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之战的失利，使得西魏向东的扩张计划受阻。尽管如此，西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在东西两方暂时形成均势的情况下，西魏将战略重心转向了南方，特别是汉川和蜀地。这片富饶的土地当时由梁朝统治，但这个曾经强大的南方帝国，在侯景之乱后迅速衰落。

梁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紧张，军队战斗力薄弱，这些在侯景之乱中暴露无遗。这给了西魏南下的信心和决心。

在侯景之乱期间，梁朝的内部分裂为西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政治借口。当时，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孙皓举城投降西魏，宇文泰派遣大都督符贵前往竟陵镇守。

然而，梁朝雍州刺史萧察与湘东王萧绎之间爆发了内讧，萧绎命令柳仲礼率军北上攻打襄阳。得知这一消息后，孙皓迅速绑缚符贵，重新归附柳仲礼。这一举动激怒了宇文泰。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十一月，宇文泰抓住这个机会，派遣大将军杨忠率军大举讨伐梁朝的随郡。随郡的郡治位于今天的湖北随州，地处三国交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在梁武帝时期，柳仲礼曾多次北伐，甚至在北魏末年占领了安陆。

然而，随着东西魏的分裂，柳仲礼在这一地区的势力逐渐减弱。侯景之乱后，梁朝中央对随郡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尤其是当襄阳全郡投降西魏后，随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西魏参与这场战役的将领中，史书上记载的包括荆州刺史（兼任东南道行台仆射）长孙俭、代理荆州刺史泉仲遵、郢州刺史裴侠、豫州刺史权景宣、雍州大中正王悦以及瀛州刺史崔谦。这些将领长期活跃于西魏南部前线，除了统帅杨忠位列十二大将军之外，其他人在政治地位和军事才能方面，大多属于西魏军队中的二线人物。

更关键的是，杨忠所率领的部队只有2000名骑兵，且携带的粮草并不充足。这样的阵容显得有些单薄。从客观角度来看，西魏刚刚在河南遭受了打击，导致荆州的军力和后勤力量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从最终的结果和整个局势来看，即使只有这一点兵力，宇文泰也已经胸有成竹。

柳仲礼将大本营设在安陆，亲自率领轻装部队前进至随郡。关于柳仲礼的兵力，《南史·柳仲礼本传》并未明确记载，但《周书·杨忠传》中提到他有1万名士兵。这一数字是否准确，难以考证。然而，在侯景之乱期间，柳仲礼曾宣称要带领3万人救援建康，实际上却只有大约1万人。救援建康失败后，柳仲礼全军返回，因此可以推测他手下的士兵人数大致为1万，与《周书》的记载基本一致。杨忠的大军在樊城稍作停留后，随即向东进发。

由于萧察刚刚投降西魏，并且仍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西魏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杨忠深知朝廷的顾虑，为了震慑萧察，他命令全军多设旗帜，并在出兵时将部队分成若干部分，行进过程中不断更换旗帜。

同时，杨忠还对外散布消息称自己的兵力非常强大。这一策略使萧察误以为杨忠麾下有三万大军，因此对西魏产生了极大的畏惧之心。

杨忠的大军抵达随郡。此时，双方主力尚未交锋，随郡由柳仲礼的部将桓和驻守，而柳仲礼的前锋则驻扎在漂头（今安陆西北）。

杨忠认为，己方兵力有限，后勤补给也不足，不适合进行长期的围城攻坚，应迅速寻找并击败柳仲礼的主力部队。然而，代理荆州刺史泉仲遵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不先攻下随郡，前方有强敌，后方有坚城，一旦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忠对于柳仲礼所部的威胁并不十分担忧。尽管柳仲礼在梁朝末年是赫赫有名的将领，但自青塘之战后，他的锐气大不如前，已不再是当年击败贺拔胜时的那位英武将领。因此，杨忠认为柳仲礼所率领的部队战斗力有限，敢以两千人马直面柳仲礼。然而，泉仲遵的观点也有其合理性。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出现意外，这两千人马恐怕难以承受失败的后果。经过深思熟虑，杨忠最终决定先攻打随郡。一旦下定决心，西魏军队便迅速行动，全力攻城。力主攻城的泉仲遵率先冲锋，率先登上城头，随后的士兵紧随其后，一鼓作气冲入城内。梁军在西魏军队的强大气势面前难以招架，城头上的守军很快被击溃。西魏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城池，并活捉了梁军守将桓和。

柳仲礼在漴头听到消息后，担心大本营安陆有失，立刻率兵回撤。西魏军得知这一消息后，将领们纷纷主张迅速出击，在柳仲礼回援之前攻占安陆。然而，杨忠力排众议，认为部队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如果再次强行军并强攻坚城，可能会不利。他建议利用梁军不擅长野战的弱点，追击柳仲礼。他认为，一旦柳仲礼的军队被击败，安陆必然会望风而降。于是，西魏军转向漴头方向追击。柳仲礼行军缓慢，未料到西魏军行动如此迅速，仓促应战。杨忠亲率骑兵出击，一举击溃梁军，并当场俘获柳仲礼。这场战斗如同狼对羊的突袭，失去速度优势的梁军只能被动挨打。

柳仲礼被俘的消息传遍各郡，安陆、竟陵等地震动不已。安陆守将马岫开城投降，竟陵守将王叔孙则杀死了孙皓，献城投降。至此，汉水以东、沔水以西的广大地区全部归入西魏版图。

