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常言：“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安蜀未安” ，其所言虽不十分精准，却反映出拥有封闭地理环境的巴蜀地区素来被视为国家统一安定的隐患。 然而在隋末遍及天下的起义浪潮中，巴蜀之地却意外地置身事外，不仅阖境安定，号称“ 隋末剑南独无寇盗”，更在唐高祖遣使招抚时望风而降，如此景象不仅令人疑惑，“ 天下已乱” 后的蜀地缘何“ 未乱” 呢？
一、首功为谁———巴蜀归唐过程
巴蜀归唐一事发生于唐高祖李渊起兵后不久，其时李渊刚刚克定关中占据长安，四方强敌环绕，虽扶持代王杨侑为帝，却终究势单力薄，因而不得不将富饶的巴蜀视为必得之地。 有关巴蜀归唐的研究，前贤所论已多，但对于“ 招抚巴蜀者为谁” 的问题仍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归功于詹俊、李仲衮，或以为首功为李袭誉。 小编考辨史料发现，过往学人的不同认识，缘于对詹俊等人使蜀的时间次序理解有误，且巴蜀归唐事件并不能归功于某一人，而是一持续性的过程。
史籍中有关巴蜀归唐的记载均行文简略，甚至前后冲突，故引致后世学人对李唐遣使抚蜀的具体过程模糊不清。 主要记载如下。
《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七》：（义宁元年十二月）高祖遣赵郡公李孝恭徇山南，所至皆下……甲辰，遣使者詹俊、李衮等徇巴蜀，并下之。
《旧唐书》卷1《 高祖纪》：（义宁元年十二月） 遣赵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丙午，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同书卷6０《 河间王孝恭传》：高祖克京师，拜左光禄大夫，寻为山南道招慰大使。 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
以上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关于李唐经略巴蜀最为人所关注的。 不难看出，李唐收抚巴蜀的主要功臣即招慰山南、巴蜀的李孝恭，以及直接出使巴蜀的詹俊、李仲衮，尤其是詹、李二人，他们于义宁元年（６1７）十二月“徇巴蜀” ，结果“并下之”。《大唐创业起居注》载：“义宁二年春正月，蜀汉及氐、羌所在诸郡雄豪并守长等，奉帝书，感悦，竞遣子弟献款，络绎而至。所司报答，日有百余，梁、益之间宴如也。”应当正是詹俊等人出使的结果。有学者认为，詹俊、李仲衮招抚巴蜀一事乃史书明文所载，不当有疑，二人所记官职虽低微，但或许是隋时所任，其归唐后品秩当有所提高。
除詹俊、李仲衮的出使记载外，又有《册府元龟》卷１３3《帝王部》载李袭誉抚蜀的事迹：
李袭誉，少通敏有识度，隋末为冠军府司兵。 时阴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多盗贼。阴师遣袭誉募山南士马，以援京师。 袭誉既至汉中，会帝已定长安，遣使授袭誉蜀汉道招尉大使，仍令承制封拜。 袭誉率汉川之众，西指成都。属段纶为益州总管，代袭誉招抚，袭誉乃入拜右光禄大夫、太府少卿。
由上文可知，除詹俊、李仲衮外，尚有李袭誉受封蜀汉道招慰大使，“承制封拜” ，对蜀地的招抚起到不小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李袭誉出身安康李氏，该家族于魏晋南北朝时在益、梁等地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进而认为“李袭誉的‘ 山南士马’ 虽未能及时支援关中，但在招降巴蜀的过程中却发挥了关键作用”，将李袭誉视为李唐招抚巴蜀的真正功臣。
事实上，过往的研究未能厘清詹俊、李仲衮与李袭誉使蜀的先后顺序，亦未明晰他们使蜀的任务与责任，因而才会产生巴蜀归唐这一事件中“首功为谁”的讨论。通过检索史料，我们发现《续高僧传》中的一则记载恰巧解释了以上问题，《续高僧传》卷２５《释道会传》载：
