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

这是民国时期，在四川流传的一句民谣。说的是四川大邑安仁镇的刘氏家族，在短短数年内就出了三个军长，八个旅长，十五个团长，家族运势简直百年罕遇。

刘氏家族能缔造这样的神话，主要归功于刘文辉、刘湘这一对叔侄。

刘湘的名气稍大，咱们今天绕过去，主要来讲一讲号称“西康王”的刘文辉。

1895年1月10日，大邑安仁贡生刘公赞的妻子高氏，生了第六个儿子，取名刘文辉。

刘文辉有五个哥哥，值得一提的是大哥刘文渊、五哥刘文彩。

大哥刘文渊是清末廪生，旧学深厚，年轻时在家族授课，培养了大批人才，深受刘家人的尊重，刘公赞去世后，他被推为整个刘氏家族的大族长，对刘文辉的成长影响很深。

五哥刘文彩号称“刘老虎”，心狠手辣，有胆略，更善搜刮民财，刘文辉后来之所以能够“雄起”，他出力颇多。当然，刘文彩后来的恶名也让刘文辉背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刘文辉自幼聪慧不凡，十四岁即显露出了一丝枭雄气。这一年，他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据说，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的刘文辉对新式考试一无所知，但他并不慌张，进考场后大笔一挥，写下了如此豪言：“非常之世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校长看到此语，深感惊奇，召来一看，见刘文辉面相棱角分明，当场破格录取。

从陆军小学毕业后，刘文辉又考入西安陆军中学，后又于1914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文辉读的是炮科。毕业后，他被塞进了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任上尉参谋。

川军二师是一支名声很臭的部队。刘文辉刚去不久，这支部队就被驱逐出川，一路逃到汉中。在汉中，这支部队很快又激起极大民愤，陕西省议会列罪十二条，送上一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留此地地无皮“，然后将其驱逐出境。

眼见跟着刘存厚没有出路，无奈，刘文辉只好返回大邑，找大哥刘文渊商量对策。

刘文渊说，回来甚好，我领你去成都，见见咱家那个不得了的侄儿。

刘文渊口中这位”不得了的侄儿“就是刘氏家族最先崛起的刘湘。刘湘的父亲刘文纲是刘文辉的本家二哥，论年龄刘湘比刘文辉年长七岁，论辈分，他得恭敬地叫刘文辉一声”幺爸“。

”幺爸“登门求前程，身旁还站着刘氏家族德高望重的大族长，刘湘不敢拒绝，但直接安排在麾下，又觉得不妥。

思来想去，刘湘为”幺爸“刘文辉另择了一处高枝。刘湘说，咱们叔侄不要吊在一棵树上，我给”幺爸“推荐一个好去处，川军陈洪范的第八师。在那里发展起来，将来咱们叔侄也好联手对付异姓。

在刘湘的照拂下，刘文辉在陈洪范八师，由上尉参谋干起，几年工夫就升到了旅长。

1921年，见时机成熟，第二军军长刘湘索性再施援手，直接将刘文辉提拔成了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照刘湘的心思，如此用心良苦地为”幺爸“铺路架桥，”幺爸“自立门户后，自当深怀感激之情，从此对他忠顺不逆。

换是平庸之辈，刘湘之思是对的。

但放在刘文辉身上，则成了助其虎狼之志。

当时，川军第一混成旅驻防在长江重镇叙府，也就是今日的宜宾。刘文辉来到叙府后，很有枭雄见识。他认为，占据富饶之地，必须想尽办法搞钱。有钱，枪杆子才硬，枪杆子硬，地盘才能稳。想要良性循环，手腕必须刚猛。

就这样，刘文辉想到了五哥刘文彩。

刘文彩来到叙府后，刘文辉说，五哥，你放开手脚给我搞钱，我用枪杆子挺你干。

刘文彩本就是敛财的狠料。为了搞钱，他巧立名目大肆征税，强硬实行烟酒专卖。当时有个说法，刘文彩吃人不吐骨头，把税都收到了1993年。

有了钱，经济实力大增之后，刘文辉开始招兵买马。

他曾站在叙府城外的翠屏山上野心勃勃地说：“这里就是我尔后统一全川的策源地。”

刘文彩迎合说：“你未必不能当四川督军！”

在随后的岁月里，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精诚合作”，分居川东、川南，纵横捭阖，率第二军与熊克武、邓锡侯的第三军展开了激烈的川省争霸战。