萧绎在江陵与雍州刺史萧察交战时，听闻局势恶化，心中大为恐慌。他原本以为柳仲礼能够抵挡住敌军，没想到形势竟会如此不利。西魏占领了随、陆地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梁朝的江北防线，切断了江陵与郢州之间的陆路联系。襄阳已经落入敌手，蜀中的萧纪也虎视眈眈，江陵陷入了三面受敌的险境，形势十分危急。面对杨忠率领的西魏大军逼近江陵，萧绎不得不派遣使者求和，提出以安陆、石城为界，承认西魏对随、陆地区的占领，以此换取江陵的暂时安全。杨忠的部队经过多场战斗后，已经疲惫不堪，且粮草短缺，因此同意了萧绎的提议。他留下大将权景宣驻守江陵，自己则率主力返回荆州（西魏的荆州，治所在穰城）。

一年多后，梁邵陵王萧纶与湘东王萧绎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同时，西魏在随陆地区的威胁日益严重，萧纶于是与当地的豪强段珍宝、夏侯珍治密谋，打算内外呼应，将随、陆之地献给北齐（高洋已在前一年篡夺东魏，建立北齐）。

萧绎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敢亲自派兵进入随郡追击萧纶，便派人通知了杨忠。萧氏兄弟之间的不和已经到了极点，杨忠自然乐于坐收渔利，迅速派兵包围了萧纶所在的汝南城。萧纶无力抵抗，城池被攻破，他本人也被俘虏。历史上，夺取他人领地后通常不会对主要人物大开杀戒。然而，杨忠之前曾因柳仲礼被俘送至长安后，在宇文泰面前诋毁他贪污战利品，险些被追究责任。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俘获萧纶及其党羽后，杨忠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全部处死。

随、陆地区的豪强和民众在此次短暂的征服战中并未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并不甘心臣服于西魏。

当杨忠的大军撤退后，该地区相继爆发了三次叛乱：随州的吴士英、唐州（今河南唐河）的田鲁嘉以及定州（具体位置不详）的李洪远领导的起义。这些地方豪强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凭借其在当地的影响和号召力，成功动员了大量乡民进行抵抗。然而，权景宣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逐一击败了这些叛乱势力，最终削弱了豪强的力量，巩固了西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西魏利用混乱局势达成了其战略目标，对江陵形成了显著的战略优势。同时，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将梁朝的领土从中部分割，特别是从随、陆一带将其一分为二，导致中游和下游地区彼此隔绝，为西魏进一步向南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更大的意义在于精神层面。西魏军仅以两千之众便攻克坚城、击败强敌，这不仅揭示了梁军内外衰败的本质，还极大地提升了西魏军的士气和信心。

西魏大统十七年（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西魏丞相宇文泰决定攻打梁朝的汉中和上津地区。汉中在北魏末年被梁朝占领，而继承了北魏关中地区的西魏因国力不足，未能向南扩展，两国边界因此停留在梁汉一带，主要以秦岭为界。尽管西魏的首都长安与汉中、上津的直线距离很近，但秦岭的险峻地形使得大规模军事行动难以实施。

加之梁朝末年军力较弱，关中南部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然而，从长远来看，将首都置于国防线的南端并不符合西魏的整体国防利益。

早在537年，即西魏立国不到三年时，国内就已开始讨论如何夺取汉中，解除关中南部的威胁。时任御史中尉的董绍提出了攻占汉中的建议，并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这一战略总体上符合西魏的利益，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东面的高欢又虎视眈眈，部分官员强烈反对出兵。

最终，这场战役还是得以实施。董绍被提前任命为梁州刺史，率领少量兵力进攻汉中。然而，这次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当时的梁武帝萧衍虽然年事已高，但仍能有效掌控全国，汉中一带的梁军也严阵以待。

董绍率军抵达汉中南郑城后，梁军大将兰钦率部前来救援，并在南郑城下大败董绍，杀伤西魏军3000余人。

西魏残部撤退至斜谷，又被兰钦追击，《梁书》记载“斩获略尽”。

关中地区震动，为防止梁军乘胜追击，西魏不得不向梁朝赠送2000匹马以示和解。幸运的是，梁朝并未进一步策划北伐，而西魏也因此不再觊觎汉中一带。

然而到了大统十七年（551年），局势已与14年前大不相同。侯景之乱后，蜀中的萧纪与荆州的萧绎互不相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势如水火。

此时，雍州（治襄阳）的萧察向西魏投降。梁朝内部的梁氏兄弟叔侄之间相互攻伐，北方防线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汉中的梁军实力大为削弱。这为西魏提供了攻取梁汉的绝佳机会。

西魏派遣王雄和达奚武两位大将率兵进攻梁汉。这两位将领均位列十二大将军，都是独当一面的勇将。

尽管《周书》文帝本纪及两人的传记中未明确记载此次出兵的具体主次安排，但从战后的功绩评定来看，朝廷打算因达奚武平定汉中的功绩晋升他为柱国大将军，而王雄并未获得同样的待遇。由此可见，达奚武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可能担任了主要角色。

汉中地区的军事地理环境独特。北面以秦岭为界，与关中地区相邻；南面则以大巴山为界，与蜀中地区相邻。

从关中通往汉中，历史上有三条主要的通道：自西向东分别是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这些通道都是秦岭山脉中的谷地。

其中，褒斜道全长470华里，北口位于斜谷城（今陕西眉县西南方约30里），南口位于褒城（今陕西汉中市北10里）。这条道路几乎沿着褒河河谷延伸，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向南行进而不利于向北行进。尽管如此，河谷沿线地势崎岖，不利于长途行军，更难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在秦汉时期，人们常常通过凿栈道来通行。

