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倘若你提到杜文秀，那么年岁大的一些老人可能能给你唠上好一会。

作为清朝末年云南反清起义的重要领袖，杜文秀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在历史学界存在诸多争议。

其领导的起义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3-1874年）爆发，规模和影响力在云南历史上空前的。

起义军包括回、汉、白、彝、傣、纳西、景颇等多个民族，他所建立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政权，控制了滇西广大地区，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成为全国反抗清朝统治的一部分。

但不论后世何种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起义和内乱中，平民始终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他们常常被蛊惑参与暴力冲突，最终却沦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平民的愿望无非是追求安定的生活，远离政治野心和权力斗争。

那些利用民族情感煽动战争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保山惨案

在改土归流之后，云南的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

根据《清代云南回族人口规模变动》的资料，咸丰年间云南的人口大约为1300万，其中回民大约占130万，占总人口的10%。

但是这种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生存空间的紧张，也进一步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其中典型的是在清朝后期，云南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新兴的产业——采矿业。

但由于采矿业的暴利特性，它要么由官方垄断经营，要么由民间集团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背景和实力的个体难以涉足其中。

所以云南的采矿业吸引了众多少数民族，其中又以回、汉两族参与的力度最大。

在争夺矿山开采权的过程中，各民族和村落间经常发生冲突，斗殴事件不断发生，规模也越来越大。

当时，回民在昆明西面的楚雄府南安州开有石羊银矿厂，生意兴隆，被临安府建水汉绅看中。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他们率众来抢夺回民矿产，双方发生械斗。

咸丰六年（1856年）春，南安州和楚雄府再次发生捕杀回民事件，纠众进昆明杀回民。

回民首领马凌汉率一千余人，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击败临安汉民。

最初，地方官员充当调停者，但这种调停往往无法满足所有参与者。

结果，一些不满调停结果的人继续斗殴，甚至发展为仇杀。

对于这些被视为“匪民”的人，官府则会调兵镇压。

由于汉族普遍受儒家思想影响，较为顺从，往往被杀害的较少；

而回民因其彪悍，又不易被《大清律例》约束，与官兵的冲突更为激烈，导致被杀害的更多。

但是，部分历史记载认为官府故意挑拨回汉矛盾，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逻辑和现实。

地方官员，无论贪腐与否，维稳是其共同目标，地方不稳意味着官职不稳。

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云南兵力空虚，官员更不可能故意挑动矛盾。

但是积压的民族矛盾需要一个宣泄口，在保山地区，保山县板桥的一回一汉少年因唱歌互答引发口角，地方团练“香把会”借机挑拨回汉关系，进而导致保山回汉械斗，回民居住的50多个村落被夷为平地。

九月初二日凌晨，香把会头目沈聚成等人在永昌府官员怂恿下，率人马入城大肆屠杀回民，造成八千多回民被杀，数百人逃脱，即“保山惨案”。

作为主角的杜文秀的家人五口被杀，他是唯一幸存者。

他在逃避一段时间后，与被害人家属进省城告状无果，遂与丁灿庭、木文科、刘义等商议，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进京，到都察院控告保山官府支持汉族团练大肆屠杀回民。

清廷命云贵总督林则徐查办此事。

但调停根本没用，最后只是各打五十大板。

林则徐把事件责任归于沈聚成等人，至于主持屠杀回民的官员迤西道罗天池、代理永昌府知府恒文等则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保山惨案后，县城内剩余的二百多户回民被强迁至荒山，杜文秀从京师回来后则只能一直躲避在蒙化厅、赵州、永平一带。

信仰加持下的团结

如果说官府的不当处理确实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那么被别有用心的外来势力利用就是火上浇油了。

早在清朝中期，哲合忍耶派传入中国，首任教主为甘肃人马明心。

此教派教义极端，曾在西北制造多起回变。

马明心被处决后，其孙马圣麟在云南传教。

看到云南械斗不断扩大，马圣麟秘密联系西北教徒，策划了一场大阴谋，派人秘密潜入云南，传播“官府杀回民”的谣言，制造恐慌，并暗中洗劫回民村庄。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爆发，天下大乱。

