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0月7日以来，随着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巴勒斯坦地区，特别是加沙地带再一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区域，其热度甚至盖过了目前依旧如火如荼的俄乌冲突。

而随着冲突的进展以及更多的媒体报道，大家或许会发现，相比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东乌克兰战场，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就显得“不太文明”甚至更为血腥残酷。冲突双方，即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加上历史、宗教等原因的长期积怨使得当前加沙地带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成为当前冲突给世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特别是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普通老百姓的肆意迫害。

坦率地讲，为了应对当前巴以冲突的人道主义灾害，国际社会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出了及时的回应：联合国大会、特别是安理会数次尝试通过具有国际影响乃至有一定国际约束力的决议，要求双方达成相对实际且可执行的停火，以避免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

但遗憾的是，在安理会的机制下，很多在内容中明确涉及诸如谴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所作所为、明确要求交战双方停火、甚至哪怕是谴责交战双方（也就是以色列与哈马斯）迄今所有的非人道行为与对平民袭击行为的提案，都会被美国这个常任理事国以近乎一边倒偏袒以色列的姿态一票否决。

美国和以色列是盟友关系，这大家都知道。但纵观世界，国家之间盟友关系做到像美以这样被一些网友调侃为“共轭父子”的，恐怕也就仅此一家了。

从国力对比上看，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在理论上应该是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小弟依附于美国的，但在近些年来一些实际情况却似乎表明，在处理中东问题与美以关系时，强大如“山姆大叔”有时候反而却会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不说别的，之前联合国大会曾经多次大比例通过有关谴责以色列不断向巴勒斯坦政府主张地带修建带有殖民与“开拓团”性质定居点的决议，然而就是在这样具有国际共识的情境下，美国依旧会为盟友以色列投下反对票，颇有一种“与全世界逆行”的意思。

其实大家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想，美国如此的为以色列在国际场合找补也好，或者说“擦屁股”也罢，对美国本身而言从长远看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过度支持以色列，往往伴随着美国自身国际形象受到负面冲击，以及在中东方向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家传统友好关系和相应外交资源的受损。

这一次赶上美国又面临在东欧直面俄罗斯军队和要在潜在的亚太战场制衡中国两个首要的战略目标，在中东问题上支持以色列势必也会分散其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应变精力。不说别的，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自中东开战后忙不迭地去欧美“化缘”，甚至质问乃至逼迫欧美维系之前在乌克兰方向的军事援助，这就是当前美国因为站边以色列而客观上必须面对的尴尬境地的映照。

那么，以色列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小弟”，是如何一步步变成美国的“爹”的？美国在扶持这个盟友与中东方向的战略利益代理方的过程中，又是如何陷入这种“儿子变成爹”的困境的呢？

或许，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应该先回顾一下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但由于以色列作为一个由犹太人在二战后建立的带有鲜明民族性的国家，说到美以关系必然绕不开在美犹太人以及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渊源。而美国这个国家无论从人种构成还是其历史来看，其源头或许可以认为是从欧洲开始的。

因此，根源上讲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下在很久以前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

历史上，犹太人因为种种原因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代犹太民族自己把这段漫长的历史统称为“大流散”）——这个历史典故实在太早了，这里我们按下不表，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相当数量的犹太人迁徙到了欧洲定居，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和欧洲当地的原住民们杂居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扎下根，他们和其他当地百姓一样从事着各种行业——当然，一些犹太人随着历史变迁与家族积累，慢慢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获取了相当的财富。

时间来到了欧洲的近代，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社会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积累也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基于财产多寡的阶级分化。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中开始出现最初的因为财富原因，确切来说是对部分犹太富商财富的嫉妒和对其生活作风和宗教信仰的批判导致的反犹主义与排犹浪潮——不说近的，诸如德国纳粹党在二十世纪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式迫害，大家熟悉的莎士比亚名作《威尼斯商人》中的反角夏洛克，就是个犹太商人，这也是欧洲社会，从不列颠群岛到乌拉尔山脉持续数个世纪的反犹太浪潮与思想的真实写照。

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欧洲国家社会才从根本上清除了将犹太人和（宗教）异端、为富不仁与异己者划等号的社会风气。

伴随着欧洲诸国波澜壮阔的战争与政治历史，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参与主体之一，民族主义概念解决了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我们是谁”这一终极哲学问题，并塑造出共同体意识。从16世纪开始，一些犹太人开始强化以犹太教为纽带的犹太民族意识，并开始塑造构建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在这些犹太人看来，我们之所以“在欧洲受欺负”，核心原因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犹太国家来为自己遮风挡雨。