褒斜道是这三条道路中最容易通行的一条，三国时期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曹操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进军的。

傥骆道全长约420华里，南端入口位于傥谷（今陕西省洋县以北约30里），北端出口则在骆谷（今陕西省周至县以南120里）。这条古道完全由山路构成，途经终南山的主要山脉，地形极为险峻。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此路段曲折蜿蜒达80里，共有84个急转弯。”因此，大部队行军非常困难，即便是绕道而行也会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甚至牛马都可能因劳累而死亡，行军之艰难可见一斑。

直到2007年，终南山段才开通了一条长达18公里的单向隧道。以80公里的时速行驶，仅需十多分钟即可穿过这段曾经最为艰险的路段。如今，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古人在背负着沉重装备和武器的情况下，如何艰难地翻越这些高山。

子午道全长约660华里，北端位于子口（今陕西西安以南百余里），南端则在午口（今陕西洋县以东160里）。这条道路穿越山水交织的地形，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且地势险峻，相较于褒斜道更为危险，也比傥骆道更长，因此历史上较少作为军队行进的主要路线。

​在一次战役的任务分配中，达奚武负责进攻汉中方向，而王雄则负责攻击上津和魏兴方向。达奚武率领三万大军，在当年十月从散关出发，沿着褒斜道前进。由于褒城距离汉中的南郑非常近，只要能够顺利穿过山谷，占领汉中便指日可待。

然而，西魏军的行动受到了部队庞大带来的限制，无法隐藏行踪，也无法加速行军，只能在栈道上缓慢前行。如果梁军提前得知消息并在褒城谷口集结重兵，达奚武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军的反应却显得极为被动。汉中的守将是萧纪任命的益州刺史萧循。

在达奚武长达数月的行军过程中，完全不掌握任何情报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萧循既没有向后方的成都请求支援，也没有对南郑外围进行有效的防御准备，无论是兵力部署还是心理准备，几乎都是空白。

面对这样的敌人，西魏军轻而易举地走出了褒斜道，直逼汉中的武兴戍。达奚武并没有立刻发起进攻，而是派遣了因平定随郡有功而新任京兆郡守的王悦前去劝降。

武兴戍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军事据点，守军数量有限。南郑方面也未派遣任何援军。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守将杨贤最终选择了投降，缺乏斗志。西魏军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这座城池，并留下少量兵力驻守，随后全军继续前进，顺利抵达南郑城下。

南郑城首次见于历史记载的扩建发生在汉高祖刘邦进入汉中之时，当时南郑城的周长达到了40里。

到了东晋咸康年间（335—342年），梁州太守马勋从东面截取了南郑城的三分之一，建起了一座小城，此后这里便成为了汉中的行政中心。

在这座大城内部，还分布着多个小城，如南凭、北结、环雉、金墉、漆井等，城防设施极为复杂，形成了一座综合性要塞。尽管拥有如此坚固的防御，萧循却表现得如同废物一般，毫无反应地率领军队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达奚武指挥部队开始了攻城行动，但南郑城经过多年的经营，西魏军的进攻一时之间难以取得突破。

达奚武手下的王悦建议说，当前最紧要的是要阻止蜀中援军抵达南郑周边，否则队伍将腹背受敌，局势将极为不利。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派遣部队进行拦截，确保内外不会形成夹击之势。

南郑城西约120里的白马戍（位于今陕西勉县西约20里），地处沔水谷地，两侧皆为高山，是蜀中援军的必经之路。

王悦建议抢先占领此地，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达奚武随即命令王悦率领700名轻骑兵火速前往夺取白马戍。

不得不提，王悦确实是一个善于用智谋作战的将领。在他跟随杨忠攻打随郡和安陆时，就预先考虑到大军南征可能会面临后勤补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命令部下军士注意节约，每天节省一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果不其然，大军攻下安陆后不久，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王悦随即拿出本部节省下来的600多石粮食，极大地缓解了粮荒问题。

王悦抵达城下后，对局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白马戍的守军人数不多，但若贸然发起强攻，尽管能够攻克这座小城，他手下的700人也可能遭受损失。这样一来，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蜀军援军，他的力量就会显得捉襟见肘。

尽管局势紧迫，王悦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他没有选择用武力强行进攻，而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通过分析形势、讲明利害，让白马戍的守将明白，继续抵抗只会走上绝路，而如果投降西魏，则将迎来全新的生活。

回头看南郑城下的形势。西魏军主力骑兵居多，攻城非其所长，如果长期相持下去，以褒斜道这种漫长艰苦的令人发指的后勤补给线，西魏军迟早要把自己耗死，达奚武也没有什么良策，大军把南郑城团团围起来，做出一副困死南郑的架势。

城中的梁军也相当害怕，西魏人这么死围下去，说不定哪天城就被打破了。麻秆打狼两头怕，终于有人先忍不住了，萧循决定投降。

达奚武大喜，不战而得人之城，这是梦寐以求的好事。拿下南郑以后，其余各城必然望风归附。形势一片大好，达奚武欣然表示接受投降，然后准备与萧循商量下一步的具体动作。

果然，白马戍的守将梁深被说服，选择了不战而降，将城池拱手相让。

不久之后，正如王悦所预料的那样，萧纪派遣将军纪奇率领6000兵马前来争夺白马戍。纪奇见城池已经易主，又不知城中的具体情况，不敢贸然进攻，最终率兵撤退。

然而，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沉默已久的蜀中，终于派出了大规模的援军。

​自达奚武、王雄两路大军开始入侵以来，蜀中究竟在忙些什么？

原来，蜀中正忙于一件大事——称帝！

益州刺史萧纪因未救援建康并僭号称帝，政治声誉已经荡然无存。为了稳固内部，他不得不先整合各方势力。

当达奚武和王雄的两支大军在秦岭的大山中艰难行进时，萧纪正在对他的下属进行大肆封赏，并部署军队，为东下进攻萧绎做准备。

目睹这一幕，蜀中的大小官员无不感到愤怒与无奈，即使被封官授爵也无法平息他们的怨气。萧纪的大将司马王僧略（萧绎大将王僧辩的弟弟）和直兵参军徐怦极力劝阻萧纪称帝，但萧纪不听劝告，直接将二人处死。