会皇运初兴，率先招抚，詹俊、李（仲）衮，首途巴蜀。会上疏曰：“会弟性不肖，家风失坠，封爵虽除，诏敕犹在。门生故吏，子孙成列，并奋臂切齿，思效力用。 即日剑门虽启，巫峡负固，会请躬率徒隶，振锡启途，折简宣威，开怀纳款。 军无矢石之劳，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时之利也，惟公图之。” 为使淹留，遂不行。 于时国初，僧尼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栋，于隆山县下新立道观，屋宇成就，置三十人。 会经总管段伦陈牒，改观为寺。 其郭内住者并是道宗，不伏移改。 嘱安抚大使李袭誉巡察州县，会以事达，乃引兵过城，四面鸣鼓，一时驱出，举宗怨诉，噂沓街衢，会曰：“ 未能令天下改观为寺，此之一所，终不可夺。” 遂依立寺，至今不毁。
上文记述了隋唐之际活跃于巴蜀地区的名僧释道会的相关事迹，事涉詹俊、李仲衮诸人经略蜀地事宜。 其中“总管段伦”当即益州总管段纶，“嘱安抚大使李袭誉巡查州县” 一句语意不明，疑“嘱” 为“属”之误写。
从文中不难看出，李唐立国之初最早派出招抚巴蜀的使者确乃詹俊、李仲衮二人，释道会亦最先通过他们向唐高祖上疏自荐，以表忠心。 随后改观为寺一事，表明出任益州总管的段纶与担任安抚大使的李袭誉曾同处益州，且各有所司，这便与《 册府元龟》 所载二人相代招抚巴蜀的关系决然不同。
关于段纶镇蜀，其女段简壁《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墓志》载：“ 父纶，大丞相府属、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慰大使、益蒲二州都督……”按段纶于唐高祖举义后起兵响应，“ 从平京城，拜龙冈郡公” ，《段氏墓志》 所书“ 大丞相府属” 当即平定长安后所授。 之后不久段纶受命入蜀，具体时间当在高祖登基前的义宁二年（６１８）。郁贤皓先生认为武德元年时段纶任益州总管，而《段氏墓志》中记段纶为“ 蜀郡太守” ，说明他早在高祖罢郡置州前就已至蜀地，结合义宁元年十二月詹俊等人方才使蜀来看，段纶的任命只有到义宁二年初时方可下达。
至于李袭誉，《新唐书》卷９１《李袭誉传》载：“（唐）高祖已定长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总管。” 又《册府元龟》卷 ４９８《邦计部十六》 ：“ 武德初李袭誉摄太府少卿，太宗东讨王（世）充，以袭誉摄潞州总管，委之转运，以馈大军。”可知李袭誉被征召入朝当在武德元年（６１８） ，则段纶入蜀实与接替李袭誉无关，故二人于巴蜀一度为同僚。
《续高僧传》 所载，除解释了李唐招抚巴蜀的具体过程外，亦侧面介绍了诸人的不同职责。 詹俊、李仲衮作为最初入蜀的使者，其任务大概只限于沿途招抚地方归降李唐，职权有限，故而当释道会请求亲自率徒众招纳巴东一带时却“为使淹留” 。不过据《旧唐书》所载，袁天纲于“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表明詹俊等人对归附者亦有赤牒授官之权。 段纶作为蜀郡太守、益州刺史（总管） ，其入蜀后当即地方最高长官，负责辖内一应事务，文中释道会欲改观为寺，须先请得段纶陈牒方可行事，恰说明这一点。李袭誉之“安抚大使” 当即“蜀汉道招慰大使” ，由文中可知其职责在于“ 巡查州县” ，至于其身边的军队，当即入蜀时所携“汉川之众” 。
综上可知，义宁元年十二月，唐高祖率先遣詹俊、李仲衮二人为使，对巴蜀地方进行招抚，为李唐政权接手巴蜀打下基础。 次年初，高祖拜段纶为蜀郡太守，使其主持蜀地大小事宜，表明李唐正式接管蜀地。大概同时期，高祖又授归附于己的山南大族李袭誉为蜀汉道招慰大使，命其率族属巡查州县，并拥有“ 承制封拜” 的权力。
