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年，“北极鲶鱼”事件终于有了初步说法。

10月10日，深圳纪委发布了关于“北极鲶鱼”爷爷钟某被开除党籍，并没收违法所得的通报。

这份处理结果怎么样，咱们先按下不谈。

首先，整个处理过程就非常值得深思。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在等待事件通报的这半年里，虽然互联网渐渐过了热度、民间没了声音。

但是我们的“官媒”却在不断旧事重提，并且“接力”向深圳有关部门发出问询，试图把话题重新炒热。

这在反腐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这是一条“明线”。

与此同时，一场国家级重磅会议召开，宣告我们的反腐工作进入“新阶段”。而北极鲶鱼事件能够得到初步处理，就是这场会议的衍生结果。

这是一条“暗线”。

明暗两条线相结合，意味着十八大以来的国家“反腐风暴”，已经全面升级。

一、“北极鲶鱼”旧事重提，释放强烈信号

“北极鲶鱼”能够得到处理，我们的官媒功不可没。

柏年梳理了一下，3月份事件发酵以来的时间线：

首先，虽然当初有关部门很快表示介入调查，但是不得不说，通报出来的是比较慢的。

对比同样属于“炫富引起公愤”的“江西周公子”事件，江西纪委一周之内就出了通报——其在交通部门工作的长辈被停职，其父母的职业信息和家庭财产情况也被公开。

而深圳这边，任何信息都没有披露。不得不让民间舆论质疑，这件事是不是“拖着拖着就黄了”？

试图以沉默，或者敷衍了事应付社会关注、等待风头过去的案例，不是没有。

例如，同样是热点的江西“鼠头鸭脖”事件，当地市监局的第一份通报就是“食堂食品质量没有问题，这是鸭脖、不是鼠头”。

要不是后面省级部门介入调查、揭开真相，这件事儿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幸运的是，“北极鲶鱼”这个事儿想要过去，没这么容易。

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官媒是接连下场，追问深圳有关部门。

首先是4月25日，河南日报社旗下《顶端新闻》，率先向深圳有关方面发起问询。

此后是6月29日，陕西《华商报》再度提及此事。

8月25日，安徽日报旗下《大皖新闻》第三次致电深圳纪委。

最后是9月10日，有网友晒出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不予公开”的答复函后，新华社、中新社等国家级媒体纷纷下场，就此事发表评论，表示：“不予公开，难以服众。”

最后深圳有关方面终于同意，在15个工作日内公布调查结果，并在承诺期的“最后一天”——10月10日进行了通报。

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有关部门调查案件客观上存在难度、需要时间。

但是毋庸置疑，今天通报能够出来，与我们媒体一次又一次的紧追不舍脱不开关系，增大了有关方面办案的紧迫性。

二、反腐工作进入“新阶段”

那么进一步我们要问，为什么媒体们一次又一次地紧追不舍？

当然你可以说，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它们的“天职”。

但是客观上，过了半年、本来事件热度已经没了，追问相关部门又有可能“得罪人”，这属于吃力不讨好。

为什么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今年2月24日，国家纪委开的一场重磅动员会，就可以给出我们答案。

参会高层指出：要以最果断的行动坚决查处“两面人”、坚决防治“灯下黑”，“刀刃向己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

说白了，新一轮的国家反腐，不只是查一般官员腐败，还要清理纪检内部的蛀虫。

像很多过去的反腐案件，办理起来遇到阻力的，或者等风头过去之后，就没了声音的。

究竟是案情复杂、办理起来需要时间，还是纪检官员“本身就是阻力”？

现在这些老案件，都要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按照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清仓起底全面处置线索”。

想要靠“拖字诀”来等着风头过去，门都没有。

此后，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透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十八大以来的线索，进行起底梳理，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一大批纪检系统的“内鬼”，应声落马。

8月23日，中央纪委通报了海南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江苏省常州市委原常委等6人落马。