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锡安主义可以说是现代以色列的建国核心思想与立国之本。

在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关于锡安主义者，特别是一些极端锡安主义者在1948年巴以分治前后的恐怖行径，以及英国当年通过“贝尔福宣言”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挑起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矛盾，在中东近东进行殖民活动的“大缺大德”等历史，大家都应该通过很多媒体了解了不少，这里不做深入介绍。

在这我倒想和大家多聊聊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系。

前面我们提到，犹太人来到欧洲定居后，其实是参与到当时欧洲国家的诸多国内外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活动和事件的，这当然包括以荷兰、英国、法国与西班牙等依靠殖民发家的老欧洲帝国一度热衷的殖民美国的运动——毕竟，今天美国建国的根基就是英国在北美的13块殖民地打响的独立战争。

也就是说，和欧洲殖民者一起，犹太人其实很早也来到了北美，这些早期的犹太裔欧洲殖民者也可以说是最早混到“美利坚正星条旗”的老美国人。可是大家想想，欧洲殖民者最初殖民美国的时候是通过定居点一步步发展到成片相连的殖民地的，这些欧洲定居点在当时可以被理解成是在美国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上copy了一个个欧洲小社会，这些小社会自然继承了老欧洲的一切品格与缺陷——包括排犹思潮。

事实上，今天我们说犹太移民从20世纪以来，是通过建立定居点等手段在巴勒斯坦一步步蚕食本属于当地原住民（不止是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资源，实现了在联合国181号决议（即巴以分治决议）以法律形式确定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建立前，先一步实现了犹太国的实体化。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犹太人是怎么想到用“定居点”蚕食这种方式实现自我群体扩张的呢？

其实在近东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犹太人定居点之前，一群在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早就为了摆脱当时欧洲老殖民者的排犹社会思潮在北美大陆进行了实验，堪称犹太定居点“测试版”了。

此外，在锡安主义不断兴起，并最终在依据犹太人自认为的祖传“地契”，也就是《圣经》判定巴勒斯坦地区是他们未来建国的“奶与蜜”之地后，世界各地很多犹太人纷纷往这片心中向往的未来的“地上天国”移民。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已经在欧洲美国颇有势力的犹太商人，为这些移民“返回‘家园’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从这个角度上讲，或许可以说，与犹太人在近现代的欧洲历史中的活动类似，犹太人在美国的活动经营，以及美国犹太群体在锡安主义运动兴起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无形中为美国政府在未来的以色列国的对外政策中积累了相当的“原始股”，并影响着之后我们更为熟悉的历史进程。

今天我们都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一对紧密的盟友关系，但回溯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的历史，美国官方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却是相当暧昧的。一方面，由于前面提到的美国犹太人群体随着历史积累形成了美国国内社会与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上冷战初期美国需要同苏联争霸，以及将旧有且正在衰落的英法殖民帝国排挤出中东和近东地区的需要，美国在以色列建国后迅速承认了以色列，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不顾国际武器运输禁令为以色列提供了支援。

然而，顾虑到和当时从英国独立、且蕴含着大量石油与能源贸易利益的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到19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也好，美以关系也好，其实挺“泯然众人”，以色列只是当时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一般受援国罢了。相反，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军事贸易合作进入了一个飞快的上升期。

可是随着冷战中美苏争霸进入白热化，事情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以色列建国后的最初日子里，尤其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在以色列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来自苏联的明里暗里的人力和物资援助给了犹太人很大的支持（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的不少飞行员来自英美，陆军技术人员来自苏联，都是刚刚经历过二战的老兵，经验丰富战斗力十分强悍）。可是数年后，随着埃及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被纳赛尔领导的青年军官推翻，阿拉伯世界提倡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宣扬独立自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在一众依旧由腐朽的和英法前殖民宗主保持密切联系的阿拉伯国家内兴起。

出于意识形态传播以及国家利益扩张的需要，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站在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边，这自然让先前关系相对良好的苏以关系逐渐转冷。这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意识到了以色列在中东的价值——作为制衡苏联的棋子与在中东地区捍卫美国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前哨。

按照美国的说法，苏联向当时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出售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因此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力量均衡”，美国效仿大英帝国于十八、十九世纪“离岸平衡”之能事，从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政府开始向以色列大量倾斜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美以关系成为美国整体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体系中继英美特殊关系后又一“特殊关系”。