必须强调的是，李袭誉归唐对安抚巴蜀地区虽起到一定作用，但李袭誉家族的影响力主要在安康附近区域，即山南一带，而该区域由于郡县多有不附，高祖已先后拜马元规、李瑷等安抚山南，专职山南地区的招降抚慰，武德元年尚有南阳郡丞吕子臧降唐，并与马元规并击朱粲的记载，可见李袭誉本人并未参与对山南的招抚。以此睽之，李袭誉附唐后，其以山南豪族的身份却担任蜀汉道招慰大使，负责巡查与己关联有限的蜀地州县，这更像是李唐彰显对蜀地权力接管的手段，实际效果有限，而象征意义更浓。
事实上，自李孝恭安抚山南、招降巴蜀后，无论是率先入蜀的詹俊等人，还是以地方长官身份到职的段纶，亦或是巡抚各地的李袭誉，均是巴蜀归唐不可或缺的阶段之一，他们分别代表了李唐政权对巴蜀地区掌控程度的不同阶段。《大唐创业起居注》 载义宁二年三月隋恭帝进李渊为相国的册文曰：“三蜀奥区，一都之会，夷民纷杂，蛮陬荒梗。王发一介之使，降咫尺之书，而灵关洞开，剑阁无隘。此又王之功也。”可见义宁二年高祖登基前，已通过招抚的方式将巴蜀纳入李唐辖境。册文既肯定了詹俊、李仲衮使蜀的作用，在时间上亦与前文所言段纶于义宁元年初入蜀就职相印证。
二、巴蜀平稳归唐之因
巴蜀归唐是李唐草创之初的重要事件，此后高祖西征薛仁杲、东征王世充、南征萧铣时均得巴蜀之力，可见收服巴蜀是李唐统一天下的关键一步。 而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巴蜀之境全无反抗，李唐极为轻易地便取得对巴蜀的控制，这不禁令人疑惑。小编认为，巴蜀之所以平稳归唐，主要在于隋末当地行政失序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高祖起兵之初打出匡扶杨隋的旗号有关。
（一） 行政失序：隋末巴蜀地区的权力真空
巴蜀地区作为西南边陲，本是隋朝遏制诸少数民族政权的重地，但由于隋文帝晚年废蜀王杨秀一事牵涉太广，以及隋末天下大乱带来的影响，隋朝末年巴蜀地区的行政陷入了失序，该地区实际处于基层权力真空的状态。
隋朝控制巴蜀的重要手段即宗王出镇。隋文帝登基后不久，便于要地置大总管府，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其第四子杨秀即于此时改封蜀王，出任益州大总管，开皇十二年（５９２） 虽一度入朝，但旋即复镇蜀地。 杨秀前后镇蜀二十余年，超过隋朝存续时长的一半，无疑是隋朝统治巴蜀的重要部分。
仁寿二年（６０２） 杨秀被废，隋文帝因此大兴牢狱，“与相连坐者百余人”，如朝中右卫大将军元胄“坐与交通，除名”，治书侍御史柳彧曾赠书杨秀，“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 可见文帝惩处杨秀之党的决心与力度。为穷治杨秀党羽，文帝甚至遣赵仲卿前往杨秀坐镇日久的益州追查，《隋书》卷７4《酷吏·赵仲卿传》 ：
蜀王秀之得罪，奉诏往益州穷按之。 秀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 上以为能，赏婢奴五十口，黄金二百两，米粟五千石，奇宝杂物称是。
赵仲卿在益州大肆惩治杨秀旧人，凡与杨秀有交往者均深文致法，而杨秀镇蜀二十年，与益州各级官吏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以至于大多数当地州县官吏因此连坐。《隋书》 所载相关事例甚多，如苏沙罗于开皇元年随杨秀镇蜀，历任资州刺史、邛州刺史、检校益州总管长史等职，杨秀被废后即“除名，卒于家”；柳俭本为蓬州刺史，杨秀镇蜀时“ 列上其事，迁邛州刺史” ，此时亦“ 坐与交通，免职”；耿询本为官奴，“ 后赐蜀王秀，从往益州， 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虽有王仁恭、源师未受责处，但二人传记中明言“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秀废之后，益州官属多相连坐”，亦表明他们不过是规模宏大的蜀王被废案中的幸免者罢了。 由此可以推断，经过杨秀一事，益州地区的官吏大都受其牵连，而这无疑会大大影响巴蜀地区的基层行政。
