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他的真名叫金武亭。

由于家境不好，他在汉城一直是半工半读，来维持学业和生活。在14岁那年（191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而后考入了当时朝鲜最好的中学——中央高普（Seoul Central High School），现在叫首尔中央中学。考虑到他的家境，这相当不容易。他在这里结识了汉城的高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吕运亨（Yo Un Hyong，1885—1947），并深受其影响，为了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923年退学，时年18岁。同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恐怕他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呆上20多年的时间。

他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当他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他参加了中国北方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不久又在攻占天津时立了功。

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上尉。他的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20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该党还只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党，不过，由于吕运亨的影响，显然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随后，他放弃了在军阀部队里的军籍，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北伐战争。

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对他也下了逮捕令，他被迫转入地下。他的秘密地下活动，使得蒋恨之入骨，屡屡悬赏缉拿。他又转到汉口继续工作，不久在武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武昌，有一万多名中国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蒋的白色恐怖政策，并要求释放武亭和其他政治犯；加上武昌法院的法官中，有他的同志等原因，方得以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这段历史很让人费解，在这段白色恐怖时间中，不仅是共产党，很多国民党左派也遭到了屠杀，武亭能够逃脱实属侥幸。

在上海，他重新开始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1929年他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他虽然是外国人，但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被推举为总指挥。起义被镇压后，他被英国人逮捕，同年10月10日，被判刑2个月（这种象征性的判罚颇为耐人寻味）。获释后，他到了香港。此后辗转回到内地，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他先是在彭德怀将军的麾下，由于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有了用武之地。根据《彭德怀自传》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于武亭在中国红军里最早的作战经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显然战果辉煌。

武亭的军事才能很突出，经历也很复杂。学生时代的经历过“三·一”反日爱国运动，后来到北京念文化学校。不过武亭展现出来了很大的军事才能。

1930年7月31日在湖南平江成立了军团山炮连。当年的老炮兵回忆称武亭于这年年底，从苏联学习炮兵技术回国（这尚无更多史料证实），先从事炮兵教练工作，后来成为该连第三任连长。1931年5月，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有资料称是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由于首任团长有失职行为，武亭于这年6月成为该团第二任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对红军进行了五次进攻，到最后，苏维埃区的大部分，被蒋的军队所占领。

1941年朝鲜独立联盟的成立是武亭生命中的转折点。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成立。作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义勇军司令的武亭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组建义勇军方面。他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

而当时很少有朝鲜人从义勇军身上看到朝鲜独立的希望，他们认为朝鲜还会被占领许多年。但是武亭是乐观的，他坚信朝鲜的独立指日可待，因此从1937年开始就尽力经营他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武亭希望独立以后的朝鲜是一个所有爱国党派联合执政的国家，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尚且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思的影响。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左派如崔昌益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手中（武亭只负责军事），同盟未能就武亭的意见达成共识，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

武亭同志的军事天赋很好，但政治能力欠缺。武亭未能掌握好他手上的这支朝鲜义勇军，武亭在朝鲜义勇军当中仅仅起到一个军事领导者的作用，给予军事技巧指导。

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在这个月的选举中，他被排挤出领导层，与武亭同时回国的著名学者金枓奉被“选举”为第一号领导人，而金日成当选为二号领导人。武亭则被派去担任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炮兵教务长。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二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校长。（注：人民保安干部学校不仅是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还未公开的朝鲜人民军的司令部，所以武亭的教务长职务实际上就是人民军的炮兵司令。）

武亭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或者准确地说，他并不擅长争权夺利。由于为人刚直，所以还在延安的时候，他就多次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独立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以致于他与大多数独立同盟干部不和，很多人非常讨厌他，最后中共为了避免内斗，不得不让他专门负责义勇军，而把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交给比较和蔼的金枓奉。

当他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把中国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当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朴宪永（Park Hyon Yong ）都有自己的政治集团，在夹缝中的武亭更加失意了。在1946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观者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另一个人（指金日成）呢？”很显然，这种感情上的发泄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