乱世是枭雄的好时代。

四川盆地则是诸雄争霸的好舞台。

1922年，在川省争霸战中左右逢源，越战越强的刘文辉升任川军第9师师长。随后，他更是频登高楼，先是联手刘湘击败杨森，取得了四川帮办的头衔，跟着1927年又升任24军军长，再过两年到了1929年干脆又将四川省主席收入囊中。

那时候，刘文辉已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万人马，81县的地盘，其势力渐渐有了压过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刘湘的势头。

据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回忆，二刘渐成四川的主宰后，其父刘文辉便产生了逐鹿中原的野念。他曾找刘湘商量，他们叔侄二人应该一个打出去，另一个留在四川当后援。刘湘的想法更趋于地头王，他自己不愿出去，也不想让刘文辉出去，一心只想压住刘文辉势头，雄霸川渝两地。

那阶段，二刘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也有区别。刘文辉曾对儿子刘元彦说，当年他之所以反对蒋介石，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为了逐鹿中原，他曾在1929年12月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等联名通电反蒋，结果唐生智被击败；1930年中原大战时，他又站在阎锡山、冯玉祥一边，通电反蒋，怎奈最后关头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支持蒋介石，大事又一次搁浅。

比起刘文辉，刘湘更为韬光养晦，表面上他支持蒋介石，实际上他想借助蒋介石的力量坐稳川渝两地的霸主之位。

这一点自然是刘文辉难以容忍的。

有一桩轶事很能反映刘文辉、刘湘当时的心态。

1931年年初，刘文辉在重庆见到了刘湘的心腹谋士刘航琛。

刘文辉问刘航琛：“四川要如何才能统一？”

刘航琛含蓄一笑，代表刘湘说：“统二好了。”

在刘湘的观念中，为了握稳川渝两地，共同抵御外界强人，二刘最好不是敌人，而是大小王。但刘文辉作为锋芒很甚、野心勃勃的后来者想的却是如何一统，而不是叔侄如何达成龙虎之交。

与刘航琛的这次会面，各持己见之后，刘文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摆出积极备战的架势。这一年他花费两百万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了一大批军火，甚至还包括飞机的散件。

刘湘见“幺爸”蠢蠢欲动，有些坐不住了，随后他下令，这批军火经过万县港时，务必扣留下来。

刘文辉得知军火被扣，气势汹汹地赶到重庆，要与刘湘交涉。

刘湘却闭门不见。

这时候，刘文辉的枭雄狠劲就显露了出来。5月，他先是以30万和15万试图收买刘湘属下的师长范绍增和陈兰亭。

哪知道，范绍增袍哥秉性，义字当头，毫无保留地将实情禀告给了刘湘。

刘文辉见收买不成，找五哥刘文彩商量对策。

刘文彩够狠，他对六弟说，无毒不丈夫，这事交给我办。

随后，刘文彩秘密找来一个名叫胡文鹏的刺客，并制定了一个潜宅刺杀的计划。

历史的瞬间，有时候很荒诞，很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按照刘文彩的布置，胡文鹏成功潜入刘湘宅邸后，不知道是因为心眼太死，还是缺乏胆量，他竟然在一棵大树上躲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饿晕过去，从大树上掉下来，当场被刘湘的侍卫活捉了去。

事情闹到这一步，桌面上调和矛盾显然不可能了。

1932年10月1日，刘湘向驻守南充的刘文辉部队率先开枪，二刘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进来。

从这场混战的进程看，无论在势力根基上，还是在军事手腕上，刘湘显然更胜一筹。1933年5月26日，刘湘在军事占优的情况下，联合邓锡侯等地方军阀，在乐至召开所谓的”安川会议“，组建安川军，旨在联合消灭刘文辉。

6月，刘湘挥兵西进，刘文辉独力难支，仓皇退守雅安。

8月，在雅安，刘文辉经历了一生的一次大劫。刘湘炮击雅安，一颗炮弹正中刘文辉的烟塌，当场炸死一人，所幸刘文辉当时不在场，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躲过此劫后，刘文辉又连遭直属特科团叛变，行营被猛烈攻击，万般狼狈下，刘文辉只好率残兵向汉源逃去。

大哥刘文渊见六弟陷入绝境，连忙求见刘湘，劝说侄子不要豆箕相煎。

有民国的传统，家族的制约，刘湘不敢赶尽杀绝，最后他对刘文渊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一硬了就要出事。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嘛，西康要建省，由他去做主席吧。“