杨秀被废后不久隋炀帝继位，大业二年（６０６）七月即下诏“ 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资治通鉴》载隋炀帝“颇惜名位，群臣当进职者，多令兼假而已，虽有阙员，留而不补”。 可见此时隋朝官吏的升降补缺体系受到破坏，大量官职实际空缺，仅以兼职等方式履行职能。 这里的“ 兼职”大概即指使职。宁志新先生指出，相较于前代，隋朝的使职不仅种类繁多，且具有久设不废、相互兼充的特点，并认为这是隋朝州（郡）县两级制所导致的。 无论怎样，使职的大量充斥与官阶秩序的停滞，必然会带来行政体系的混乱以及行政效率的低下。
此时的益州刚刚经过蜀王案的风波，大量官员连坐解职，本就人手不足，不难预料，隋炀帝统治下的巴蜀地区必然面临官吏大量缺员，基层统治出现进一步乏力的问题。 而随着隋炀帝后期移驾江南，中原丧乱，各地义军蜂起，巴蜀与隋朝中央政府的联系被隔断，此时恐怕连使职的官员也难以到任，隋朝于巴蜀地区的统治当已摇摇欲坠了。 或许也正由于此，在李唐安抚巴蜀的过程中才会极少出现隋朝原任官吏的记载。
除行政失序外，军事力量的抽调亦是隋朝于巴蜀地区权力真空的原因。 义宁元年七月，隋炀帝命各处支援东都，其中有“将军王隆帅邛黄蛮”一支，“邛黄蛮”史无具载，《新唐书》 记南蛮有“邛部六姓”，或即其族属。 武德二年（６１９） 正月，“隋将军王隆帅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以山南兵始至东都”，可见王隆所将不止邛黄蛮，主要是山南地区的军队，且另有张镇周、苏世长等部同往。 此数人中，王隆始终追随王世充，最终兵败被杀，张镇周、苏世长降唐，而随他们入关的山南军队则始终活动于关中区域。 有学者据此认为，山南地区在王世充镇洛时始终承担着督运与兵员的作用，而这无疑会削弱隋朝在巴蜀当地的军事力量，为李唐收抚巴蜀减小阻碍。
（二） 顺应人心：李唐“ 匡复隋室” 口号的作用
前文论述了隋末王朝于巴蜀地区的权力真空，但即便如此，该地名义上仍处于隋朝统治下，未受战火侵扰的各郡县当尚有一战之力，可为何他们纷纷接受了李唐的招抚呢？小编认为这与李渊起兵之初所举“ 匡复隋室” 的口号有关。
在传统史料的记载中，隋末群雄纷起，大批农民起义竞以反隋为旗号，似乎呈现出隋朝“人心尽失”的局面，如李密传檄所言“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 然而细考各势力的发展始末就会发现，隋末群雄所反实为隋炀帝个人，而非隋朝统治的合法性。相反，隋朝作为王统的正当性始终存在，并成为各方势力立国逐鹿的根本。 如窦建德出身河北，本是最早起兵反抗隋炀帝的农民军势力之一，但隋炀帝死讯传至后，他却向部下表示“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君讨之” ，摇身一变为隋之属民，其属孔德绍亦认为宇文化及“行弑逆之祸，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可见隋炀帝虽受天下唾弃，但其自身代表的王统却为各方承认，隋王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仍是群雄不得不妥善解释的关键问题。
正由于此，李渊起兵之初便屡屡强调其所为乃“匡复隋室”之义举，如突厥来信要求李渊自立，渊遂自言：
非有天命，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须尽节。 主忧臣辱，当未立功，欲举义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长恶无君，可谓阶乱之人，非复尊隋之事。