即便是萧纪特别委任的中书令兼领益州刺史萧捻，心中也充满了不满。

作为梁武帝的亲侄子，他在私下里对人说：“善人是国家的根基，如今却将他们诛杀，蜀中的灭亡已为期不远。”萧捻不仅口头上表达不满，还对萧纪的伪年号“天正”进行了讽刺。他指出，当年桓玄篡位自立，年号为“大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二月了”的意思，桓玄果然在仲春时节败亡。而如今，“天正”不就是“一止”吗？这难道不是预示着我们难以长久了吗？

蜀中的局势动荡不安，面对西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民众和官员显得措手不及，毫无反应。直到南郑被围，纪奇试图夺取白马戍却未能成功，萧纪才意识到必须正视西魏的威胁。于是，他派遣大将杨乾运率领一万兵马北上，前往汉中救援。

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了南郑城内，萧循顿时重拾信心。他立刻决定不再向达奚武投降，而是等待杨乾运的到来，准备内外夹击，一举消灭城下的西魏军队。

达奚武对萧循的反覆无常感到极度愤怒，但南郑城久攻不下，光是愤怒解决不了问题。他意识到，如果蜀中再次派出援军，绝不能让其顺利推进。幸运的是，他已经控制了白马戍这一重要据点，决定严密封锁白马戍，阻止杨乾运接近南郑。

杨乾运感到十分无奈。达奚武已经围城一个月，之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派兵支援，但蜀中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导致目前的困境，杨乾运只能徒呼奈何。

杨乾运的部队全军抵达白马戍，但达奚武的第二波阻援兵力3000人，由猛将王杰和贺兰愿德率领，早已到达城下。杨乾运行动迟缓，加上部队士气低落，结果在城下被西魏军重创，当场被斩杀数千人。

杨乾运本人败逃回巴州。达奚武则将俘虏和斩杀的梁军首级摆在城下，告知城中守军，蜀中的援军已被击退，城中不要再抱任何希望。

萧循虽然害怕，但仍存有一线希望，寄望于坚持到西魏军队粮草耗尽，迫使他们不战而退。西魏军自然明白梁军的意图。

燕州刺史杨绍派人在城下挑衅，随后在城外设下伏兵，企图引诱梁军出城，在野战中将其击败。

萧循起初不予理会，严令各军不得出战。然而，杨绍在城下的挑衅不断升级，尽管具体骂了些什么，史书未记载，但最终萧循无法忍受，决定出击。

梁军打开城门，出城发起突袭，杨绍见状大喜，指挥部队后退。然而，埋伏的兵力突然出现，将梁军打得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萧循意识到硬拼无济于事，只得退回城内，无论杨绍如何挑衅，坚决不再出战。

达奚武派遣行台左丞柳带韦进入南郑城劝降。柳带韦对萧循说：“南郑之所以不愿投降，是因为依赖外界的援军。然而，如今武兴、白马等重要据点已被攻破，南郑已陷入绝境。不论是蜀中的援军，还是汉中各地的豪强，都无法再提供援助。继续固守已无实际意义。更何况，梁朝内乱不断，宗室之间互相残杀，即使你萧循有心为国尽忠，但国家已支离破碎，效忠的对象又在何处？不如投降西魏，还能保有一席之地，裂土封侯。”

这番话不仅揭示了南郑的困境，还用梁朝内乱的现实狠狠打击了萧循的士气。再看看蜀中的萧纪，称帝的野心已使他陷入疯狂。为这样的人效力，又有何意义？萧循听后心灰意冷，最终答应了达奚武的劝降。

达奚武此刻感到胜利在望，反而对萧循的投降意愿失去了兴趣。他决定强行攻打南郑城，以发泄被欺骗的愤怒。他派遣使者返回长安，向宇文泰请示，希望能攻下南郑城后进行屠城，以此震慑和打击梁朝的士气。然而，宇文泰最近收留了一位蜀中的名士刘璠，并对其极为器重。在刘璠的强烈反对下，宇文泰否决了屠城的提议。

达奚武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众将领，贺兰愿德等人主张强行攻打并屠城，而赫连达、杨宽等将领则认为，南郑城池坚固，城中守军几乎未受损失，若强行进攻，虽能取胜，但必然会增加己方的伤亡。

经过多次讨论，达奚武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军粮已经所剩无几，强行攻打虽然能解一时之气，但如果久攻不下，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他强压怒火，接受了萧循的投降请求。

愤怒无济于事，容忍才能走得更远。容忍通常是弱者的行为，但在特定情况下，强者也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达奚武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萧循率领全城军民投降。

西魏废帝元年（552年）五月，达奚武带着南郑的军民返回长安，并留下王悦继续攻略汉中的其他郡县。

作为梁州的首府和剑阁以北唯一的重镇，南郑的失陷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直接导致其他郡县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加之王悦采取了温和的政策，汉中的各个郡县几乎未经过大的战斗便相继落入敌手。