退居西康，刘文辉是失意的。

但失意却成就了他。

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回忆说，1935年，其父刘文辉利用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愿以偿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西康省在西藏与四川之间，当时的面积比五个浙江省还大。西康的省会在康定，1937年，他们全家从雅安迁往康定，一连走了七天。到了康定，第一感觉就是太穷了，连四川大一点的镇子都不如。

在西康，刘文辉痛定思痛，励精图治，昔日的锋芒隐去了，但抱负还在。

他要求，西康所有县政府的房屋，不能好过当地新建的学校，否则就地免职。他还要求，县长有时间，必须到小学校亲自代课。

”学校必须好过县政府“，这是刘文辉留在西康的最好口碑。

除了重视教育，刘文辉还特别注重民生。为了利用西康的水资源发电，他曾动员康定的地方银行拿出所有资金，加上他自掏腰包的一部分，凑足了一个亿，不远万里花两年时间从美国购回了一套先进的发电设备，建了一个水电站。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大升航水电站至今还在使用。

在叙府征税征到了1993年，在西康建水电站，至今还在使用。

这样的刘文辉，真是一言难尽。

为了巩固”西康王“的地位，除了”励精图治“，这一时期的刘文辉还颇为懂得自保之道。表面上，他不再反对蒋介石，并且开始热衷于八面玲珑地与国民党各方势力打交道，为此，他还得了一个”多宝道人“的称号。

1935年，红军经西康北上。刘文辉姿态摆得很巧妙，既不积极地参与围剿，也不让蒋介石抓住“联共”的把柄。

晚年，刘文辉曾对儿子刘元彦讲，那时候，我深知一点，不能和红军僵持，那样蒋介石就会派兵过来，趁机把我的部队全收拾了。怎么办是好呢？敷衍了事，让红军尽快过境，是最妥当，损失最小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湘的川军被蒋介石调出，部队一出川就被拆散调往各战线，实际上等于刘湘的部队被全部化解掉了。

1938年，刘湘因激愤在汉口一病不起，很快去世。

刘湘去世后，蒋介石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意在全面控制川康地区。此举激起了刘文辉的抗拒之心，此后几年，他联合四川地方实力派，强硬抵制蒋介石的图川之举，1940年，张群虽然坐上了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却始终难以插手西康事务。

为此，蒋介石对刘文辉的戒心很重。

而刘文辉也在暗中眺望着。

刘文辉在眺望什么呢？

朝小处说，是自家的出路。

朝大处说，是川康的光明与前途。

1948年春天，正在华西大学读书的刘元彦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团组织，并和地下党同学一起办报、办杂志。

有一天，与刘元彦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同学向刘元彦交代了一项任务，“四川地下党想跟你父亲谈一次，希望你牵个线。”

让刘元彦没想到的是，刘文辉不仅平静答应了见面，而且告诉儿子，他早已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而且秘密加入了民盟。

与周恩来见面，那是1942年的事情。那一次见面之后，周恩来不仅秘密指派了一名地下党，以刘文辉秘书的身份长驻在雅安，并且建立了相互联络的秘密电台。

加入民盟，那是1944年的事情。这一年，刘文辉在张澜的住所郑重填写了申请书，举行仪式后，张澜立即烧掉了那一份申请书，为的是不让蒋介石的特务抓到任何把柄。

张澜后来被软禁在上海。1949年上半年，刘文辉去南京开会时派人去看望张澜，张澜告诉刘文辉，要做好起义的准备。

同一时期，李济深也从香港给刘文辉写来密信。密信是写在绢上，缝在衣服里托人带来的，在信中，李济深告诉刘文辉，一定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刘文辉向儿子透露，那一时期，很压抑，但他在压抑中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和选择，那就是坚信共产党将取得胜利，只有起义，才有光明。

1949年9月10月间，刘文辉接到周恩来的密电，大意是，大军行将西指，希望你积极准备，但不宜行动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收起这封密信，刘文辉随即迎来了一生中最危险、最具有斗争意义的时刻。

10月下旬，刘文辉决意从雅安返回成都。心腹部下提醒说，此时回到成都，太过冒险。

刘文辉回答说，你们不懂，现在去成都，西康之祸缓；不去，其祸速。

刘文辉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返回成都，一来是为争取时间，等解放军靠近一些再宣布起义；二来是为了联络更多的部队起义，取得更大的效果。

然而，返回成都，刚住进玉沙街私宅，刘文辉就嗅到了危险。那时候，他的私宅对面不仅出现了一个连的宪兵，而且玉沙街上布满了便衣特务。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至成都。当天下午，蒋介石紧急召集包括刘文辉在内的四川主要人物开会，动员、布置所谓的“川西决战”。