8月25日，再通报河南原省纪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组组长被调查。

8月29日，又一连通报了包括“海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在内的5名“内鬼”。

8月31日，再有吉林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等3名“内鬼”宣告被查。

这一通紧锣密鼓的通报下来，20天内至少已有19名“内鬼”被查，而且“内鬼”级别都是省管干部一列，足以看出这次反腐行动的力度。

7月31日，国家纪委召开了第二次工作推进会，审视从2月开始近半年的内部整顿工作。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系统共立案“内鬼”2482人，处分1647人，移送司法机关73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4人、县处级285人。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北极鲶鱼”事件不断被旧事重提？

这是官媒代替国家，对深圳纪检系统的提醒和敲打，符合这一轮的反腐思路。

“北极鲶鱼”事件迟迟没有调查结果，到底有什么内幕？

为什么没有公布任何细节？

为什么存在阻力，存不存在“内鬼“行为？

在官媒监督下，相关事件通报终于落地。

而像“北极鲶鱼“这样曾经引起一时舆论，但是拖得久了、最后渐渐没有声音的案件，大家能回忆起的还有不少。

后面，这些案件都还要“重新审视”。

三、新一轮反腐的用意

总的来看，这一次国家反腐，重点在于“刀刃向内”和抓“内鬼”，标志着十八大以来咱们的反腐工作进入“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给官员干部们“立规矩”。凡是违反法律党章，十八大后拒不停手的，国家要严肃处理。

到今天，规矩已成、反腐工作初有成效。

我们可以看到，在吃穿用度、公费使用方面，官员干部们已经受到了严格约束。

例如柏年就从公务员朋友那里了解到，公务员或其子女结婚，婚礼酒席参与人数不得超过200人、20桌。

现在普通家庭结婚，动辄就是40、50桌，20桌哪里够？

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国家规定，为了防止借婚礼输送利益和铺张浪费，公务员必须遵守。

但是规矩立了，不意味着所有违反规矩的人，都会受到惩处。

或许会有一些人一度逃避了惩处，或者当初宣布调查、但最后却没有结果。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内鬼”配合？

所以，国家的反腐还需要再深一层。

就像筛子一样，第一遍“粗筛”过后，那些没有筛出来的蛀虫，我们还要第二遍“细筛”。

再返回到“北极鲶鱼”这次的事件，第一轮的通报，其实也有进一步深究之处。

例如，北极鲶鱼曝光自己家里“贪了九位数”，真实数字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究竟是多少？

再例如，通报中表示钟某“多次串供，对抗组织审查”，串供意味着他有同伙，同伙有没有被查？

再例如，通报中没有提到要将钟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且保留二级科员退休待遇。这是否意味着钟某已经“平安落地”，处罚力度是否过轻？

还是更多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这只是一份暂时性的处理结果？

公众很多的疑问，还没有揭开。

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诸多官媒，看到第一份通报后也并非完全满意，还在向有关部门进一步追问，势必将带给相关方面压力，有助于事件的最终解决。

所以“北极鲶鱼”这件事，大概率还没完。

媒体继续追问“北极鲶鱼”事件

四、反腐的路还很长

而更长远来看，我们的反腐工作还需要更进一层，达到第三阶段，那就是“机制建设阶段”。

就像湖北日报旗下《极目新闻》所评论的：

钟某的翻车具有一定偶然性。如果其孙女不这么嚣张，低调做人做事，那他的违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就此隐天过海？

所以，我们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最终要能实现自我发现问题、自我清洁的程度，而不是等着炫富的子女、小三情妇等“自爆”。

这个机制，柏年认为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随时总结最新的腐败案例，及时堵住官员干部利用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新通道，让腐败分子“想贪不能贪”；（第一阶段）

其次，打破内鬼对违法违纪干部的“保护伞”。杜绝即使犯了错也可以通过“搞关系”、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第二阶段）

最后，就是要建立包括上级督导、群众线索、媒体舆论、大数据等在内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在官员干部心中树立起“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理念。（第三阶段）

巧合的是，就在“北极鲶鱼”事件通报的当天，知名打假人王海举报，某国企向私人账户转账近6亿，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更巧合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2007年，也就是“北极鲶鱼”祖父钟某退休的那一年。

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纪检系统和银行数据配合不完善。尽管它一定程度上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但一样需要今天的我们认真处理、反思总结。

所以，有关反腐的机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这条路没有终点、我们永远都在路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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