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版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如果比较印度的圣雄甘地和中国的毛主席这两位开国领袖，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触及了两位历史人物的政治哲学、行动方式以及他们对各自国家未来的影响。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推动了印度独立，而毛主席则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还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的全面现代化。这两位领袖的策略和成就对各自国家的未来有着怎样的长远影响？他们的政治哲学和领导方式又有何不同？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48年1月30日，印度失去了被誉为“圣雄”的甘地，他在一声枪响后倒在血泊中。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对此事件有着尖锐的见解，他认为甘地虽然对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也成了进步的阻碍。

安贝德卡尔在信中表达了他的看法：“甘地先生固然是国家的瑰宝，但也变成了一个威胁。他限制了新思想的发展，让国会变成了一个拥护他的庞大机构，这些机构未必能有效地管理国家。”他还认为，甘地的去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解放人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形成独立的见解。

甘地的早年生活背景充满了特权。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这使得他能够前往英国深造。在离开英国后，他在英国统治的南非工作了20年，这段经历深刻地塑造了他的非暴力抵抗思想。

甘地在南非的遭遇是启发他思想的重要因素。他在自传《我的真理之路》中描述，初到南非，就遭到了当地白人的种种歧视。在南非因为当地的种族歧视政策，印度人常常被轻视并称为“沙弥”，一个具有贬义的称呼。

然而印度人巧妙地反讽，声称“沙弥”在梵语中意味着“主人”，用以讽刺白人的无知和傲慢。这种回应虽然机智，但经常导致冲突加剧，印度人常因此遭受肢体攻击。

甘地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下，常常被迫摘下自己的头巾，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为了防止这种侮辱，甘地有时会戴上英式帽子，试图以此融入而避免冲突。

甘地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曾在乘坐火车时因为自己是印度人就被强行赶下车。而1906年当南非给予白人公民权却排除了印度人时，更激发了他的抵抗精神，在甘地的回忆中，却鲜少提及布尔战争这一历史背景，这是理解他政治观点形成的一个关键事件。

在南非的种种歧视和困境中，他逐渐塑造了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哲学。为了进一步坚定自己的非暴力信念，甘地采取了极端的个人实践，包括实行严格的素食主义和尝试禁欲。他甚至进行了一些极端的实验，如与年轻女性同睡，以测试自己的禁欲决心。这些尝试虽受争议，但也展示了他对信念的极端执着。

回到印度后，甘地迅速采取行动，发起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倡导绝食和罢工以抗议殖民统治。他的这些行动在媒体的推动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甘地的背景和经历让他在印度社会中拥有独特的地位。同时英国殖民统治已经显示出衰弱的迹象，无力维持在印度的控制，这为甘地的抗议活动提供了契机。英国的衰落导致其对印度的控制成本上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恰逢其时。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示威者即使面对枪林弹雨也坚持不懈，这种极端的牺牲精神被甘地描述为用肉体去触碰敌人的武器，全然投入到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展现了他对神圣和自由的绝对追求。

这种牺牲的背后，英国的看法却是觉得这样的行为不过是徒劳，认为印度的独立运动似乎无望。这种对抗英国统治的方式，尽管看起来英勇，实际上也让甘地本人名利双收。他被印度的诗人泰戈尔赞扬为圣人和英雄的结合体，还被西方媒体如《时代周刊》关注，并成为英国上层社会欢迎的客人，许多英国人都渴望了解他的非暴力哲学。

对甘地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他表示了极大的鄙视，认为他一个曾经的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律师，现在却装扮成东方的苦行僧，这种行为让他与印度总督平起平坐、进出王宫成为一种荒诞的场面。

丘吉尔作为经历过二战烽火的领导者，对于甘地那种看似以牺牲自我为手段的政治策略颇为不屑，认为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是在沽名钓誉。他的看法虽然尖锐，却也从侧面揭示了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即面对真正的暴力和残忍时，这种策略的无力性。

甘地的行为确实在印度受到了众人的支持，这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经济因素的驱动。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压制，本地资本阶级渴望获得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和市场控制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既能表达民族主义诉求又不完全断绝与英国利益联系的方式。

甘地的策略在对抗英国时显示出明显的双刃剑特性，虽然促进了国家独立的道路，也让不少印度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非暴力哲学在抗议中无疑展现了道德的高尚，但在残酷的现实政治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

尽管甘地成功领导了印度走向独立，但在印度独立后的发展中，社会的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至今已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早在建国之初就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并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逐步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推动了社会的平等与共同富裕。

毛主席在1928年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考虑到当时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80%，成为推动国家革命的主要力量。他领导的革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一场根本的社会变革，目的在于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解放和提升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毛主席对待劳动人民的关怀和重视，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与甘地的背景形成对比，甘地虽然在理论上提倡非暴力和平等，但由于其高种姓的出身和早期生活经历，实际上并未深入到印度社会最底层，体验并解决他们的生活困苦。即使是甘地的继任者，如尼赫鲁和莫迪，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难以触及印度社会的深层问题。

在印度高种姓的领导人由于其无忧的童年和优越的生活条件，难以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他们很难想象一家十口挤在仅有几十平米的简陋屋子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挑战，更别提理解这些家庭对于能提供遮风挡雨的住所所抱有的深厚感情。

毛主席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牺牲了个人的一切，确保政策和改革首先考虑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虽然为印度独立注入了活力，但在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甘地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到印度复杂的社会实际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运动在实际推动社会改革中的效果。

甘地虽然以非暴力抗争著称，但在某种程度上，其成功在很大部分是依赖于时局的变迁，尤其是英国二战时期的国力衰退。有趣的是甘地曾与蒋介石交流过关于抵抗侵略的策略，他提倡的非暴力抗争对于中国当时的抗日战争显然不适用。

他的建议简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几乎导致两人的对话破裂。甘地认为即使面对日本的铁蹄侵犯，中国也应保持非暴力，这一理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非常不切实际。

西方一些精英政治家曾公开宣扬甘地的哲学，而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诋毁毛主席，其背后的动机是深层的战略考量。他们推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希望其他民族采取类似的顺从态度，从而维持他们的统治和全球影响力。

在这样的政治宣传下，甘地被塑造为一种永恒的和平象征，而忽视了他的政策未能根本改变印度的社会结构和解决贫困问题，尽管西方公开不认可毛主席的方法，但私下里许多西方领导人对他的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表示了极大的敬畏。如同丘吉尔曾私底下轻蔑地评论甘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对于他的国家和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

甘地尽管推动了印度的独立，但印度社会的结构问题—严重的种姓制度、普遍的贫穷与文盲—至今仍是普遍现象。印度虽在某些地区取得了经济发展，但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进度缓慢，未能实现甘地所期望的社会和经济革命。

相反，毛主席的领导下的中国则实现了从封建残余到现代化的巨大转变，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还是经济的快速发展，都表明了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巨大跨越。中国的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标准，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两位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实践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甘地的印度，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社会改革远未到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毛主席的中国，经历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展现了从底层到顶层的全方位进步。

这两人的比较就像是将一匹普通的驽马与一匹神秘的麒麟相提并论，或者是将普通的乌鸦与雄伟的凤凰比较。毛主席的政治才能和战略远见，就如同夜空中明亮的月亮，其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尤为璀璨，显现出他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