在达奚武进攻汉中的同时，王雄率军从子午谷险道出发，直接从长安挺进梁朝的安康郡城。与达奚武的曲折进程相比，王雄的进展显得异常顺利。

汉中的首府南郑战备工作已经如此松懈，位于东北边陲的安康等郡更是毫无防备。王雄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包围了魏兴（今陕西安康）和上津（今湖北郧西），几乎未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便迅速占领了这两座城池。

当达奚武仍在南郑与敌对峙时，王雄已基本扫平了汉中东部的各个郡县。然而，由于南郑的局势尚未明朗，宇文泰暂时没有召回王雄，而是从他的部队中抽调了一部分兵力支援达奚武。

然而，西魏在汉中的军事胜利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就此彻底归顺。当西魏主力部队撤离汉中后，他们仅留下了一小部分军队驻守。

安康地区的豪强黄众宝对西魏的统治心存不满，乘机集结族人包围了安康城，并杀死了王雄留下的将领柳桧。

另一位豪强扶猛则凭借险要地势固守，对抗西魏的统治。面对这一局势，宇文泰迅速下令王雄率领大军前去平叛。最终，黄众宝被王雄击毙，而扶猛见形势不利，选择投降西魏。

这些平叛行动虽然规模较小，但持续不断，直到废帝二年（553年）春季，王雄才基本平定了各地方豪强的反抗。

为了稳固在汉中地区的统治，宇文泰命令王雄将汉中的豪强大族全部迁徙至雍州，以方便就近控制。这次迁徙中，包括了被王雄俘虏的梁将、安康郡守李迁哲。李迁哲是安康地方上的大族，在侯景之乱期间，他对梁宗室诸王各自为政感到痛心疾首，有意救援建康，但由于实力有限，只能闭门自守。

李迁哲被俘后送往长安面见宇文泰。宇文泰听闻他的名声，对他大加赞赏，并任命他为大将。两年后，汉中西部再次发生叛乱，宇文泰派遣军队进行镇压。考虑到李迁哲在当地豪强中的背景，宇文泰命令他随同大将田弘、贺若敦一同参与平叛。

李迁哲后来官至安康郡公，育有69个子女，孙辈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每当子孙前来参拜时，他都需要对照名册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这在北朝时期堪称一大奇观。

迁徙豪强至关中之后，西魏不仅巩固了内部秩序，还在新占领的汉中地区设置了州府，正式将其纳入版图。汉中的胜利对于西魏而言，不仅是领土上的扩展，更重要的是战略方向的重大调整。自立国以来，宇文泰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与东魏、北齐的对抗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这些长期的战争使西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内经济难以恢复，军事伤亡也极为惨重。尽管近20年的战争为西魏带来了稳固的国防，但如果继续这种高成本的战争模式，面对地广人多的北齐，西魏可能会因战争而崩溃。因此，汉中的胜利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成功，更是西魏调整战略方向的关键转折点。

进攻汉中和随郡的战役，不仅打开了南方的门户，还暴露了南方军队的脆弱。一向以务实著称的宇文泰，迅速调整了战略方向。既然东方的防线已经稳固，他决定在不影响对齐防御的前提下，逐步加强对南方的经营，采取“小口快吃慢消化”的策略，逐步蚕食梁朝的土地。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三月，汉中局势刚趋稳定，宇文泰便兴奋地派出了自杨忠以来的第四支大军，从散关南下，目标直指成都。

​从军事角度来看，汉中作为蜀中的北部屏障，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这里北依秦岭，南倚大巴山，东临汉沔。如果以蜀中为后盾，加强军事设施的建设，完全可以确保蜀中的战略安全。

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防止曹魏的侵袭，将蜀汉的防御力量部署在汉中的外围要塞上，确保曹魏军队无法突破汉中防线。这一策略在诸葛亮执政期间非常成功，使得曹魏军队始终未能越过汉中，保障了蜀地的安全与稳定。

然而到了姜维主政的时代，他改变了诸葛亮的防御策略，选择收缩兵力，采取诱敌深入后再进行反击的战术。这种变化导致在钟会伐蜀时，曹魏军队能够迅速攻入汉中，秦岭这一天然屏障的作用大大减弱，蜀军不得不撤退到剑阁进行防守，最终失去了汉中这一战略要地。

汉中的失守，对蜀汉的存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加速了其灭亡的步伐。因此，在后来的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中，汉中的防守成为了巩固四川地区安全的重要措施。

从经济角度来看，汉中盆地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民众的力量也非常雄厚，这使得它成为仅次于成都盆地、具备综合性军事基地条件的重要地区。一旦北方势力占领汉中，便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和人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南下军事基地。即便蜀中的军队能够在短期内抵御北方的进攻，但长期而言，这种情况对蜀中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说，如果萧纪能够充分重视汉中的战略意义，在西魏采取行动之前加强汉中各要塞的建设，并为萧循增派足够的兵力，那么凭借汉中优越的地理条件，他完全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将西魏挡在秦岭之外。然而，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萧纪近乎疯狂地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攻打荆州上。

萧绎对萧纪蜀中的军备也是十分忌惮，生怕其出川顺江而下，而此时的湘州叛乱仍然持续尚未平息，襄阳的宿敌萧察虎视眈眈，而北齐也在江北频繁制造事端，不断蚕食梁朝在江北的领土。

