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极为惨烈的民族冲突，给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甚至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

这场战乱不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还让这些地区长期陷入社会和经济的瘫痪。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史第五卷的数据分析，陕西省在战乱前总人口为1300万，战争结束后死亡人数高达466万，损失率高达35.8%。

其中，关中地区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人口损失了多达45.8%。

甘肃、青海、宁夏三地在战争前总人口为1945万，而在战争中共计死亡1455万人，

其中平凉府原有人口280万，战争结束后仅剩下31万人，人口损失率高达88.9%。

庆阳府原有141万人口，而死亡人数竟达到128.7万，人口锐减至不足13万人。

在这场浩劫之后，清政府为避免类似动乱再次发生，着手进行善后处理，左宗棠成为执行这些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他的策略之一是实行“回民迁徙，回汉分治”的原则，即通过强制迁徙回民，并在这些地区推行严格的管控政策，以达到安抚叛乱后社会的目的。

在这场乱局中，左宗棠作为当时的重要军事将领和政治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的军事才能和人道主义精神，为平定叛乱、挽救生灵、促进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甘回变的复杂性和悲惨性也使人们反思当时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民族问题，对于历史教训的汲取和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下是各地回民起义军的善后处理情况：

一、李得仓、崔伟、毕大才部

同治六年（1869年）三月，回军“南八营”的李得仓派副帅苏生杰前往西安，与左宗棠议和，最终获得清政府的宽恕，并率众投降。

次年正月，李得仓亲赴平凉觐见左宗棠，得以被赐予花翎和武翼都尉的头衔。

李得仓所部包括六万余名回民，其中一万人被安置在西吉、海原、固原等地。

然而，由于安置过程缓慢，饥荒和疾病导致约两万人死亡。

约3.1万余人被安置在张家川一带，具体安插事宜由巩秦阶道张瑞珍负责。

李得仓率部返回张家川后，部分回民被安置回原居住地，但由于战乱，部分家园破败，原住村庄距离回民聚居区较远，使得回民不得不在附近的甘谷、莲花城、陇西等地暂时栖身。

崔伟与毕大才部在西宁战役后接受安插，约万人被安置在清水县及秦安县一带。

期间汉回之间因土地问题产生冲突，但最终由官府介入解决。

二、金积堡回民

金积堡失守后，左宗棠下令起义军交出武器，并命令各部迁徙。

马耀邦等精壮回民被挑选为义勇，部分回民被安置在灵州城附近和张家圈等地。

刘锦棠掘毁堡墙，缴获大量枪炮，并将马化龙等叛军凌迟处死。其他回民则被分批送往平凉、固原等地安插。

缴获的金银铜钱用于回民购粮和修渠，宁灵一带的陕西回民则被送往平凉安插，平凉的地势险要，因此清政府选择在化平川安插大量回民。

冯邦标带领随员在化平川进行点验，并按口表发放粮食、地亩和耕牛，监督开垦播种。安插后的回民与当地汉民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三、河州回民

同治十一年三月，左宗棠上书朝廷批准马占鳌投降，随后大量回民求抚。

根据《甘肃河州招回难民花民清册》记载，同治十二年三月，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南乡振抚局共招回难民2095户，男丁3610口，妇幼5188口。

清政府严格按照《准抚条规》对这些回民进行安插，将战争中投降的汉民重新造册为汉民，并分配耕地。

“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于平凉谢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口与静宁隆德县之王家下堡、戴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为骧七十四名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好地掌;迁甘回安鸿庆一起四十三于安定之刘家沟。”还有“陕回冯君禄一起,住河州西部二百里黄河北岸,已于彼处耕耘,乞俟收获后迁移,听候安插;而盐茶、原回民前寄居者,尚待清查。”

迁陕回民杨文彦、拜崇花、马生彦等人被分别安插于平凉、会宁、静宁等地。

马占鳌等人被安排在洮河、狄河附近地区。

清政府对这些回民实施严格的禁令，禁止他们擅自跨越洮河，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以防止回民之间的联合叛乱。

正因马占鳌趁胜投降,左宗棠对河州回民还算客气,故而“甘肃河州一带一部回民颇与左宫保有好感,至今每逢一事不决尚说:左宫保的章程,一劈两半。”

四、董福祥部

在金积堡围剿战中，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人表现突出。

金积堡平定后，左宗棠命令董福祥的部队驻守金积堡，并将董福祥的眷属迁至该地，刘锦棠还将马化龙的马场划归董福祥所有。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地的局势。

五、肃州战役后的回民和白彦虎部

同治十二年十月,移肃州客土回兰州。

《奏稿安插肃州老弱回民片》中云:“其老弱妇女二千数百名,概行递解兰州。俟臣凯旋,择地安插。现在肃州实无一回羼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

为此兰州府还开设难民局,将老弱妇女点验后安置于北岸,等候安插,后来其中2000余名族人被安置在金县,即今天的榆中县。

肃州战役后，白彦虎率部撤退至哈密，并最终越境逃往安集延及托克马克。

清政府对这些东干难民多次向沙俄提出引渡要求，但均被拒绝。

随后，这些回民在托克马克定居。

对于其他零散的回民，清政府则就地安置，发放粮食维持生计。

为了保障回民迁徙的安全，左宗棠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沿途地方官吏负责接送保护，确保回民安全抵达安置地。

结论：

通过一系列安插措施，清政府逐步恢复了西北地区的秩序。

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和社会结构的破坏，这些善后处理只能在短期内维持表面的平静，深层次的民族矛盾仍然在潜滋暗长，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清末回民起义平息后，清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回族人口，推行了保甲制度，并对县制进行了改革。

保甲制度的实施

保甲制度首先通过编审户口来实现，清政府要求到达安置地的回民立即登记户口，并颁发良民门牌悬挂于门前，定期检查。

这种做法有利于政府对回族的全面控制，使得回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监管。

保甲制度要求每十户设一“十家长”，每百户设一“百家长”，这些人由地方官员挑选任命，负责监督辖区内的回民生活事务，如婚姻、诉讼等。

通过这一制度，清政府试图削弱回族传统领导者阿訇的影响力，将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避免回族再度聚集形成势力。

保甲制度还严格限制回民的活动自由，回民外出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护照”或“路票”，未经批准不得随意离开安置地。

此外，清政府禁止回民经商，限制他们在城内居住，并对回族的宗教活动进行严密控制，不允许私建清真寺。

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压制了回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使其更加陷入贫困和无力反抗的境地。

县制改革与行政管理加强

尽管保甲制度已经对回民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清政府仍然不放心，进一步对回民迁徙地的县制进行了改革，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金积堡原属古灵州管辖，但因灵州距离较远，清政府将宁夏府城的宁夏水利同知改为宁灵厅抚民同知，移驻金积堡，并增设灵武营参将一员以加强军事力量。

此外，清政府还对水利管理进行调整，将汉延渠划归宁灵厅管理，其余渠系则由各地方官吏负责。

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回民聚居区的控制，清政府在化平川增设了直隶厅通判，并调派总兵驻扎，确保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和行政管理。

同时，固原州被提升为直隶州，在周边设立多个州判和县丞，以加强对当地事务的管理。这些改革措施显示了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重视，也反映了他们对回民的警惕和防范心理。

结论：

保甲制度和县制改革在短期内加强了清政府对回民的控制，避免了大规模叛乱的再次发生。

然而，这种强制性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回族的贫困与不满，最终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回变作为反清斗争的一部分，其背后的压迫和不公仍然值得深思。尽管回民起义已经过去，清政府的这些政策对回民聚居地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