这种美以特殊关系持续至今，美国确实在冷战中依靠以色列这个钉子，以及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对阿拉伯国家的战胜成果获得了可观的地缘战略果实——这种果实反过来也帮助美国更好调整和中东有关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而对以色列来说，成为美国的盟友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可谓是抱上了一条大腿：美国的援助帮助以色列取得了之前数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以色列自身也成为当前美国最大的海外受援国。在舆论等软实力层面，仗着美国在冷战后建立起的政治和文化宣传优势，加上自身不断重复地去凹“二战受害者”的政治正确人设并在官方层面有组织的诋毁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以及自我鼓吹犹太文化的“先进性”，以色列也几乎将自身和“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百姓的认知中绑定——尽管不论从体量、经济还是国力，以色列离真正的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可以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自冷战发展至今，是一种基于利益与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利用。这种关系对美国来说理论上并不新鲜，毕竟美国的小弟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鼓呼呐喊的“看门狗”一般的盟友是不少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在中东的合作伙伴与盟友越来越多，客观上以色列在中东近东地区之于美国的“特殊关系”变得有些“不那么特殊”了。

而这个时候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以关系有点发展的过于特殊，乃至有些“变质”了——很多人发现，以色列可能不仅仅愿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美国盟友体系下的一般盟友！

今天对美以关系提出质疑的主要是一些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学派的拥趸，根据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思想，一个国家（在美国那自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捍卫与攫取是在外交与安全决策中应该予以考虑的绝对最优先级。

而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抛弃维系美以“特殊关系”时美国需要付出的政治与军事资源不谈，对以色列立场的顾虑在很多时候反而阻碍了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安全利益的布局与调整。

例如2010年前后，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参与了包括联合国五常与欧盟在内的主要大国和伊朗关于处理伊核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谈判，并积极促成允许伊朗通过冻结其核武计划以换取国际制裁解除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但这种行为却被以色列视为美国对其的“忤逆”乃至背叛，随着《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落实，美以关系走向低位。当时的美国政府甚至破天荒地数次没有反对联合国大会于安理会通过对以色列扩张其在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点行为进行谴责的议案。

在一些对美以关系有顾虑的人群中，虽然伊核问题在当时具有阶段里程碑意义的和平解决对美以关系造成了损害，却客观上缓和甚至提升了美国在一众伊斯兰教国家之中的国际形象，为美国在“阿拉伯之春”失败后改善同海湾国家的关系助力良多。

而鲜明的反面典型则是2017年，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为了博以色列的欢心，很炸裂地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立即把美国在特拉维夫的使领馆迁驻于此。

要知道，基于历史、宗教和安全因素的考量，尽管以色列宣布自己早就把首都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国际社会却对此反应相对冷淡，并非所有国家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按照外交惯例，跟随以色列政府把驻以外交机构设立在耶路撒冷的国家更是寥寥无几——特朗普的这一行为在当时引爆了国际舆论，也使得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地缘政治利益的漩涡。

美伊关系随着之前特朗普退出伊核问题交易解决方案而进一步恶化，而沙特、阿联酋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也基于这个信号开始重新考量和美国的关系。

类似的情况在今天美国对巴以冲突的介入中再一次上演。尽管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协调好中东一些首要的盟友国家介入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两个直接冲突方的和谈，但由于其对以色列在多数重要外交场合的偏袒，一些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也开始在对以问题上和美国产生了分歧，更不用说之前提到的客观情况上，美国如若过度陷入目前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本来就相对不那么充裕援乌抗俄和对抗中国的军事政治资源落入更为雪上加霜的境地。

而且以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观察，目前拜登政府如果不能短时间摆平当前的加沙冲突，抑或调整目前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在四年前对他战胜特朗普起到关键作用的在美国的阿拉伯裔人士可能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的一贯支持——这自然对拜登今后的选情不是好消息。

在分析美国对以色列近乎无底线一般的讨好包容的时候，除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美以“特殊关系”以外，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学者还认为，专攻美国政府与行政立法机关（也就是国会）的游说团制度在客观上也为以色列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开了后门”。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除去以色列以外，世界第二大犹太族裔聚居的国家就在美国。联系到之前我们说过的在美犹太人历史上的长期活动，加上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专门针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对以色列政策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就逐渐浮出了水面。

说到这个没有固定组织十分松散的游说集团，咱们应该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国内能够影响政府在特定领域决策的、独具特色的游说制度。