蜀中位于长江上游，四周环山，拥有显著的战略优势。退守时可以固守蜀地自立，进攻时则可以顺流而下直取荆州。西晋时期，王浚在益州大力发展水军，战船绵延数千里，东西并进，最终灭亡东吴，这正是蜀中战略价值的直接体现。

在魏梁对峙期间，梁朝的荆州与襄阳、随郡、安陆相邻，尽管这三地已被西魏占据，但东面还有北齐的强大威胁。从这些地方进攻荆州，难免会面临侧翼受袭的风险。而从蜀中出兵则没有这种顾虑。

此外，经过十多年的经营，蜀地民众富足、国家富裕，成为理想的后勤基地。若能夺取并占领此地，不仅能够扩大西魏的疆域，还能增加赋税收入和人口，对提升国力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像宇文泰这样务实的枭雄来说，萧绎的求救信一到，便意味着西魏取蜀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行动。

然而，当宇文泰将此事提交朝议时，朝中大臣们意见不一，争论纷纷。主要原因在于连年的战争已使朝野疲惫不堪。

更何况，近年来北齐的高洋频频有所作为，北击契丹、攻打柔然，南侵梁地，显示出了不亚于其父的雄心壮志。此时南下与梁人争夺利益，一旦北齐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宇文泰的外甥、尚书左仆射尉迟迥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他没有被那些官僚们的顾虑所动摇，而是从军事角度详细分析了出兵的必要性。汉中已经落入西魏之手，这为西魏提供了类似于当年曹魏灭蜀的战略优势。此外，萧纪对北方局势置若罔闻，将主力部队东调攻打荆州，导致蜀中防御空虚，这对西魏来说是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

​宇文泰对尉迟迥的观点深感认同，在朝野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出兵伐蜀。西魏废帝二年（即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3年）三月，尉迟迥率领2.2万步骑兵，从散关出发南下攻蜀。

尉迟迥是西魏军中的中生代将领，与弟弟尉迟纲同为宇文泰重点培养的亲信。他曾先后担任宇文泰的帐内武士和西魏皇帝的侍从官，后来升任领军将军。与杨忠、达奚武、王雄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相比，尉迟迥的实战经验相对较少。

然而，宇文泰选择尉迟迥作为伐蜀的统帅，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家族中的年轻将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对萧纪的极度轻视。

汉中通往蜀地有两条主要道路。

一个是金牛道。金牛道北起现在的陕西省勉县，南至四川省剑阁县。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从勉县到剑阁的距离约为340里。按照现代高速公路的里程计算，从勉县到剑阁的距离也大致为340多里。由于现代高速公路的路线与古代金牛道基本平行，因此两者的距离相差不大。金牛道是连接关中、汉中与四川盆地的几条主要道路中最为便捷的一条，因此尉迟迥选择了这条大道。

另一个是米仓道。这条道路北起南郑，南至巴中，全长约480多里。米仓道需要穿越海拔约2000米的米仓山，因此行军难度相对较大，比金牛道更为艰难。此外，米仓道的南端位于巴中，而巴中处于成都平原的东北方向。虽然从巴中前往重庆较为方便，但若要前往成都，则不如通过金牛道经剑阁更为便捷。

在汉中的局势基本稳定后，尉迟迥一路未遇任何阻碍，顺利抵达了剑阁。

剑阁作为成都平原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险要。

《水经注》中描述道：“从小剑戍向西三十里到达大剑山，沿途山势连绵，险峻异常，阁道凌空，这就是著名的剑阁。”在三国时期，诸葛亮认为从大剑山到小剑山之间是一条狭窄的要道，因此设立了剑门县，并且由于阁道长达三十里且极其险峻，还专门设置了尉官进行防守。从此，剑阁成为了雄关要塞。

钟会攻占汉中后，与姜维在剑阁形成对峙之势。尽管他凭借攻破汉中的优势，但短期内仍无法攻克这一坚固的关隘。因此，如果萧纪能够妥善部署，在剑阁驻扎强大的防御部队，依然可以有效地阻挡西魏的进攻。

在剑阁地区的梁军，皆由萧纪委任的潼州刺史杨乾运统领。杨乾运原本是汉中傥城的豪强，北魏末年被俘后归顺了梁朝。当萧纪在成都称帝时，杨乾运请求返回家乡担任梁州刺史，但萧纪担心他回到老家难以控制，便安排他在蜀中的内郡潼州担任刺史。虽然官职相同，但这一决定让杨乾运颜面尽失，心中十分不满。

在汉中白马戍的一战中，杨乾运被达奚武击败，损失惨重。此时，尉迟迥又率领大军前来攻打，杨乾运内心忐忑不安。他的侄子杨略劝说他，梁朝内乱不断，侯景之乱刚平息，各王之间却互相争斗，不思团结一致对抗外敌，为这样的国家效忠实在不值，不如投降西魏。杨乾运深感此言有理，为了掌控局势，他派杨略带领2000名士兵前往剑阁镇守，并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等人做好投降的准备。

杨乾运的这一决定与宇文泰的纳降政策密切相关。早先，杨忠攻打随郡俘获了梁朝大将柳仲礼，达奚武攻占汉中抓获了萧循和刘璠，王雄攻克安康擒获了李迁哲和扶猛，宇文泰对这些战俘一概不予处死，而是以礼相待。尤其是对于具有军事才能的李迁哲和扶猛，宇文泰更是重用他们，使其成为西魏的领军大将，为西魏攻取梁汉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宇文泰宽宏大量的态度以及对梁朝降将的优厚待遇，无疑对杨乾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不久之后，西魏的劝降使者牛伯友携带着杨乾运的孙子杨法洛抵达剑阁。杨略接见了二人，并迅速将他们秘密送往潼州。

