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英国知识界的影响

    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文化对英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如法国和德国的事实。朱谦之写道：“然而从大体上来看，中国思想在英国的影响，比较大陆方面，不无有相形见绌之感。”（注：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的确，在英国没有出现法国人那种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关注，更不要说以中国为楷模了。法国学者最热衷的中国政治体制恰恰是英国人很少谈及的。

“英国人则不但早已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政治理论，而且在17世纪革命后建立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法国人尚在上下求索的问题。”（许明龙：《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乔治三世时代布莱克斯通就觉得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在当时人们的天性与教育许可下最完善的，在英国宪法中，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和谐与快乐的结合着。”

和法国人热衷于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参照的做法相反，他们习惯于用英国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例如，来中国时被乾隆接见过的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就写道：“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和监督皇权。”（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传的中国文化对英国政坛毫无影响。18世纪英国政坛已经出现首相制和政党政治的雏形，30年代，辉格党出现分化，一部分跟着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称为“在朝党”，另一部分与托利党合并成为“在野党”，双方利用各种媒介互相攻击，中国材料则成了政党间斗争的例证和武器。所以，政治影射成了这一时期利用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与在法国有很大的区别。

在法国，人们关心的是按中国的模式来改造社会，而在英国，中国文化只是一些可用于批判的“有用的”或“有趣的”材料而已。

    然而，在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英国的议会制能有效约束王权，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政府官员的选拔方面采用的还是受门第或财富影响的委任制。这种制度与中国悠久的文官考试制度相比，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介绍和鼓吹中国科举制的声音不绝如缕。

巴杰尔认为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功德选拔人才，不可避免会带来偏见和导致腐败，所以要用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改变英国出卖公职和把公职当作对政治服务的报偿的做法。他在给克莱奥梅尼的信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治理得法的政府中都应遵守一种准则，即每种会在一团体内部产生荣誉或利益的职位都应成为一种真正功德的犒赏。……我要求大家允许这位政治家注意，这一发出了异彩的格言现时正在全世界最辽阔、居民最多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落实并受到了尊重，我这里是指中国。”（注：艾德·蒙莱特：《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

当时有几种著名的杂志也纷纷倡导采取中国的考试制度。在这种倡导下，1832年，竞争考试制度首先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法案》中得以实现，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考试制度。到1870年，这一制度成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常规途径。

    法国学者竭力赞美的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在英国却成为批评的对象，法国的魁奈欣赏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对此，亚当·斯密也承认中国政府重视农民，他写道：“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优于技工。”

但亚当·斯密认为过分关注农业并不是中国的优点。他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他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5页。）而造成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政府过度重视农业，轻视工业和商业，违反了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农业—工业—国外贸易。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外贸政策在亚当·斯密那里受到了批评指出，正是由于轻视国外贸易，妨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蒋孟引先生在《英国史》中曾引用了“国旗跟着贸易”的名言，言简意赅地揭示出这个处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国家的本性。

处于世界范围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一方面有太多的呢绒和棉布等待出售，另一方面渴求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早在伊利莎白一世时代，女王就派遣船队寻求对中国的贸易，在1576年到1578年间，英国执行一个名为“契丹探险”的计划，探寻通往中国的“西北航路”。

东印度公司建立后，自17世纪初开始经营茶叶，从1684年至1755年，70年间茶叶进口增加了大约473倍。英国学者格林堡曾生动地说，东印度公司“它的成熟期又是靠茶叶喂养的。”（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英国来华的商船在欧洲各国中是最多的。法国大革命的前两年，广东口岸共泊有73艘欧洲商船，其中英国商船就占了52艘。#世界史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