此后裴寂等人劝谏李渊，请以伊尹、霍光为故事，“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这才勉强同意，但仍表示 “事机相迫，不得不尔。虽失意于后主，幸未负于先帝”，以示绝不负隋。 而在李渊正式起兵的《举义旗誓众文》中，其以隋室勋贵后胤的身份喊出“苟利社稷，专之可也。 废昏立明，敢遵故实”的口号，表明起兵的目的是为了“ 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鸿绩” ，为此不惜起誓“ 从我同盟，无为贰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李渊将起兵的理由定为“ 废昏立明” ，即表示其仅反对隋炀帝个人，而非动摇隋朝统治的根基，以此将自己包装为隋朝忠臣的形象。 牛致功先生认为，李渊“尊隋”是由于称帝时机尚不成熟，此说为是。 而之所以时机未到，自然由于隋室仍为天下奉为共主，各地亦多有为隋坚守的郡县，尤其关中地区本即隋朝腹心之地，精锐尚多。李渊既定计夺取关中，其自身实力又十分有限，那么树起“ 匡复隋室” 的大旗，以缓和与各地守军的立场冲突，就不难理解了。
从随后发展来看，李渊“匡复隋室”的口号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义宁元年七月癸丑李渊发兵晋阳，“移檄郡县，谕以尊立代王之意”，向长安进军，此后除霍邑、河东二城抵抗较为激烈外，一路指麾而定，从者如流，如李渊进至壶口时，“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待其济河后，又有“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 最为重要的是，大量隋朝委任的地方官吏向李渊献城、献款，如九月“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谟，以蒲津、中潬二城降”，又如《大唐创业起居注》载：
（九月）丙辰，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举郡归义。 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遣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欸，仍便应接河西关上兵马。又京兆万年、醴泉等诸县，皆遣使至。
李渊攻克长安后，归降者更多，除窦琎、萧瑀举扶风、河池献城外，“榆林、灵武、五原、平源、安定诸郡，并举城降，并遣使诣义军请命”，李唐不费一兵一卒便将河西收入囊中。相较于其他隋末势力，李渊举义之初虽同样历经苦战，但大批隋朝官吏的献城、献款无疑为他进军长安扫除了阻碍，大大加快了李唐平定关中的进度。其中除李渊凭个人关系的劝告招揽外，“匡复隋室” 的口号无疑影响了各郡县官吏内心对李渊的倾向。 也正是在河西各地闻风归附后不久，李渊“ 遣书发使，慰喻巴蜀”，不难理解，与蜀地全无关联的李唐政权若想成功招抚巴蜀，除克定关中之兵威，就惟有依靠“ 匡复隋室” 的旗帜口号。
由上文可知，李唐顺利招抚蜀地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末当地行政秩序混乱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李唐初起时顺应人心的“尊隋”口号。易言之，正由于隋朝实际丧失了对巴蜀的控制，但名义上又获得当地士民的认同，这才给了李唐趁虚而入的机会。 对巴蜀归唐一事的探析，实则反映出作为中央政权的隋王朝，其对边缘地带巴蜀地区的统治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以至于王朝行至末年国力衰微时，仍可通过法统维系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李唐亦得以之假借隋室之名，兵不血刃拿下巴蜀。
三、隋、唐初时的巴蜀：从“人好为乱” 到“蜀兵脆弱”
巴蜀作为西南边陲之地，地势关键而又民风彪悍，故于隋唐长期受到中央政权的压制与控制。正由于此，巴蜀虽于隋初一度被视为“人好为乱”之地，但到唐初时已被称为“蜀兵脆弱” 。 时人对巴蜀印象的前后反差，正体现出在中原王朝强硬治理下，巴蜀地区力量的日益衰减，以及其作为地域的独立性不断被削弱。
（一） 乱后求稳：隋朝统治下的巴蜀