1856年，云南又发生了械斗。

同年夏，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攻占州城。

蔡发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起于鹤庆、丽江，马德新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曲江，马凌汉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徵江（今澄江），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彝族人李文学起于哀牢山区，各族起事遍及全省。

此时的云南巡抚舒兴阿曾参与平定张格尔之乱，担任过陕甘总督，对回民有偏见，因此采取了极端措施，他命令“聚团杀回”“格杀勿论”。

这种极端措施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多的民变发生。

回民起义，清朝危

杜文秀从羁押中脱身后，决心反清。

他在蒙化（今云南蒙自市）组织回民，并联合汉族、彝族等各族人民起义，首先击杀了迤西道林廷禧和太和知县毛玉成。

随后，杜文秀在八月十日左右率领义军袭取下关，成功占领大理府。

九月二十五日，义军在大理筑坛于校军场，推举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蔡发春为大都督，马金保为大将军。

杜文秀在大理清提督衙门设置帅府，遥奉太平天国号令，采用甲子纪年，蓄发易服，并使用白色旗帜。

杜文秀发表了《兴师檄文》，号召义军“除暴安良”，提出“剪除贪官污吏，出民水火；废除苛捐杂税，恢复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安回安汉”。

他告诫民众，清朝挑拨回汉互斗，是贪官残暴于民；义军起义要回汉同心，推翻清廷。

大理政权建立后，宾川团练头目董家兰等组织“义兴营”，联合败退到鹤庆的张正泰和屯扎姚州的提督文祥，企图进攻大理。

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马德新、马如龙率领迤东、迤南回民义军进攻昆明，云贵总督恒春自杀，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

当时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军，无力顾及云南，只调四川总督吴振械为云贵总督，带川兵两千赴任。

吴振械一方面奏请将“主剿”回民的团练大臣黄琮、窦塘革职，一方面拉拢和收买回民义军首领。

回民总掌教马德新等公开声明“止欲报仇，不敢为逆”。

在马德新等进攻昆明期间，文祥指挥清军进攻赵州，杜文秀率义军袭击文祥后路，清军腹背受敌，义军进占弥渡和云南县（今祥云）。

咸丰九年（1859），董家兰指挥“兴义营”团练军分水陆两路对大理发动突袭，一度夺占东门城楼，但从洱海进攻的团练主力因遭遇风浪，未能按期到达，袭击失败。

不久，董家兰被义军斩杀，大理政权逐步稳固，乘机向外发展。

杜文秀兵败大理

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一，杜文秀下令迤西改制，全境蓄发，恢复中国古代衣冠。

杜文秀还注重政权建设，组织各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助民耕牛和种籽，发展农业；

组织民众开矿、煮盐，教民纺织，发展布匹生产，成立民间商队，疏通缅甸商务；

修通各地驿道桥梁，在澜沧江架设“一龙桥”；

在军事上支援进兵四川的石达开部。

杜文秀礼贤下士，主张民族平等，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整顿吏治，严肃军纪，受到了各方的支持。

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义军力量迅猛发展，至同治五年（1866），回民义军占据云南五十三座府、厅、州、县，杜文秀拥兵四十余万，政区西达龙陵、腾越，直至四川会理等地，东至楚雄、广通，直至贵州兴义，南到缅宁、威远，北抵鹤庆、丽江。

成丰十一年（1861）底，迤东、迤南回民义军首领马德新（总掌教）、马如龙第三次围攻昆明，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徐之铭被迫改剿为抚，派署提督林自清、署激江知府岑毓英与马如龙等“议和”。

在清军高官厚禄的诱惑下，马如龙转而投降，并游说其他回民首领也放下武器，这大大削弱了起义力量。

次年（1862）春，马如龙、马德新等率众投降，并多次劝降杜文秀，马德新甚至亲自前往大理游说，但被杜文秀坚决拒绝。

同治二年（1863），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命令署云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又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迤西各地，义军与清军反复争夺，次年（1864）初在镇南大败岑毓英。

