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是决定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要年头，从一开始便是不平静的。

也就是这一年，毛主席进行了生前最后一次离京巡察，并在长沙长久驻足。

同年年底，周恩来抱病飞往长沙，面见毛主席。

而周恩来前脚刚走，王洪文后脚就乘坐另一架飞机跟去了。

在长沙，周恩来和毛主席一共进行了五次谈话。

五次谈话中四次，王洪文都在场，其中一次，毛主席用手指着一旁的王洪文，同周恩来直言：“他没有邓小平强。”

而还有一次，毛主席则专门支开了王洪文，单独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并在谈话中提到：“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

后来周恩来回京，将毛主席的谈话向中央做了传达，获得了政治局的赞同，并随后在接下来的党、政府、军队领导人事安排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沙谈话。

甚至可以说，长沙谈话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197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究竟谈了什么？又为什么能够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呢？

1974年，一开始就是伴随着斗争开始的。

年初，联合国召开第六次特别会议，这同时也是中国（自1971年10月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首次联大会议，意义非同一般。

而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全权主持外事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这时候已经病得十分重了。

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参加这样规格的重要会议。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代替他去。

而对于这个人选，周恩来和毛主席心意相通，一致决定让邓小平去。

彼时，邓小平已经从江西回到了北京，开始循序渐进地恢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

尤其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73年年底，邓小平实际上已经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并开始全面参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鉴于这些，毛主席于是提议，让邓小平代替周恩来出席联大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

对邓小平来说，这也将是他自复出以来首次担任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使命。

毛主席的用意明显，就是要邓小平在国际上露脸，并正式确立其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而对此，江青一伙却闹着不干了。

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言

在他们眼中，邓小平显然已经成为了他们前进路上的最大拦路石，于是不顾一切公然阻拦邓小平出国。

为此，毛主席于1974年3月直接写给江青一封信，信中，毛主席开门见山，直接点明：“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

江青读信，无可奈何。

几天后，毛主席又亲自审阅通过了邓小平准备的在联大会议上的讲稿。

紧接着，邓小平正式登上了飞往联合国的飞机，出发前，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亲自为邓小平送行，同时也是明确表明自己对邓小平的支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绝伦的演讲，清晰阐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赢得好评一片。

消息传回国内，毛主席和周恩来由衷地感到欣慰。

尤其是周恩来，在此之前，他的癌症病情加重，每天尿血从几十毫升已经上升到了100~200毫升，每个星期都要输血两次。

但是他依然坚守在中南海，而没有去医院。

因为周恩来清楚地知道，尽管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露了脸，但是毕竟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还没能完全稳定下来。

邓小平在联合国

周恩来担心，一旦自己住院，邓小平会受到为难，为此，他要在自己病倒之前，安排好邓小平的实际权力。

一直到邓小平顺利出席联大会议，取得成绩，周恩来才暂时放心，住进了距离中南海不远的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

与此同时，同年7月，81岁的毛主席从北京火车站登上了专列，开始了他生前最后一次离京巡察。

这一次行程，毛主席尤其在长沙待了许久。

而毛主席在长沙休养之际，殊不知，几千里之外的北京却面临一场严重的斗争。

叶剑英、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内，以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为首，进行着坚定而策略的斗争。

而当时，事实上，毛主席在专列抵达第一站武汉，而未到达长沙之前，就曾让自己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要他传达自己有关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

但是王洪文却悄悄地将主席的指示对周恩来等封锁，而率先传达给了江青等。

等到毛主席抵达长沙后，王洪文又被安排特地赶在邓小平之前，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去了一趟长沙，面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

结果，毛主席听完王洪文的话，当场就毫不留情地呵斥：“有什么意见就当面谈，回去以后你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你们不要搞帮派！”

可以说，王洪文的这次长沙之行，非但没有收获，还碰了一鼻子灰，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而他后来也显然没能领会毛主席那番话的真正意思。

1974年年底，距离四届人大开幕的时间已经不到一个月了，真正到了关系未来谁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

彼时，周恩来大大小小的手术已经做了十多次，但是手术所能维持的效果一次较一次更弱，身体每况愈下。

恰逢此时，毛主席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就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尤其是在最关键的人事任命安排上，周恩来和邓小平、李先念等绞尽脑汁，权衡许久，最终拿出了方案。

而这和王洪文方面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最终只好让远在长沙的毛主席定夺。

与此同时，为了让毛主席充分了解情况，周恩来于是决定亲自飞长沙，同毛主席作最后的协商。

当时，无论是医务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总理再三考虑，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显然受不住这样的长途奔波。

但是周恩来当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这番话，他在邓小平刚刚复出时，也曾如此嘱咐。

很显然，没人能劝得住周恩来，即便是后来有人找到了叶帅，希望叶帅劝劝总理，也不管用。

最终，叶帅只能尽最大努力安排好后方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随行的医护人员：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周总理安全回来！

1974年12月23日，处在二级医护状态下的周总理就登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

同乘机组人员回忆说，当天的总理和平时有很大区别，以往自己见总理上飞机舷梯，步履都是沉稳而有力的，但是那一天，总理走得很慢很慢，步子甚至有点虚浮，身形也明显消瘦了许多，身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只感觉总理的身子在大衣中晃悠，另外总理还戴了帽子、围巾以及口罩，状态实在令人担忧。