众所周知，隋朝由杨坚凭外戚身份夺权建立，根基不深，权位不牢，故其执政之初便受到北周旧臣的激烈反抗，如王谦就曾在巴蜀发动响应尉迟迥的叛乱。叛乱平定后，杨坚仍心有余悸，遂以“巴蜀阻险，人好为乱”为由，毁剑阁之路，以坏巴蜀地险。到其登基后，便正式下令以第四子杨秀镇蜀，藉此加强对巴蜀的控制，稳定地方秩序。
杨秀镇蜀二十载，是隋朝统治巴蜀的关键时期，但有关其镇蜀的具体措施，史书所言甚少，仅于《隋书·元岩传》 中称“ 蜀王性好奢侈，尝欲取獠口以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药”，将杨秀描绘成无恶不作、丧心病狂的形象。然而，杨秀于隋朝被废为庶人，禁锢终生，其负面形象大概是隋朝官方确立的定论，《隋书》 中的记载只是对隋朝诸多史籍的沿袭。 易言之，《隋书》所见对杨秀的记载，极可能是继承隋朝官方立场对杨秀的抹黑，而非其真实事迹。 事实上，从各方史籍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大致能勾勒出杨秀镇蜀时期的几个侧面。
首先，《隋书》中多有为杨秀任举的官员，但他们却大多才能出众，政绩斐然。 如柳俭以仁明著称，在任蓬州刺史时 “狱讼者庭遣，不为文书，约束佐史，从容而已。 狱无系囚” ，因而受杨秀推荐，迁为邛州刺史， “在职十余年，萌夷悦服”。再如苏孝慈兄子苏沙罗是最早跟随杨秀镇蜀者，他出身将门，前后跟随史万岁、段文振等征讨巴蜀叛人，亦屡立战功。 可以说，杨秀被废一案虽牵涉甚广，大量官员因此被免职，但史籍中却全无杨秀党结属官为非作歹的记载，这恰恰反证杨秀镇蜀时大概吏治清明，所用亦大多得当。
其次，杨秀镇蜀时对文人大加招揽，如辛德源文采斐然，注有《春秋三传》３０卷、《扬子法言》２３卷，于是“ 蜀王秀闻其名而引之，居数岁，奏以为掾。 后转咨议参军”。杨秀尤其礼遇名僧，如长安高僧释善胄，“开皇将末，蜀王秀镇部梁益，携与同行”；释惠宽本即益州绵竹人，“随蜀王秀在益，请入城内，妃为造精舍，镇恒供养”；再如释法进亦蜀人，杨秀知其大名，遂遣参军延请，参军辞道：“承有道德，如请不来，当申俗法。”杨秀回应：“不须威逼，但以理延，明当达此。”其余种种不胜枚举。不可否认，杨秀尊奉其名僧与杨氏信仰佛教的家族传统有关，但客观来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融合，佛教已逐渐转化为适应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信仰；即“能使封建统治者坐致太平”，这也是佛教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肆传播的原因之一。
到了隋朝，佛教发展达到巅峰，这一方面源于杨坚本人对佛教的信仰，另一方面亦由于佛教对隋朝治理地方有所助力。 如颜尚文对隋朝定州《龙藏寺碑》 展开研究，认为该碑“不但意涵隋文帝潜藏帝业于此，且含藏着佛教治国政策之理想蓝图”，正显示出佛教对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价值。《续高僧传》中亦多有蜀地民众因佛法而向善的例子，如释植相圆寂后，“其山四面獠民见其坐亡，皆来叹异，礼拜供养，改俗行善”。 以此揆之，杨秀致力文教，于蜀地推广佛法，无论其主观上出于何因，但于客观上总有利于加强隋朝对巴蜀地区的管控，促进当地的稳定。
除杨秀事外，出土墓志隋代《杨休墓志铭》的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杨休墓志铭》载：“ （开皇元年） 其年七月，重除泸州刺史……牧泸蕃之时，巴夷共处，强以侵弱，竞相凌掠，公拯溺抑豪，风俗大改……”杨休曾于开皇元年时出任巴蜀南部的泸州刺史，而泸州作为偏远的巴蜀腹地，盛行“强以侵弱，竞相凌掠” 的风气，杨休对此采取了“拯溺抑豪” 的手段，大概即打击当地霸道豪强，维持地区治安稳定，借此“风俗大改” 。通过杨休的事例可以窥见隋朝对巴蜀地区的治理重在维稳。
