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法可依”时，法比权大；当无法可依时，权比法大——编者语。

是不是这个理儿？你再想想，人们为什么向往秩序？一言蔽之，这就是社会法治。

多数人认为，“法比权大”，文明法治社会，也理应法比权大，否则，立法的目的何在？比如无缘无故打人，以前没有单设“寻衅滋事罪”时，遇到被人无缘无故殴打，如果没有造成明显伤害，大多经调解后不了了之。谁来调解？当然是有权力处理事情的有关单位有关人员来进行。

无法可依情况下，一些不那么突出的、没有上升到刑事范畴的矛盾，需要“权力”来平抑。这种情况下的矛盾调解，你不能抱怨“权比法大”，所有健全的社会法律，不论西法，还是我们的法律体系，都是在不断的“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但当法律设定了更细化的“寻衅滋事罪”后，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时常看到有关“寻衅滋事”内容的报道，“寻衅滋事”的一方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只要“被打的一方”不妥协，即便是到了法院受理阶段，执法部门还会坚持“调解”吗？

这就是“有法可依”的社会公义，权力不得干扰法律，法律只遵从事实，依法依律保护大众合法权益，禁止权力干扰或影响法律的正常履行。

但仍然有少数人执拗认为，在特定情形下，权比法大。

这个“特定情形”，有时候确实“耐人回味”。还以“寻衅滋事”为例，某某与同事聚餐，被邻桌酒后滋事打了一顿，报警后，由于彼此都有肢体接触，且都有伤，又都属于“轻微伤”，构不成“故意伤害罪”，这种情形下，处理时，“有关人员”通常会征求当事人意见，“建议”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就含有“调解”的意味。协商解决矛盾，自然有“公允”或“有失公允”的地方，比如被打的一方要求打人者承担全部医药费，而打人者只愿意承担一部分医药费，双方开始扯皮。这时候，处理事情的“有关人员”，会本着“和谐”原则进行调解，你觉得被打的人，愿意接受“一部分医药费”自理，还是“打人者”道歉，并承担全部医药费的调解方式？

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前者方式，他会认为“有关人员”处理不公，又得罪不起，心里自然会产生“权比法大”的怨气；接受满足自己愿望的“调解”，他还会产生“权比法大”的认识吗？

严格说，两种方式都有悖“有法可依”的原则。但由于满足了“受害方”的条件，这事就“万事大吉”了，谁完事还在网上“写续”？

这也向“有关单位”、“有关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如果不是模棱两可的“可圆”“可方”，一切有法可依，尽可能别为了降低某些数据，而选择“调解”，你的用意是好的，但调解结果往往达不到矛盾双方的期望值，既然费力不落好，为什么不按照律条走程序呢？

这就是“有法必依”的必要性！

走程序，“有关人员”秉公办事，依法办事，既省心，又让人不会产生“权大还是法大”的质疑，是不是也相应提高人们对“权力”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