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复仇》共2篇，分为《复仇》和《复仇（其二）》，创作于1924年12月20日，又一同发表在1924年12月29日《语丝》周刊第7期上。这两篇作品属于同一母题的两个故事。

《复仇》写的是一对男女持刀对立于旷野之上，引起了民众的围观，通过这个事情揭示出了看客，这是鲁迅一贯的批判。《复仇（其二）》跟《复仇》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复仇（其二）》是鲁迅以“耶稣受难”为题材的作品，直接取材于《圣经》中的《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以记叙性语言讲了耶稣受审、被判死刑、被钉十字架以及安葬的全过程，是一个以讲述情节为中心的叙述性结构。而《复仇（其二）》却以抒情、议论性的语言重点讲述了耶稣受难时的现实困境及其心理体验。

耶稣因何复仇，向谁复仇，如何复仇，复仇的意义如何，构成了这一文本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耶稣作为一种具有神意的先知的觉醒的人，以牺牲来爱世人，这是无疑是一种无私而纯洁的爱。从神子到人子的身份转变使得耶稣的神圣性似乎脱落了，他的冠冕不再，甚至被戏弄而戴上的冠冕也不再，有的是人性对辜负苦难的体验和超越。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路人意欲观看他的死亡，十字架带来的是痛楚和咒诅的经验，是恨的复仇情绪。然而同时，他的牺牲却带来新的希望与拯救，他的生命经验指向了拯救之成全的大欢喜与大悲悯。

鲁迅就是抓住了耶稣信心动摇的一瞬间，并将其作为抒情的中心。疼痛与悲哀，以及悲痛到极点之后冲决而出的呐喊，打破了无声的麻木。这既是对上帝或命运的反抗，也是在平庸的生命状态与蒙昧的庸众中区别自己的绝望的反抗。鲁迅笔下的耶稣具有一种自毁式冲动，他以自己之必死证明上帝之必无；上帝在离弃他的同时，也实现了他对上帝的离弃。他明知前面是十字架而偏要去钉，而既钉十字架，又不为庸众所理解，于是加倍感到“遍地都黑暗了”的悲哀。

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很明显，《复仇（其二）》跟鲁迅的《药》一样，还是在说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国民性。觉醒者们为了麻木的民众而牺牲，但民众根本不知道这牺牲为了谁？还把觉醒者的血当成“人血馒头”，以为可以治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性的悲哀，无知麻木，冷漠无情。

鲁迅说：“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为什么我们的国民性这么难改，因为我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变过。大革命之后，我们还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还是一个权力为主导的社会。

权力依旧高度的垄断，垄断于军阀。权力呈现出了明显的垄断性、等级性、封闭性和排他性。以前是垄断于君主，现在是垄断于军阀。然后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呈现出了明显的中心和周围的关系，中心就是权力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君主或者军阀，他们就是中心。

然后层层任命的官吏们就是周围，他们的权力都源自于中心点。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只需要对权力中心点负责即可。这层层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就是等级。越接近权力中心，权力就越大，越远离权力中心就越被边缘化。

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同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任何不忠诚的人都不可能被任命。这是一个封闭式的权力结构。

这种权力结构就是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大革命之后，我们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模式。所以我们还是一个人治社会，一个专制社会，一个等级社会，民众饱受压迫、剥削和奴役。在高压统治下，他们只能继续表现出很强的奴性，奴性十足。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充当看客，匍匐于权力脚下，见到官吏就称呼“大老爷”。

专制与国民性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性，什么样的国民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专制导致奴性，奴性成就专制。所以难以改变，命运依旧如此。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复仇（其二）》

孙士棋.浪漫新编与复仇路径：重读《复仇（其二）》

韦文语.论鲁迅《野草·复仇》的生命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