在会上，刘文辉举手表示赞同。

但此举并没有打消蒋介石的戒心。第二天，蒋介石突访刘文辉私宅，让刘文辉感到不妙的是，蒋介石此行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就派来了大批卫队。

很显然，蒋介石在极力拉拢刘文辉的同时，已做好了翻脸的准备。

这一次私访之后，蒋介石通过张群向刘文辉提出了两方面要求：一、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以备决战之需；二、为“安全”考虑，刘文辉夫人可先行飞赴台湾，儿子可先行到香港。

第一个要求，是捆绑监视；第二个要求，是要拿人质。

刘文辉知道处境越来越危险，但身处孤城之中，他没有办法，只能左右找理由，想方设法拖延下去。

张群见刘文辉不明确表明态度，见面时的口气一次比一次重。

为了争取主动，12月5日，刘文辉请张群和国民党主要将领在家中吃饭、开会。席间，刘文辉故意放出烟雾弹，说：”我是大军阀、大资本家，共产党哪会要我，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到西康，我一定同共产党拼。“

张群听了，很高兴。第二天，他最后一次来到刘文辉家，先说自己马上要到云南去，跟着又以”好朋友“的口气嘱咐刘文辉“好好干”。

张群微妙的举动，让刘文辉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他担心张群一走，胡宗南、王陵基当晚就会动手。事不宜迟，刘文辉当机立断，先将夫人和女儿送到一位认识多年的老中医家藏起来，又让儿子将其一家人紧急送到岳丈家。

12月7日一早，刘文辉通知儿子，先回家来。

刘元彦冒险回家后，一等多时，刘文辉始终没有回来。

正担忧着，刘文辉的一位部下突然出现，他告诉刘元彦说，你父亲已经出城，正在南门外的老地方等你汇合。

刘元彦后来回忆说——

原来父亲那一天回家与邓锡侯谈话时，蒋介石突然打来电话，通知他下午到军校去。放下电话，父亲向有关方面打探了一圈，得知只有他和邓锡侯接到了命令。更险恶的是，有人还向父亲泄露了一个消息，原来负责城防的川军当晚已全部被胡宗南的部队替换。

意识到蒋介石有意扣押自己和邓锡侯后，刘文辉紧急决定，不带任何行李，只带两个随从开车出城。车快到城门时，刘文辉先下车，然后让两个随从将空车开出去，在城门外一个隐蔽处等他，万一被哨兵盘查，就说是去机场接客人。

空车开走后，刘文辉混在人群中，从城墙的一个缺口处爬了出去。刘文辉患有支气管炎，出城后，他一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与空车汇合。

不久，刘元彦从城中逃出来，在城南约定的老地方见到了刘文辉。

刘元彦问，不是要我先回家等你吗？怎么改变了？

刘文辉说，我怕你跟我一起死了，还是分开走得好。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与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带着蒋经国，匆忙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机逃往台湾。

留下来的胡宗南，很卑鄙，也很凶残。刘文辉宣布起义后，胡宗南第一时间派兵血洗了刘文辉驻扎在成都武侯祠的24军一个营的老班底。之后，胡宗南将炮口对准成都玉沙街刘文辉的家宅，先轰击，而后纵兵将刘宅抢劫一空。

做完这一切，胡宗南还不愿放过刘文辉。

他命工兵偷偷在刘宅内偷偷埋下了上百公斤的炸药，企图在成都解放，刘文辉回家时将其一家全部炸死。

刘元彦回忆说，胡宗南真是歹毒。幸亏当时有一些想趁乱发财的人闯进我家，引爆了雷管。等到我回家时，家里的三幢房子已经被炸掉了两幢，只剩下我住的那一幢。后来，解放军工兵进来，一共又挖出了100多公斤的雷管和炸药。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先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刘文辉调到北京，担任林业部部长。

在北京，国务院分配刘文辉一家住在史家胡同，也就是荣毅仁家后来住的那座四合院。

1966年国庆节，刘文辉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见到刘文辉，说了一句：”你怎么还穿呢子服？要跟我们一样嘛？“

后来，刘文辉的内心一直是忧郁的，尤其是五哥刘文彩的地主庄园，让他的内心更加的灰暗。

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肺气肿，1975年又被查出患有癌症，身体更加地衰弱。

刘文辉一生最为钦佩周恩来。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极为伤心，他不顾医生不许外出的禁令，坚持要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最终儿子刘元彦用小车推着他参加了人生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搞政治没意思。”说完，一个人喃喃自语：“就这样吧，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