杨秀被废后，隋朝于巴蜀的统治亦罕有记载，但隋炀帝甫一登基便罢天下总管府，自然又加强了隋朝中央对巴蜀的直接控制。隋朝的总管府制度沿用于北周，隋文帝践祚后更“ 以并、益、荆、扬四州置大总管” ， 其中 “并、 益、 扬三州以亲王临统”，此数地或曾为敌境，或身处边境，故成为隋朝重点管控的区域。艾冲分析认为，总管府之所以为隋炀帝废置，是由于总管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身居长安的隋炀帝产生了威胁，隋炀帝罢职总管府，正是要“改地方集权为分权，以免与中央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炀帝罢置总管府之举虽削弱了巴蜀以地方对抗中央的风险，但同时也弱化了对巴蜀地区的深入控制，影响了当地的行政、军事力量，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巴蜀归唐奠定了基础。
通过上文研究可知，有隋一代对巴蜀地区的治理既重视维稳，又欲加强控制。 隋文帝以子杨秀为益州总管镇蜀二十载而不易，正是要尽可能稳固对巴蜀的统治。即使在大业时期，炀帝虽耗费民力、征伐无度，但巴蜀地区却“复不预及”，足见隋朝对巴蜀稳定统治的重视。 而在国家注重吏治、加强文教、改善风俗的举措下，蜀地亦逐渐摆脱隋初“ 人好为乱” 的形势，实现了地区的稳定，这才导致隋末丧乱时巴蜀平稳之局面。
（二） 铁腕统治：唐初的蜀地治理
巴蜀之地经过隋朝的休养生息，于隋末大乱时平稳纳入李唐统治下，就此成为李唐逐鹿天下的大后方。 而由于巴蜀本就存在地方权利真空的现象，又由于李唐势力尚弱，以致巴蜀一度出现“长吏横恣，赃污狼藉”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尚未统一天下的李唐并无足够的精力予以治理，故而对巴蜀采取了更为严厉粗暴的统治。
首先，李唐前后所任巴蜀地区的官员多凶狠严厉，手段残忍。 如益州总管段纶，《册府元龟》卷６９８《 牧守部二十八》载：
唐段纶，高祖武德中为益州总管。于时巴蜀初降，得以便宜行事，承制拜授。益州富饶，而纶生杀自已，乃高下恣情，多所凌傲。
段纶作为巴蜀归唐后第一任益州总管，具有行事自专的权力，故而在益州“生杀自已” “多所凌傲”，可谓专横无比。 大概正由于其行事太过狠厉，不久便为人诬告谋反，虽高祖查验无状，但还是将其召唤回京，以暂缓与当地士民的矛盾。
武德三年（６２０）高祖以李世民遥领益州总管，蜀地实际则由益州左仆射窦轨坐镇，直至贞观元年（６２７）方才调任，是唐初镇蜀时间最久者。窦轨上任之初同样获得“许以便宜从事”的权力，而其在益州专断横行，残忍滥杀，行事较段纶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唐书》 载其事迹：
轨每临戎对寇，或经旬月，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贵贱少长，不恭命即立斩之。 每日吏士多被鞭挞，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
窦轨以严刑重罚驾驭部下，以至于从其入蜀之僚属“所斩略尽” 。 而其对待巴蜀当地士民同样凶残无比，如史籍中多有窦轨讨伐巴蜀造反獠人的记载，贞观元年窦轨再以当地獠民造反为由请求发兵征讨，太宗却认为獠人风俗与中原有异，“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
从太宗言语来看，其对窦轨一昧镇压獠人的行为并不赞同，而獠民之所以屡屡叛乱，或许正是对窦轨所施行的残酷政策不满导致的。 由上文可知，唐初在选派益州总管之人选时，往往采用凶残暴戾之士，即便此举引起当地不满亦未有改易。 不难推断，这当是李唐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而有意为之。