同治六年（1867）春，清廷派岑毓英进攻贵州猪拱箐，派已经升任云南提督的马如龙进攻大理，但在定远县遭到义军顽强抵抗，只得扼守楚雄。

此时，大理城内空虚，杜文秀决定亲统大军，分五路攻取昆明，占领全滇。

义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克楚雄府。

次年（1868）正月二十六日，攻克富民县城、安宁州城。

二十七日，大军分两路进军昆明。

当时守卫昆明的是马如龙的残兵败将，昆明形势岌岌可危。

杜文秀采取了围困政策，希望减少损失，但这一策略却拖延了战机，给了清军援军以时间赶到。

到1868年3月，岑毓英率领三万清军抵达昆明，与城内守军里应外合，对杜文秀的军队发动进攻。

战争僵持到了5月，清军刘岳昭率领的两万余援军从贵州进入云南，杜文秀的进攻态势转为防守。

尽管杜文秀军队与清军在昆明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到1869年年底，杜文秀终于承认东征昆明失败，带领残余部队退守大理。

1870年，清军乘胜追击，大理之战爆发，杜文秀拼死抵抗，直到1872年夏天。

此时，掌握兵权的大司衡杨荣叛变，逼迫杜文秀出城投降。

杜文秀见大势已去，决定“请罪伏诛”，他要求清军“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

二十六日黎明，杜文秀命家属108人服毒自杀，随后自己也服毒。

杨荣将他押送给驻守清军，杜文秀被斩首，享年45岁。

岑毓英血洗了大理城，到次年，云南全境的起义被彻底平定，杜文秀的起义宣告失败。

是非功过评人说

早在上个世纪，为给杜文秀一个公正的评价，1958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单位组成调查组，深入大理及周边十余个县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包括家谱、传说、史料、府志和县志等，共计三十多万字，为研究杜文秀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前，历史学界对杜文秀起义前半段（1868年前）的评价基本一致，争议集中在起义的后半段，特别是杜文秀多半为勾结英国侵略者以及奉献给英国的机箱大理石，依此判定杜文秀出卖国家，背叛祖国。

以下是争论的焦点和调查组的主要结论：

有历史学家认为，杜文秀在1868年与英国建立联系，接受英帝国主义支持，企图建立“伊斯兰教帝国”，从而背叛了起义军和祖国。

是否勾结英国侵略者？

1868年，英国曾派遣特务到大理一带活动。

据大理、保山等地的一些回族老人说，在杜文秀将要失败时，一个名叫白林丁的英国人提出与杜文秀合作。

此外，杜文秀的参军刘通衡在1870年9月的《上杜公书》中提到英法两国“欲交我大元帅而传命犹未通”。

“大元帅”？“苏丹”？

虽然杜文秀一直称自己为“大元帅”，但是改号苏丹一直存在争议。

调查组在苍山斜阳峰麓的墓碑上看到以甲子纪年的记载，并未发现改年号的证据。

此外，杜文秀仅在1856年攻占大理后修建过帅府，没有建造宫室的材料。

是否接受英国军火援助？

调查组没有发现英国直接向杜文秀提供军火的证据。

据汉族老人杨范修说，杜文秀起义军前期使用刀叉矛等兵器，中期有火线枪，最后有膛枪，主要从缅甸进口。

但是法国侵略者罗舍和英国人龙姆贺尔的著作中也提到，他所购得的火枪大部分是欧洲淘汰的旧武器，是通过缅甸人转卖给杜文秀。

杜文秀曾派人到英国和土耳其求援，在使者返回时，大理已经失守，起义军已失败。

在杜文秀快失败时，有人劝他突围到缅甸向英国求援，或投降清廷，但杜文秀既未逃走也未投降，而是选择了服毒自杀。

回族老人马泽生（其祖父是杜文秀的侍卫）证实，如果杜文秀要依靠英国援助，他应向西撤退，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死守大理。

近代的中国处于列强环伺的危急关头，任何内部的起义和纷争都可能导致国家的进一步分裂和削弱。

杜文秀的起义虽然有反抗清朝压迫的正义行动，但其发生在列强侵略和渗透不断加剧的时期，无疑加剧了云南边境地区的动荡，导致部分领土的丧失。

回变期间，汉回之间的相互屠杀以及清军对回民的残酷镇压使云南人口急剧减少，尤其是回族人口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这一时期，云南的人口锐减，回族人口更是大幅减少，到1900年也仅恢复到20万左右。

历史的风已经吹过，杜文秀一生波澜壮阔，他的一生是值得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