杨乾运表达了投降的意愿，并派遣使者前往关中向宇文泰呈递降书。宇文泰得知后非常高兴，随即派人带着免死铁券和梁州刺史的任命书再次前往剑阁，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南安县（今剑阁县普安镇）的居民任果更是直接前往关中向宇文泰投降，并提出了破蜀的具体策略。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国乱出奸”，古今皆然。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五月，尉迟迥的先锋部队由侯吕陵始率领抵达剑阁。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杨略未作抵抗便放弃了剑阁，撤退至安州，并与杨乾运的女婿乐广汇合。为了确保投降过程万无一失，杨略先下手为强，设计逮捕了安州的大将任电。这样一来，侯吕陵始得以顺利占领安州。

这一消息传到长安，宇文泰闻讯大喜，整个西魏朝廷为之欢腾，认为攻克蜀地只是时间问题。这种乐观情绪一直持续到蜀地最终被平定。为了纪念占领安州这一对破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宇文泰下令将安州改名为始州，寓意破蜀之始。

不久之后，杨乾运也率部向尉迟迥投降，潼州（今四川绵阳）随之落入西魏手中。杨乾运随即倒戈相向，成为尉迟迥的先锋，共同进军成都平原的腹地。

潼州距成都不过200余里，沿途并无险阻。尉迟迥留下长史叱罗协驻守潼州，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直取成都。

留兵镇守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控制后方的重要通道，确保军队行动的安全；二是考虑到达奚武、王雄攻克汉中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豪强叛乱，因此潼州也需要驻留一定的兵力，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果然，尉迟迥大军刚一离开，五城郡的氐族首领赵雄杰便煽动新、潼、安三州的民众起事，聚集了2万余人，同时梓潼郡的民众邓朏、王令公等人也召集了一万余人，包围了潼州城。

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叱罗协率领留守部队从容应对，仪同将军伊娄训和司马裔则率领1000余骑兵偷袭赵雄杰。赵雄杰被击败后，邓朏、王令公等人因势孤力单而撤退，叱罗协随即派兵追击。

​西魏军队以骑兵为主，步兵较少，具备强大的机动性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尽管乱军在人数上占据着超过十倍的优势，最终还是被西魏军击败，邓朏与王令公也在战场上被斩首。此后，川北剑南地区虽有零星抵抗，但声势日渐衰微，在叱罗协的连续打击下，最终彻底平息。

六月中旬，尉迟迥抵达成都城下，迅速部署兵力，对成都形成了包围之势。此时，尉迟迥的兵力有所增强。他得到了杨乾运部下的支援，这支队伍在白马戍之战中表现出色，至少有一万人。此外，宇文泰还派遣了降将任果的子侄率领两千人前来增援。扣除留在潼州的数千兵力后，尉迟迥的总兵力约为三万人。

萧纪向东进发攻打荆州，几乎将蜀中的兵力全部调动，导致成都的守备力量只剩下不足一万人，且物资极为匮乏。早在杨乾运献出潼州投降时，成都的士气就已经大受打击。可以说，除了坚固的城墙，成都已无任何优势可言。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尉迟迥敢于以三万人包围成都，正是看准了成都的极度虚弱。随军出征的给事黄门侍郎李棠主动请缨进入城内劝降，希望能像达奚武攻占南郑那样，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成都。

负责留守成都的是萧捴。萧捴是蜀中少有的忠志之士，尽管成都兵力空虚，他仍然凭借一腔热血坚守城池。当李棠前来劝降时，萧捴不仅不予理会，反而将其逮捕并施以酷刑，试图逼迫李棠透露尉迟迥军中的虚实。然而，李棠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被萧捴杀害。

面对不利局面，萧捴不得不派遣部队出城迎战，但这些部队均被西魏军击败。无奈之下，萧捴只能选择闭城死守。尉迟迥率军攻城，但一时之间也无法攻克成都。

与此同时，已经得知西魏入侵蜀地消息的萧纪，正与萧绎的军队在西陵峡进行艰苦的对峙。萧纪在进军途中，得知侯景之乱已被平定的消息，心中颇感后悔，责怪自己的儿子萧圆照欺骗了他。

然而，大军已经出发，无法轻易撤回。萧纪的军队进至西陵险峡后，萧绎派遣大将陆法和扼守西陵峡口，并在沿岸修建了两座城池，用铁索横江，以防蜀军进攻。

萧纪督军猛烈进攻，成功打破了荆州军的铁链防御。萧绎大为惊恐，决定释放之前在平定侯景之乱中俘获的侯景部将任约和谢答仁，命二人率领荆州的留守部队西上增援。

然而，此时梁朝原湘州刺史王琳因功高盖主而被萧绎逮捕治罪。王琳的长史陆纳随即在湘州起兵造反，迫使萧绎派遣大将王僧辩率部前往湘州平叛。

为了平息陆纳的怒火，萧绎将王琳释放并送回湘州。陆纳见状，便收兵归顺。湘州局势稳定后，王僧辩率领的2万名水军与王琳的湘州军会合，共同向西进发，大大增强了荆州军的实力。萧纪与萧绎的局势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萧纪此前已派遣大将谯淹率领3万兵马回救成都。为了防止萧捻趁机内外夹攻，尉迟迥派遣元珍、乙弗亚率领轻骑兵迎击谯淹。

