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它通常被认为是儒学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才出现的。道统说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宋代中国社会从宋代开始逐步进入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形态，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在宋代，程朱理学对此有明确的理论概括和表述。

可以说，道统论是儒学由先秦时期一种纯粹的哲学观念向一种政治理论转变的产物，它产生于儒学发展到北宋中期以后。这一转变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从孔子到朱熹这一段时间里，而北宋中期以后又与北宋晚期相衔接。

道统说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理论命题，与宋代儒学由先秦时期一种纯粹的哲学观念向一种政治理论转变密切相关，也是其政治上中央集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道统说在宋代发展到了顶峰，其影响也达到了空前规模。但道统说并非是对道统观念本身的发展，而是在道统观念提出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4]本文试图以宋朝理学为例来对道统论及其表现形式作一考察。

道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却存在着差异。人们一般认为，所谓“道统”是指儒学之“正统”，即儒家的政治地位和思想体系，它是在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被提出来的。而宋代理学家则认为，所谓“道统”实际上是指“道统”的理论本身，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学之正统地位的论证，二是对儒学之理论体系的表述。前者被称为“道统说”，后者则被称为“理学说”。

宋代理学家们在其理学理论体系中都明确地提到了“道统”这一概念。如朱熹说： 自汉、唐以来，儒有所谓正统派、正统派之分，宋有所谓道统、道学之分。正统派者，谓之正学；正统者，谓之正学。

道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它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在春秋时期得到初步的发展。而到了北宋，道统说则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更为成熟的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统观念本身的演变，即由先秦时期的一种纯粹哲学观念向儒家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的演变；二是道统观念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即道统观念被赋予了一定历史条件后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道统观念本身具有一定内涵是对其产生条件作出客观分析的结果，但它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对道统观念及其历史作用作一考察，就必须分析其所赖以产生并得以发展起来的条件。

道统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即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统治秩序问题。道统说在宋代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政治统治秩序所作的一种理论概括和表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说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一种重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道统说对传统政治秩序所作的理论概括和表述，并不是自始就有的，它是随着宋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宋代，道统说要成为一种重大理论命题，其产生与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和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将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对这一问题作一考察。

宋朝道统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建立道学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思想的权威。朱熹曾在《答赵与时书》中指出，“自周秦以来，儒者之学，固已成矣，然犹未有君道、臣道，亦未有治道、治国者也。如孔子之克己复礼，孟子之民本主义，皆所谓治道也。” 在他看来，这种治理国家的学说和理论不是由孔子、孟子等人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由儒学的道学派生出来的。“自秦、汉以来，儒者之学遂以君道、臣道为一而以治道、治国者为一。

这段话对道学和治统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说明。 从道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伴随着宋代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出现的。而在宋朝以前，虽然儒家学者们也在提出一些治统理论方面的问题，但并没有像宋朝那样重视。 [45]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宋儒们提出了所谓“君道、臣道”的治统理论。

程朱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道”与“礼”的关系问题。从其对“道”与“礼”的关系界定来看，尽管程朱理学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都承认礼乐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维系社会稳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至于他们所主张的礼乐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则是仁学研究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而对于这一问题，南宋思想家则有不同认识，朱熹就是其中之一。 朱熹提出了两个命题：“道”与“礼”。他说： 凡在上者，其道虽与天无异，而无其人则无以得之；其礼虽与天无异，而无其人则无以行之。道所以通于天，则与天理合；礼所以通于人，则与人欲合。 朱熹认为，“道”是绝对的存在，它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而“礼”是相对的存在，它具有特殊的实用性。这两个命题构成了朱熹关于道与礼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

道统说在宋明理学中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道”与“制”的关系。在宋代，“道”与“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尽管从道统说发展到道制说，是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从道、制、学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将道、制两个命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既是指儒家所说的天道、天理，也包括儒家所追求的道德法则。在朱熹看来，天理和人欲都是不能分开来谈的，但人欲是会变的。他认为：“《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见其生，不能无死；见其死，不能无生’。此其为说也。此虽只是说人道之尽也，然人道亦随天道而行矣。”

从道统说的历史演进来看，宋代以后的道统说实际上是对先秦道统思想的发展和继承。但是，宋代道统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由对道的本体论、本体论问题的思考转向了对政治现实的关注，从追求道到追求治，其实质就是关注现实政治问题。在宋代，道统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道统不是“道”本身，而是由道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理想。

由此，道统说也就超越了其本体论问题，成为一种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由此可见，道统论是儒学由哲学观念向政治理论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它并不是儒学思想发展到宋代才出现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而是随着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学思想之进化，实自孔子始，而其最高之目标则在实现政治上之统一。其基本思想则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纲常伦理。其发展过程则由孔子而孟子而朱熹而王守仁而王门诸学者……皆一步一步地趋近于此理想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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