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是春秋战国时名家的代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辩题。

这从庄子书可以得到这个信息。

都说儒墨是春秋显学，但是，庄子《天下篇》说的最多的还是名家。在庄子的《齐物论》中，所齐之论，主要齐的是名家的对事物的分割，齐的是彼此、是非、然与不然的逻辑性辩题。名家的另一位大师惠施，既是庄子的辩友，也是同乡好友，名家的影响对道家来说，的确是深刻的。

名实关系不是纯形式逻辑

后学者谈“白马非马”，是清一色的批评，都认为公孙龙子辩说白马不是马，这也太荒唐了。

其实，这个命题的错与对，很大程度上要看你是从什么视角去看。

先秦名家讲的是名实关系，什么样的名对应着什么样的实，这可以视作为一种下定义的方法论。“名”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名称，比如，某人叫二个麻子，这只是一个名，对古人而言，他的“名分”才是对具体的人的定义，才算得上是“正名"，他是杀猪的，还是七品芝麻官，这才是名实之学所关心的。

所有的正名，最终都是政治学，过程中的逻辑运用只是工具，而名学作为一种系统，不等于形式逻辑的建立。

所以，我们不能从单纯的形式逻辑的视角去评价名家。

“白马”之实与“马”之名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固曰白马非马也。＂

公孙龙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他的落脚点不是形式逻辑，那样，就真如后人所批评的，成了诡辩了。

公孙龙的落脚点是名实关系，“非”这个词在古代多指：不等于，不同于。

马之名对应的是马的共相，白马之名对应的是具体可以感觉的马，这就是公孙龙说的“指”，是以感觉为依据的人类认知方式。具体的白马可以指，共相的马不可以指，这才是公孙龙想区别的概念，所以，他谈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以“指”为基础的认识论原则。

如是而论，”白马“之实，当然与”马“之名不对当。用公孙龙的话来说，这叫”不位“，不位所以正之。

正名，最终正的是帝王之名

公孙龙为什么会搞出这么个古怪的辩题呢，为什么要把感官的对象的“白马"与逻辑对象的"马"区分开来呢？

它的时代意义又是什么？

有这么一段记载，平原君解邯郸之围，立了大功，但是，公孙龙却反对为平原君请功封地，认为解邯郸之围非一人之力，个人不能代替全体，你平原君也就是个“白马”，又怎么能乱“马”之位，贪天下之功为已功？

天下是王的天下，王是马，平原君是白马，名不正，则言不顺。

正如今天，如果一个基层的小官吏，动不动就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行已之私，岂不是恰好落入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陷阱中了？

共相如何推定？

话又说回来，白马是马吗？

当然是，不然就可以叫白猪了；白马等于马吗？当然不等于。因为一是个别，一是整体，就这一点而言，白马非马的命题没有错。

我们用手一指马棚，呼白马出来，出来的断然是白马，而不会是黑马、黄马、骊马；我们用手一指马棚，呼马出来，则所有的马都出来了。马是无差别的类概念，但是，在公孙龙的表述中，有意无意地把白马、黑马、黄马一切具体的马都对立起来了。

庄子的反击的角度是哲学的。

他没有说“白马非马”不成立，而是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是公孙龙的表述反了。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齐物论》。

你与其说辩白马不是马，不如直说马不是白马；你与其说物指不是指，不如直说指不是物指。当你说白马非马时，你等于否定了白马，然而，当你把所有具体的马都否定了，共相的马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真理性的认知，是承认所有的马都是合理的。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

夫风吹万，众窍使然，其千回百转，都是“咸其自取”，所谓共相，或者说公孙龙所比附的那个了不起的帝王，并不是什么“真宰”，在千回百转的声籁背后，并没有什么决定它们特性的“怒者”，天籁不过是万物共存的自然而然的法则，这才是道的原则：平视天下。

既然天下是平等的，则物莫非指，无指不指，天下一指也；万物皆马，无马不马，万物一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