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这个故事跟《商三官》这个故事有点类似,故事说的是侠女本来生于官宦之家,她的父亲官居司马,但不知道怎么的,被仇人陷害,全家被诛杀,只有侠女背着母亲逃了出来,但落入赤贫的境地。
母女二人“不举火者经日”,仅靠女红为生。后来得到了邻里顾生的照顾,对于邻里顾生的帮助,她虽非常感激,但这位“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的侠女,不愿以身相许嫁给顾生,默然不许顾生的求婚。
她为了回报顾生的情义,落落大方地出入顾家,帮他操持家务,又以自己异人的武艺,诛除了迷惑顾生的狐狸精。她看顾生着实贫困无力娶妻,就与顾生同居,为他生了个儿子,但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她有深谋远虑,在母亲未终、父仇未报之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波折,她都没有泄露自己的行踪和打算。最后,取了仇人之首,遂了报仇的夙愿,也仍然为了顾生父子的安全,没有暴露名姓,毅然告别顾生,“一闪如电,誉尔间遂不复见”。
蒲松龄的《侠女》中最后依然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好人得到了好报,侠女报了仇,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这背后其实寄托了蒲松龄的一种“圣君清官侠客”梦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论。
专制社会中,民众的“圣君清官侠客”梦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曾说: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以为只要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
凡是期盼着救世主的国家和民族,十有八九迎来的会是专制暴政。随着权力的垄断,无法制约,统治者利用权力肆意忘形,开始盘剥、压榨权力中的被支配者,使得权力成为其一己一家一姓服务的工具。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权力是垄断的,蒲松龄时代就是垄断于君主,即君主专制。君主专制下,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君主掌握全天下臣民的生杀大权和一切法律的最终裁量权。也就是说,全天下除了君主都是臣民,都是奴才,呈现出了一种主奴结构形态。君主拥有最终裁量权,也就意味着君主超越法律之上,权大于法,任何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一个决定。所以说,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衡、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君主的权力。
当然,君主不可能一个人行使权力,他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集团来行使。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方式来完成权力的行使,权力呈现出了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因为官吏行使权力是得到授权的,等于官吏们也拥有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于是一个个官吏权势熏天,“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权力来源于君主、上级,他们任命、升迁取决于上级,意味着他们只需要把上级伺候好就行了,只需要讨得上级欢心就行了,而根本不需要看人民的脸色。社会治理自然充满了武断、任性、野蛮和暴力。他们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做任何事情,贪赃枉法,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压迫民众。
所以,面对社会的强暴和不公,百姓往往寄希望于想象中的清官来伸张正义拯世济民,但清官的微光并不足以对抗浓重的社会黑暗。而且清官也是官吏,他最终还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于是人们更寄望于传闻中的侠客来铲除不平,救民于困厄。
也就是说,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老百姓无法期待自由、法治带来的王道乐土、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时候,就只能期待圣人明君。圣人明君无法期待的时候,只能期待清官。清官没有的时候,只能期待侠客。
而这些大侠们无不心地善良、替天行道、主持公道、救苦救难、不畏权贵、惩恶扬善,并且老百姓只要有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他们四海为家、浪迹天涯、无拘无束、逍遥自由,他们笑傲江湖、快意恩仇,仗剑江湖,该出手时就出手。
如果侠客没有的时候呢?那就只能期待把自己化身为侠客了。当一个社会人人都把自己化身为侠客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便进入到了一个黑暗时代。就是蒲松龄所在的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等级森严,政治黑暗,社会充满了不平、不公,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水深火热。
所以说,无论是圣君清官,还是所谓的侠客,不仅是下层人民对社会现实、对生存状态不满的产物,又是底层民众超人崇拜心理的结晶。因为圣君清官也好,侠客也罢,都是有权有势,要么武艺高强,或者有点能力,要不然他们怎么出来打抱不平呢?
民众的“圣君清官侠客”梦说白了还是一种人治思维,寄托于人的身上,也就是寄托于“明君”“清官”身上,根本没有“法治”的保障。这个梦越强烈,就越说明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公平,正义缺乏,等级和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