在美国，游说制度指的是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雇佣人脉广泛的专业倡导者——通常是律师、专家或者一些有政客个人人脉资源的掮客等——在美国国会、国务部、五角大楼甚至白宫等等决策机构为特定立法进行论证、争辩等有偿活动。

一些评论家将此描述为合法的贿赂、权力寻租及敲诈勒索，但根据美国的法律，政治游说行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两项自由，即：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说到游说政策对美国国内外政治生活的影响，举个例子，相信大家之前或多或少都听说过美国在枪支管理领域的长期困难，可是一个现实是，美国枪支管理的从业者们利用他们的金元构造了美国国内最为活跃的游说团体之一，也就是支持拥枪派游说团体。这些拥枪派人士利用观念趋同性博得大量保守和右翼传统光谱的美国政客的支持，为历届有心治理美国国内民用枪支过度泛滥的政府与相关官员大设障碍。在食品安全领域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关于美国对其国内含糖饮料征税的争议，这背后也有一些食品巨头及其代理游说团体参与其中。

一般来说，由于美国对于“外部干预美国政治”十分敏感而专门设置了外国代理人法案要求受到外国资助的公关与游说人员详细报备。在外交领域，游说团与游说效应对美国影响相比内政领域较小，一些国家和政治实体在美国开展对外政策领域的直接游说也是多有顾忌。

可是对于以色列政府豢养的游说集团来说这些不成问题。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友好关系使得美国官方机构对于一些真金白银领取以色列政府支持的以色列宣传部门警惕程度不高——毕竟以色列不像中国、苏联是非资本主义国家把“颠覆资本主义”写在脸上，在美国人认知中也“不像一些中东的独裁者爱搞恐怖主义”。

另外，根据一些美国学者的观点，犹太或者有以色列背景的游说团体常在宣传过程中向美国人灌输“美以两国在利益与意识形态上的趋近性”，加上以色列政府对犹太游说团体的广撒网一般的松散组织与真金白银支持，这使得犹太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与在美犹太人群体试图将对以色列一些行为的批评和历史上的“反犹太主义”划等号，这使得在美国社会与政治圈内部，尽管很多人认为美以关系应该做出深刻的检讨或者调整但都不敢公开表露或者执行相关行动。毕竟，这种政治正确当道的环境，被打上“反犹太主义”的logo那基本上一辈子也差不多了，之前在美国演艺圈与体育界的活跃人士曾有过的类似遭遇就是典型。

而很多在美国的美籍犹太人，出于宗教信仰等原因也乐意于配合这些以色列外包宣传的活动，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名声收益。

总而言之，在美籍犹太人士与以色列政府有目的的活动下，当对以色列的支持变成了美国政治经济决策圈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种潜规则时，当质疑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和“反犹”、“反宗教”等在普通美国人看来避之不及的大不敬挂钩时，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乃至美以关系就难免被这些无形的枷锁框住。

或许这也解答了本文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从理性决策思维看，目前拜登政府的对以色列政策，本质上是美国在动用珍贵的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支撑以色列这个在美国中东战略乃至全球战略布局中可以被认为是带有相当消极层面的负资产，美国政府依旧没有办法去主动调整当前其对于以色列的政策——当然，在美国看来，要是真的失去以色列，那么将意味着放弃了和阿拉伯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博弈中的重要筹码了。

所以，我们之所以半开玩笑般的说以色列在美以关系中成为了美国的“爹”，其实指的是当前在巴以冲突的特殊背景下，美国对于其盟友以色列的一些已经引发国际舆论、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群体性恶评行为的过度偏袒。这种特殊的“共轭父子”关系，既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欧美上层决策者对于历史上所谓“反犹太原罪”而对以色列的找补，也可以说是从冷战到今天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在中东这一片复杂的地缘政治棋盘上走棋塑造的结果。

在我看来，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太人，对于一些媒体上被一些人有意无意传播的具有明显鼓吹以色列官方立场与意志的宣传品，应该有个更公开的判断。

事实上，中国的官方媒体曾经因为报道过在美犹太金元集团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尤其是游说活动，而被以色列官方抗议。

当然，或许看到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虽然是一个犹太族裔明显占据主体的国家，但他能完全的，百分百的代表犹太民族的利益和意志吗？

要知道，在巴以分治，中东和近东变成长期火药桶之前，哪怕在英法殖民之前，当地的百姓已经在漫漫历史中养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活习惯，那所谓“圣城”耶路撒冷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时尊崇的历史和客观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