也是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次几乎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飞行。

而这次飞行，不意外的是，王洪文也跟着去了，只不过他并没有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

原本，周恩来在医院时，其实已经和王洪文沟通好，既然都要去长沙，那就同乘一架飞机，还能避免浪费国家资源，但是心里有鬼的王洪文拒绝了总理的提议，坚持另乘一架飞机前往。

当天晚些时候，周恩来的飞机抵达长沙，稍作休整，就和王洪文一同去见毛主席。

“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我劝了你几次了，你总是听不进去。”这是毛主席继上次严厉批评王洪文后再一次见王洪文时的开场白。

王洪文当场就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地连说：“不搞了，以后不搞了。”

彼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不大好，自1972年以后，双腿双脚就肿胀得厉害，深受病痛折磨。

毛主席批评完王洪文，又接着提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坦言：“从明年1月起，我就不见外宾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现在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不行了。”

听到这里，细心的周恩来就俯下身子，一边轻轻按摩着毛主席的小腿，一边询问道：“有没有肿胀啊？”

而毛主席也早已习惯了周恩来总理这种事无巨细的关怀，毕竟早先在北京，卧室的灯泡安哪种，周恩来都要过问，毛主席也知道周恩来当时的身体状况同样堪忧，就故作轻松道：“坐久了难免嘛，你的病情怎么样啊？”

“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问题。”周恩来同样轻松回应。

“你身体不好，等到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还能到外面走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以后就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毛主席打量着周恩来憔悴的面容，一边叮嘱道，一边又将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两人共同看好的邓小平身上。

提到邓小平，毛主席面露欣赏，并直言道：“他政治思想强。”

紧接着，一向幽默的毛主席又看了看一旁的王洪文，直接用手指着王洪文说道：“Politics比他强。”

懂英语的周恩来当下就听懂了主席的意思，两人相视一笑。

而王洪文显然没听懂，一脸木然。

说到这里，毛主席又继续指着王洪文补充道：“他没有邓小平强。”

毛主席一边说，一边还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这回听懂了，当场面露尴尬。

紧接着，周恩来一字一句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主席突然打断道：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随后，毛主席又拿起笔，在刚刚的那个“难”字前面又加了“人才”两字。

同毛主席搭档多年的周恩来总理当即默契直言：“人才难得。”

毛主席当场就哈哈笑了，点点头，转过头来对着一副洗耳恭听样的王洪文道：“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第一次谈话很快就接近了尾声，毛主席就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一同说道：“你们留下来，多住些日子吧。”

说完，毛主席冲周恩来投入征询的目光，并继续道：“留在这里谈谈，让小平留在京主持工作。”

周恩来听到主席这样说，点了点头，同意了主席的提议。

于是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在长沙一共逗留了5天，12月23日、24日、25日以及27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同主席进行了四次谈话。

12月26日的一次，则是单独和毛主席谈的。

几次谈话，毛主席先后不止一次提到了邓小平，而且每每提到都不由地面露欣赏。

而对王洪文，毛主席则进行了不止一次批评，并要他“留在长沙，好好想想，写个书面检查”，承认他自己上次瞒着周总理和政治局跑到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

12月26日那一天，是毛主席的81岁生日。

这一天，毛主席一早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当天晚上，到了晚饭时间，王洪文没有回去，而是选择了留宿韶山。

毛主席于是单独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

两个相处近50年的革命战友，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就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话题，聊了一整夜，一直聊到了次日凌晨。

这次谈话，毛主席首先聊到了王洪文，也聊到了江青。

他对周恩来坦言：“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

紧接着，毛主席又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老干部。

那时候，毛主席显然已经意识到国家需要安定团结的局面，于是不时说道：“还是安定团结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周恩来听到毛主席如此说，一脸严肃，郑重地点了点头。

另外就四届人大和国务院人事安排问题，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总理交换了意见，并再次表示：“由总理负责，邓小平协助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病重期间，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最终结束了长沙之行，带着毛主席的重托和取得了毛主席支持的党、政、军领导人事安排方案返回了北京。

当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周恩来最终坚持叫秘书搀着自己到驾驶舱里看望了负责这一次长沙之行的机组人员，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可能那个时候，总理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所幸长沙之行收获颇丰，于他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

彼时，周恩来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肠部。

而周恩来回京后，马不停蹄地当即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传达到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毛主席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重要评语。

1975年1月8日到1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紧接着13日到18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而这份报告正是毛主席授意下，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

这份报告，重申了1964年时就曾确立的正确的目标，即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这对我国20世纪的国民经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影响到了无数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真可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2月1日，周恩来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一百多人负责人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要以邓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也请小平同志主持”。

进入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肿瘤就已经广泛转移，病情恶化到晚期。

哪怕是最后一次重大手术，也没能为他延长太久的生命时间。1975年的冬天，周恩来总理是在全身疼痛加剧，靠着输液输血抗生素坚持下来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自此走完了他的光辉一生。

而他在生命最后“谱写”的长沙谈话，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发挥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