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1年6月的一天，北京鼓楼大街上人头攒动。几名公安人员从4号大院押解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这位老人瘫痪在床多年，就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料。当他被押上警车时，街道两旁的群众纷纷议论：＂这么大岁数了，能犯什么事啊？＂＂都快进棺材的人了，还抓他干啥？＂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市委。不少人认为，这样一位高龄的瘫痪老人，就算放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然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看完相关报告后，却勃然大怒：＂70岁又怎么了？就算他还剩一口气，也要抓！＂这位老人到底是谁？他年轻时究竟做过什么大恶，以至于让一城之长如此震怒？
一、吴郁文的早期经历
1905年初春，一艘驶往日本的轮船缓缓驶离天津码头。甲板上，25岁的吴郁文正倚栏远眺。作为清朝廷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年轻人怀揣着远大的抱负。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期，军国主义思潮日渐高涨。吴郁文抵达东京后，很快就进入了振武学校。这所军事院校是清政府专门为培养军事人才而在日本设立的，校内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
在振武学校的三年时光里，吴郁文除了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专门学习了侦查、情报等特殊课程。这些课程后来成为他日后从事特务工作的重要基础。每到周末，吴郁文都会和同学们一起到东京各处游览，结识了不少当地的军政要员。这些人脉关系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1908年春天，吴郁文学成回国。他携带着一份来自日本军方的推荐信，很快就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当时的军机大臣载振对这个年轻人颇为赏识，认为他既有留学背景又熟悉军事，便将其安排进入京师宪兵司令部，担任一等副官。
在宪兵司令部任职期间，吴郁文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运用在日本学到的军事管理经验，对宪兵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系统，负责收集京城内的各类信息。
这个时期的吴郁文，表面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但暗地里却在为自己织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他经常出入京城各大茶楼酒肆，结识各路军政要员。每逢节庆，他都会携带精美礼品登门拜访。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派，为他日后在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刻，吴郁文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嗅觉。他迅速投靠了新贵袁世凯，并凭借着在宪兵司令部的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北洋政府警务处的要职。从此，他开始了在军阀政府中的升迁之路。
这一时期的吴郁文，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老练的官场中人。他深谙权术之道，总能在政局动荡时及时改换门庭。这种墙头草的本性，让他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屡屡避祸，甚至还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二、从军阀走狗到特务头子
1912年至1924年间的北京城，权力更迭频繁。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吴郁文从一个普通的警务官员，逐步攀升为军阀势力的得力干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吴郁文立即向段系靠拢，并凭借着在日本学到的特务知识，为段祺瓒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遍布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从茶馆、酒楼到戏院、青楼，都安插了他的眼线。
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奉战争中失势。吴郁文迅速投靠了直系军阀。他向直系军阀提供了大量关于段系残余势力的情报，协助直系军阀清剿异己。这一举动让他在直系军阀中站稳了脚跟，被任命为北京警务厅侦查科长。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进驻北京城。许多直系军阀的亲信纷纷逃离，但吴郁文却选择了留下。他通过自己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成功接触到了张作霖的心腹陈兴亚。
在一次私下饭局上，吴郁文向陈兴亚详细汇报了北京城内的情报网络布局。这份详尽的情报让陈兴亚大为赞赏。不久后，张作霖便任命吴郁文为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全权负责北京城的特务工作。
上任后的吴郁文立即扩充了自己的情报网络。他在北京城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眼线，甚至渗透到了各国使馆区。每天清晨，他的办公桌上都会堆满各种密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吴郁文开始对进步人士进行严密监视。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特务队伍，专门负责跟踪、监视那些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的知识分子。这支特务队伍行动隐蔽，手段残忍，在北京城内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1926年初，吴郁文又开始将触角伸向了学生运动。他在北京各大学校周边都安排了特务，专门监视和打击学生的爱国活动。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往往会被他的特务暗中拍照，然后在深夜被抓捕。
这时的吴郁文已经完全沦为军阀的走狗。他每天都要亲自审讯被抓的＂嫌疑分子＂，动辄对他们施以酷刑。在他的办公室里，皮鞭、老虎凳等刑具一应俱全。许多被抓的进步人士，都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到了1927年初，吴郁文的特务网络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他手下有数百名特务，分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这些特务不仅负责搜集情报，还经常假扮成商贩、黄包车夫等普通百姓，打入各种社会组织内部。
三、1927年的罪恶之手
1927年初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吴郁文作为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开始了他生涯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系列行动。
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吴郁文召集了他的心腹特务，在警察署的密室里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会上，他向手下分发了一份从苏联使馆内部获取的重要情报。原来，他安插在使馆的一名清洁工，已经成功打探到了使馆内部的日常活动规律。
为了进一步获取情报，吴郁文精心策划了一个渗透计划。他让几名特务假扮成商人，以经商为名频繁出入使馆区域。这些特务通过与使馆工作人员建立关系，逐步打探出了使馆与中共地下党联络的部分线索。
3月初，吴郁文将掌握的情报上报给了张作霖。根据这些情报，他们推断出李大钊可能就藏身在苏联使馆。张作霖随即下令，要求吴郁文务必将李大钊抓获。
行动前，吴郁文精心设计了抓捕方案。他先派人在使馆外围布置了多重岗哨，又在周边街道安排了便衣特务。同时，他还收买了使馆内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打探李大钊的具体藏身位置。
