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对笔法大胆的创造上，在于他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方笔魏碑的笔法。

讲楷书笔法，历来强调的是“藏锋起笔”、“笔杆要正”等等，这已经成了笔法的金科玉律，成了判断一个人笔法是否正确的标准，但这只是后人总结的唐楷的笔法，用这种笔法写不出魏碑的方峻雄强。孙伯翔打破了这金科玉律。

起笔，孙伯翔用的是“侧锋切入”，由侧转正，孙伯翔用的是“捻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孙伯翔用的是超长锋羊毫，在运笔的时候，笔杆并不总是正的。尤其在起笔、书笔的时候，笔杆常向运笔相反的方向倾斜。“侧锋”、“捻管”、“笔斜”等等，在死守“藏锋起笔”、“笔杆要正”的人眼中，这些都是错误的笔法。因此，孙伯翔的创造是大胆而难能可贵的。虽然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地学到这种笔法，享受创造的成果，但对探索者来说，却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其间还要顶住种种批评。孙伯翔常说，要看效果，重在效果。这既是支持他探索的信念，也是对不看效果，以僵化的教条来妄加批评者的回答。

运笔，孙伯翔强调的是铺毫，追求的是“万毫齐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伯翔用的超长锋羊毫十分柔软，不易完全驾驭。这与“钢打铁铸”的意象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但孙伯翔以其深厚的功力将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笔下出现的线条是“钢打铁铸”的，但又充满了无意间由柔软的羊毫带来的变化。因此，孙伯翔笔下“钢打铁铸”的魏碑书法不是僵硬的铸件，而是生动而充满活力的灵物。如果仔细比较《始平公造像记》的原拓和孙伯翔的临本，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孙伯翔用他独创的笔法给魏碑书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人们常说，中国书法的历史就是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历史。回顾漫长的中国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篆、隶、楷、行、草等字体确立之后，中国书法是沿着书法风格与技法两条道路演进的。创造出新风格的书法家代不乏人，但在书法技法上有所创造的却寥寥无几。各种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主要供人们欣赏，其代表人物也永存于书法史的教科书中。而创造了新技法的书法家在贡献为人们欣赏的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为人们打开了进人书法艺术殿堂的方便之门，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因而他们永远活跃在历代的书坛上。

迄今为止，很多人仍然认为魏碑的方笔主要还是刻工刻出来的。的确，在孙伯翔之前百余年的碑派书法中，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能用柔软的毛笔写出雄厚的魏碑，但孙伯翔写出来了，用他独创的笔法写出来了！循着孙伯翔的创造，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入方笔魏碑书法的艺术殿堂。这就是孙伯翔方笔魏碑笔法的历史价值，也是孙伯翔对碑派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

孙伯翔方笔魏碑笔法的创造对当代书法也有启迪意义。在当代书法评论中，对书法创新的要求不绝于耳。抽象看，要求“创新”无可厚非，但具体看，不少人要的“创新”有点像川剧的“变脸”，创作的作品要日日新，幅幅新。有比较稳定书法风格的书法家则被批评为“保守”。在这种“创新”理论的误导下，不少人改弦易辙，走上了追求视觉形式的“新”的道路。为求“新”，有的人将字形任意夸张变形，有的人动用了各种形式的工艺制作手段制作“书法”作品。20年过去了，这种种视觉形式的“新”虽然出现了不少，有的也曾因获大奖而炫世于一时，但终是一现的昙花，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近年来，虽然孙伯翔的书法和创作主要集中在行草方面，但他几十年前创造的方笔魏碑的笔法却仍是人们学习的对象。这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样的创新看起来简单质朴，却有永恒的生命力。今天全国众多学习魏碑者私淑孙伯翔的事实证明了这点，将来学习魏碑者的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