福后来曾说，英苏中美这四个国家及其盟国涵盖了当时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四国团结一致去维护和平，就不会再出现一个侵略国挑起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个思想被后人称为“四警察”思想，它也是在联合国构架下确立常任理事国的构想基础。罗斯福认为，在即将建立的联合国体系之下，“四警察”负责处理最高级别的事件和突发变故，以消除可能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的风险。

当然，在这些发起者之间也曾经出现过具体细节的分歧，例如究竟是“四警察”还是“三警察”，三个大国之间便曾经意见不一。苏联主张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之内，为此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从一开始便提出了异议。英国也主张只有“三警察”的方案。

但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划，他认为中国将在未来的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发挥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承认当时的中国还很弱，但考虑将来的道路，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也正是由于美国持续坚持，中国得以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收进来，这便是“五常”最初的雏形。

重返联合国

1945年6月下旬，《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正式签署。这份宪章不但明确规定了美、苏、中、英、法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也同时将“大国一致”原则写入宪章。该原则的含义针对安理会的非程序问题表决，只要“五常”中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

这就是后来人们习惯所称的“否决权”。否决权的意义在于确保大国将分歧消除在行动之前，如此才能集中力量、统一态度，对地区危机进行行之有效的缓和与消除。

不难看出，在“二战”之后重要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成立过程中，中国不但拥有创始国身份，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确定出炉也卓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应拥有在联合国内发挥作用的地位和权益，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重阻挠，自1949年开始，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长达二十余年。

如何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地位，便成为新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这一目标包括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关联、不可分割。

由于美国及其追随国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挠，新中国面临着所谓“拖延讨论”、“重要问题”、“双重代表权”等等层出不穷的借口和手段，为重返联合国付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和长期的斗争。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广大主持国际正义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召开于1971年10月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提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政府和人民来说是一件特大喜讯，但究其本质，一场场战争打出来的实力证明与国际影响力才是被视为“五常”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