其次，李唐对巴蜀当地豪强酋帅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巴蜀豪强作为巴蜀地域范围内的地方势力，对当地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是中央政权控制巴蜀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势力即纷纷争夺巴蜀豪右的支持，以稳固其在当地的统治。 巴蜀归唐之初，当地豪强大都向李唐献款，如李袭誉便以家族部曲归顺长安，这为李唐稳定在巴蜀的统治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但随着李唐政权逐步稳固在巴蜀的统治，具有相当地方影响力、独立倾向的巴蜀豪强便自然成为李唐志在削弱的对象。
李唐限制巴蜀豪强的手段之一即以人质胁迫。 如武德二年高祖以李孝恭为信州总管，他治蜀时即“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也”，将巴蜀豪强子弟作为人质，此举使其随后攻取萧铣时获得巴蜀豪强们的支持。 此外有韦仁寿任职南宁，其在任期间号称“法令清肃，人怀欢悦” ，但他入朝后，蛮夷父老“ 因遣子弟随之入朝”。 韦仁寿虽身处南中，但其所为却与李孝恭相埒，均是以蛮夷子弟为人质。 此外，李唐亦采取“回避” 的手段，对巴蜀地区的任官人选严加限制，将当地豪强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以此削弱巴蜀豪强对当地的影响力。
隋朝与唐初在巴蜀治理的问题上看似采取了不同手段，但实则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从根本上强化对巴蜀地区的控制。 通过隋至唐初的治理，巴蜀地区的力量不断被削弱，其作为地域的独立性不断减小，最终成为受中央王朝严密管控的领域。 如武德七年杨文干之乱时，高祖许诺立世民为太子，打算徙建成为蜀王，其因即“ 地既僻小易制”；《 资治通鉴》载其事时则直言“ 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可以说，由隋初之“人好为乱” 到唐初之“蜀兵脆弱” ，其暗含的正是隋唐两代国家权力对巴蜀的不断渗透，体现了巴蜀地区的逐步稳定以及对中央政权的服从。
许倬云先生曾将中国历史视为 “道路” “经济” 等数个体系的叠合，而未被体系包容在内的空隙即“化外”。 在传统华夏文明的网络中，位置悬远、地势险峻的巴蜀不仅是政治、军事意义上的“边陲” ，同时亦属于许先生所指的“化外” 。 鲁西奇先生将这类区域进而称为“内地的边缘” ，认为它们虽在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却并未真正纳入国家的管控体系之中。 以此度之，秦汉时期的巴蜀长期附属于中原王朝统治之下，但却屡屡与之产生冲突，其内涵虽与鲁先生所指不一致，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不谋而合。
然而，“内地的边缘” 之所以难为国家管控，主要在于双方交通、文化等方面的隔离。 而随着秦汉以降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统一王朝国力的日盛，以上问题得到了相当的缓解。 如巴蜀地区的交通在汉唐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佛教等宗教文化亦在蜀地大肆传播，这些最终促进了巴蜀人士的逐渐“华夏化”。 随着巴蜀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日益紧密，“内地” 与“边缘” 的距离不断拉近，巴蜀的稳定与否则越来越受中原政治局势的影响。 可以说，隋唐易代之际的巴蜀之所以平稳归唐，关键在于有隋一代国家权力对巴蜀地区的深度渗透，同时在隋末之际又出现的地方统治失序。 而由隋至唐初，中央政权始终秉持强硬治蜀的态度，更体现出中原王朝对巴蜀控制的不断持续，这正是巴蜀逐渐脱离“边缘”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