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非攻》是《故事新编》的重要篇章之一，完成于1934年8月，1936年1月被收入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此前未另行发表过。

《非攻》故事并不复杂，取材也相对集中。具体来看，小说《非攻》之名来自《墨子·非攻》，主要故事情节则是来自《墨子·公输》小说中的具体细节和其他人物也是皆有源自。当然，《非攻》并非机械照搬《墨子》，而是在“言必有据”的基础上进行了灵活处理。

小说以“阻楚伐宋”为中心事件，加入了墨子与子夏之徒公孙高有关“兼爱”的论战，既写出了他“兼爱”主张，也表现了“墨儒”的对立。

同时，作品还通过其敝旧衣服、粗糙饮食及简单用具，表现了他“节用”“非乐”的主张与作风；前往楚国的辛苦与不易，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与笃诚力行的品质；与公孙高的辩论，表现出了他的敏锐与睿智；守城时的运筹帷幄，对阵时的进退有度，表现出了他优良的军事才干与过硬的实战能力；只身前往楚国的游说，写出了他置生死于度外的无畏与勇敢；与公输班关于钩拒和飞鹊的论辩，凸显了他兼爱互利、尚实重用的主张；遭遇宋国巡兵的搜刮与救国队的强募，则表现了他“治于神者”的博大情怀。

那么，鲁迅改写墨子的故事到底要表达什么？应该主旨在小说的最后，墨子说服了楚王取消攻宋的计划，结果反而遭到本国人的搜刮和驱逐，这是对英雄事业的一种反讽式消解。英雄应该受人尊敬，英雄的事迹应该被人民所歌颂，英雄的精神应该被人民传承，但是庸俗、愚昧的群众反而把他当成笑料。

这的确发人深思！墨子心系国家、实干救国、自我牺牲，他牺牲掉了自己休息和整顿的时间，衣衫褴褛，居室简陋，没有通过推销思想为自己获利，以求生活舒适。尽管他不辞辛苦，勇于进谏，使宋国百姓重获安宁的生活，成为救国大英雄，但墨子在回归宋国的途中，却要忍饥挨饿，被搜检，被抢去包袱，避雨也被巡兵驱赶，最终淋得一湿，鼻塞十多天他默默无闻的牺牲和奉献，因为无人知晓，只能陷入“救众生者难救自己”的失望的凄凉。

这个跟鲁迅早年的《药》有着相同的主旨，所以说鲁迅在《故事新编·非攻》中还是在阐释他一贯的思想主旨，那就是先驱者、觉醒者、革命者为民众抛头颅、洒热血，但民众根本不理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鲜血可以做成“人血馒头”来治病。实在可笑至极！庸众的愚昧，麻木无知让鲁迅痛心疾首。

鲁迅曾在《最先与最后》中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

国人从来都是胆小谨慎的，他们一方面言战，大言不惭的动不动就要开战。但一方面又色厉内荏，战争来了，则是逃跑第一，惧怕战争，对于战争是不闻不问，冷漠无知的对待。

墨子走进宋国国界时，草鞋带已经断了好几回，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却仍在匆忙地赶路，真是风尘仆仆。到了都城，却看到一些人在护城沟边钓鱼，清闲之极。他们对于战争，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对生命和战争的态度又是何其消极。

他们都浑浑噩噩，盲目听从，没有独立清醒的自我判断意识民众的麻木、盲目使得他们推崇说空话的人，对真正诚恳帮助自己的人予以忽视，人们继续“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而这种国民性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专制，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权力高度的垄断，呈现出了明显的垄断性、排他性、封闭性和等级性。君主或者军阀垄断权力，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的方式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权力不来源于人民，只来源于上级，使得社会统治充满了武断、任性、粗放、野蛮、暴力，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压迫和奴役。

面对政治上高压，经济上的剥削，社会治理上的野蛮、任性、武断和暴力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民众表现出了极高的驯服，顺从、服从和奴性。变得越来越麻木、冷漠无情，成为看客，顺从，毫无思考，成为任人摆布的机器。

专制导致社会也变得荒诞，原来合理的东西变得不合理，不合理的东西却被合法化。在这个病态、荒诞的社会里，人们普遍存在的困惑和无所适从，受到社会的压迫，人性极度的扭曲。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故事新编·非攻》

龙永干、郑国友.抗战语境中墨家文化的亲和与“故事新编”的微调：也论《非攻》

罗丽.鲁迅《非攻》：墨侠之孤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