4月6日清晨，吴郁文带领一支特务队伍，借口搜查通缉犯，强行闯入了苏联使馆。他们直奔使馆西侧的一间办公室，将正在那里的李大钊等人全部抓获。在搜查过程中，特务们还缴获了大量文件和资料。
李大钊被押解到京师警察署后，吴郁文亲自主持审讯。在位于警察署地下室的审讯室里，他对李大钊施以种种酷刑。从老虎凳到竹签，从电刑到水刑，各种残酷的刑具轮番上阵。然而，面对这些酷刑，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意志。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期间，吴郁文多次亲自动手施刑，试图逼迫李大钊供出其他同志的下落。但每一次审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在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处决。
这次＂功劳＂为吴郁文赢得了张作霖的高度赏识。5月初，在一场军阀高层会议上，张作霖亲自为吴郁文佩戴了文虎勋章。这枚勋章象征着他在反革命势力中的特殊地位，也成为日后指认他罪行的重要证物。
此后的几个月里，吴郁文变本加厉地搜捕进步人士。他组建了专门的＂巡查队＂，在北京城内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下半年，就有数百名革命志士惨遭他的毒手。
到了年底，吴郁文的特务网络已经延伸到了北京城的每个角落。他在各个街道都安插了眼线，任何可疑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这张大网不仅让无数革命志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为他日后的潜逃积累了大量的血债。
四、潜逃与暗中活动
1928年6月4日凌晨，北京城内一片混乱。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身亡的消息传来后，奉系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这一突发事件让吴郁文陷入了困境。他连夜收拾细软，带着多年积累的赃款，悄然离开了北京城。
借助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吴郁文先是逃往天津。在天津租界，他通过一位日本商人的掩护，暂时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查。这位商人名叫山田健一，是吴郁文在特务工作期间结识的关系户。山田健一为他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就在日租界的偏僻角落。
1929年初，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不断扩大，天津也不再安全。吴郁文辗转来到了上海。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他以＂王德明＂的化名开设了一家茶叶店，作为掩护。这家店铺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上，表面上经营正当生意，实际上却成了他与旧部联络的据点。
为了躲避追查，吴郁文改头换面，蓄起了浓密的胡须。他白天在店里招待客人，晚上则与各路亡命之徒密会。这些人大多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旧部下，如今也都在上海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郁文看准时机，又一次改换门庭。他通过山田健一的介绍，与日本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他向日方提供了大量关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他在北京任职时收集的机密资料。
1932年春，日军进攻上海。趁着这个混乱时机，吴郁文悄然潜入租界内的日本特务机关。他向日方提出效忠，并表示愿意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考虑到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日方很快接纳了他。
从此，吴郁文开始为日本特务机关充当内线。他利用在上海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为日方搜集各类情报。他的茶叶店也成了日本特务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不少中国军政要员的行踪都是通过这里泄露出去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郁文更是变本加厉。他带领一批汉奸特务，专门打探抗日组织的情报。在他的出卖下，多个地下抗日团体被日军破获，大批爱国志士惨遭杀害。
1941年末，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局势再度紧张。吴郁文此时已经完全站在了日本侵略者一边。他积极为日军搜集情报，甚至亲自参与了多起破坏抗日组织的行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42年初的＂春季肃清＂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带领日本宪兵队抓捕了大批抗日人士。
到了1945年春，随着日本战败的迹象日益明显，吴郁文又开始为自己谋后路。他暗中联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通过提供日军情报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然而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
五、无处遁形的末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个消息传来的当晚，吴郁文立即关闭了他在霞飞路上的茶叶店。他将店内的重要文件全部焚毁，只带着一些贵重物品，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一次，他选择了暂时藏身于上海郊区的一处农庄。这个农庄的主人是他早年收买的一个手下，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地下室。然而，他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一位曾经在他手下当过特务的叛徒，向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举报了他的下落。
1945年10月3日清晨，公安人员对这处农庄进行了突击搜查。吴郁文躲在地下室的暗格里，但最终还是被搜查人员发现。当时，他正试图销毁一批与日本特务机关往来的密函。这些密函后来成为指控他叛国罪的重要证据。
被捕后，吴郁文被押送到上海市看守所。在关押期间，他多次企图通过行贿和威胁来摆脱罪责。他曾派人联系了几位国民党要员，试图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脱身。但这一次，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开脱。
1946年2月，上海市军事法庭对吴郁文进行了公开审判。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他在北京时期参与迫害革命志士的档案，以及他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相关文件。特别是那些在茶叶店被查获的密函，直接证实了他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勾结。
审判过程中，多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几位在北京时期被他迫害过的革命志士的家属，以及在上海亲眼目睹他为日军效力的群众。这些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他在抗战期间的种种罪行。
最令人震惊的是，法庭还公布了他在1927年参与逮捕李大钊的详细经过。当时的审讯记录显示，他不仅亲自参与了抓捕行动，还主持了残酷的刑讯。这份材料成为认定他反革命罪行的关键证据。
1946年4月15日，军事法庭宣判。吴郁文被判处死刑，同时没收全部财产。判决书中列举了他的三项主要罪状：一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迫害革命志士；二是叛国投敌，为日本特务机关效力；三是出卖抗日组织，导致大量爱国志士牺牲。
1946年4月28日清晨，就在他亲手制造李大钊惨案19周年的这一天，吴郁文被押赴刑场。行刑前，法警搜出了他藏在衣襟里的一枚日本勋章，正是当年他为日本特务机关效力时获得的＂功勋＂。
行刑时，数百名群众自发来到刑场观看。当处决的枪声响起时，现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这个在北京城作恶多端、后又投靠日寇的特务头子，最终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