蜀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加之步兵多而骑兵少，最终被魏军击败。谯淹率领残部逃往巴州方向，隐匿于岷州一带的土著势力中。成都平原以东地形复杂，山川纵横，民情多变，尉迟迥在围城的同时无法抽调更多兵力进行追击，因此对谯淹的逃亡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然而，谯淹此人并不甘心失败，三年后他联合岷州一带的土著势力再次起兵反抗。当时担任益州刺史、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的宇文贵，与大将贺若敦联手将其击溃。谯淹意图沿江东下投奔驻扎在长沙的王琳，但最终被贺若敦追上并斩杀。

废帝二年（553年）八月，成都围城之战在经历了50多天后终于告一段落。此前，萧纪派遣的第二波援军，在其子萧济的带领下，已向尉迟迥投降。

萧捴彻底绝望，率领成都的文武百官向尉迟迥投降，整个蜀地随之完全归入西魏版图。这一消息传到长安后，西魏朝廷上下一片欢腾。

征服汉中和四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极大地扩展了西魏的领土，显著改善了其战略生存空间。

自西魏立国以来，其核心区域主要集中在关中和陇右，战略纵深非常有限。尽管河西地区已被西魏征服，但该地区仍时常受到吐谷浑和羌人的侵扰，无法成为稳固的战略后方。因此，汉中和四川的纳入，为西魏提供了更加广阔和安全的战略纵深。

关中地区面临的威胁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东方的北齐，二是来自南方的梁朝。在形势最为危急的时候，出关中即意味着进入敌境。例如，在大统三年（537年）的小关之战中，西魏被东魏围堵，窦泰的部队甚至已经攻入潼关。

虽然这只是西魏初立国时的情况，可以理解为形势危急。但即使到了大统十七年（551年）之后，当西魏开始向南方主动出击时，关中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梁朝将领陆法和多次计划进攻襄阳，并通过武关威胁关中。

如果东南两国联合起来，实现这一战役目标并非全无可能。然而，一旦西魏完全控制了汉中和蜀中，整个局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梁汉地区构成了关中南部的重要屏障，而蜀中的优越地理位置则为关中提供了广阔的防御纵深。

退一步讲，将首都迁至成都可以在西魏国防形势恶化时作为最后的保障。这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心理上给予西魏极大的鼓舞。

第二是增加了国力。在西魏原有的疆域内，除了关中地区条件较为优越外，陇右、晋南、代北、豫西等地要么因战争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要么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导致国家整体经济水平较低。

《隋唐嘉话》记载，西魏曾俘虏了一名东魏士兵，双方竟庆祝抓到了一位将军，原因仅仅是该士兵身穿缣帛，这种衣物在西魏只有将军才能负担得起，可见其贫困程度。相比之下，蜀中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过萧纪十多年的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物产。

《隋书·地理志》记载：“此地四周环山，山川险峻，水陆交汇，货物聚集，实为一大都会。”

《周书》中提到：“当时益州富饶，是军国的重要资源基地。”宇文泰非常重视蜀中的战略资源，甚至有意让他的第五子宇文宪担任益州刺史，亲自管理蜀中的大事。

在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组织人力物力，大规模修复了褒斜古道，重新开通了从关中到汉中长达500余里的大道。这条交通要道的修复，使得从蜀中经汉中向关中运输物资变得更加便捷，极大地支持了关中的经济发展。这一举措不仅使关中、汉中、蜀中三地形成了更为紧密的整体，也为北周后来超越北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是提高了战略优势。

占据蜀地，是宇文泰控制梁朝的关键一步。蜀地处于长江上游，从战略角度来看，凭借水军出川，顺流而下，可以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巨大威胁。

自西晋灭吴以来，所有在江南建立政权的王朝都将蜀地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东晋立国百年间，桓温和刘裕曾先后两次收复四川，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长江上游的安全，防止北朝势力南下，威胁其统治。

客观而言，占据蜀地与征服江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江南国力强大，能够守住峡口，蜀地的军队也难以突破防线，进入江南。

北朝国力鼎盛之时，占据蜀中便能成为进攻南朝的重要基地，与江汉、淮南形成多路并进、泰山压顶之势。从北朝的角度来看，虽然伐江南并非一定要先得蜀中，但拥有蜀中无疑会更加有利。

反观南朝，若想保住江南，就必须确保蜀中的安全。一旦失去蜀中，南朝将面临巨大的战略劣势。从后续30年的历史来看，西魏攻占蜀中后，不仅为消灭江陵的萧绎政权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迫使萧绎在面对北方威胁时不得不在西线保持强大的防守力量，还为后来的北周和隋朝在广阔的战线上对江南形成全面的战略压制创造了条件。即使北周在争夺湘州时遭遇失败，但总体上北强南弱的态势并未改变，更不用说后来隋朝对陈朝的绝对优势了。

总结来看，宇文泰在对梁的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务实的策略、果断的行动和精准的时机选择，远远超过了北齐对梁的侵略效果。相比之下，北齐在淮肥地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在萧韶南侵战争和派遣萧渊明争夺帝位的政治斗争中，显得迟缓且笨拙。

《隋书》指出，北齐疆域狭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高洋的决策失误。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道：“高氏正与宇文氏争夺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法利用梁的内乱进行扩张，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派遣偏师支持萧渊明，不过是儿戏罢了。邢子才这样的文人，占据长江等待对方自灭尚且绰绰有余。”

这一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高洋最大的失误在于对南北局势的判断失衡，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北方胡族的打击上。

在梁朝末年的大乱局中，北齐未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而在国运上落后于宇文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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