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9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为父亲苏洵守孝三年期满还朝。彼时，他们都正值而立之年，正是施展抱负的大好年华。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彻底改变了苏轼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这一年素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但这场变法却给北宋朝堂，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以王安石为首的激进派，和司马光率领的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当苏轼重回东京开封之时，突然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包括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在内的一众守旧派代表，皆被贬谪外任。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势所趋下，苏轼身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分子，最终也因妄议新法弊病，而不得不主动提出离开东京，前往杭州担任通判。
当然，苏辙也没有幸免于难，同样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当苏轼被贬谪外调之时，看着弟弟苏辙送别的身影，也只能留下“但见乌帽出复没”的感慨。
自此之后，苏轼的命运犹如一叶扁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忽高忽低，但却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港口。
如果说苏轼的仕途不顺，和王安石密不可分，那么他后半生坎坷曲折的命运，则是曾经的挚友章惇的手笔。
当然，一开始苏轼与章惇，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密友。但他们的关系和命运，一旦和熙宁变法扯上关系，似乎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王安石变法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不小心打开了机关，那么接下来的所有人和事，都将被魔鬼所操控。
苏轼和章惇这对曾相约，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老友，却因为“政见不合”四个字，最终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甚至还因此反目成仇。
新旧之争折射出的人性王安石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力排众议坚决执行变法思想，实则和当时的发展现状密不可分。早在北宋中期时，财政收入就已经入不敷出。
另外，当时的官僚机构冗员过多，外加军队开支过大，以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继而导致阶级矛盾日渐深化。
宋神宗赵顼继位之后，在王安石的力主之下，决定通过变法的方法缓解社会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法，的确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认为变法就是一柄双刃剑，不仅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也导致新的社会矛盾频发。
但王安石在赵顼的支持下，以雷霆之势推动变法，继而影响了守旧派的利益，所以才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新旧党争。
当然，司马光领导的守旧派，也有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因循守旧，他认为只有“守成”方可长治久安。
此外，守旧派还认为，国家没有到必须改革的地步，或者说尚不具备改革的条件，继而对激进派展开了口诛笔伐。
实则，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党争。但当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支持，所以但凡反对新法的人，都被归类为守旧派。
为了彻底摆脱守旧派动摇改革决心，那些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之人，纷纷遭到了贬谪或流放。这其中自然包括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
当理想和抱负彻底毁灭之际，留给苏轼的只能是无休止的贬谪和调任。他在杭州通叛任上没干几年，又被调到了密州担任知州，后来又被外放至徐州。
患难见真情公元1079年，42岁的苏轼再度被调往湖州。期间，他本着例行公事的想法，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
殊不知这封奏表，却给苏轼惹来了大麻烦。当时，在朝廷执掌权柄的激进派，为了让苏轼这个守旧派彻底熄火，居然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们本着鸡蛋里挑骨头的想法，终于在这封奏表中挑出了问题。比如，苏轼用来自谦之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以及“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
在激进派的一番添油加醋之下，居然变成了莽撞无礼、对宋神宗大不敬。在御史台官员的轮番炮轰之下，苏轼的罪名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认为他死有余辜。
一时间，在新党的鼓动之下，朝廷内外一片“倒苏”之声。尤其是时任宰相王珪，他一直对苏轼都没有好印象，所以一直叫嚣诛杀苏轼。
为了达到扳倒或诛杀苏轼的目的，王珪多次在宋神宗面前搬弄是非，甚至还言之凿凿的诬陷苏轼：“他就是一个恃才傲物之人，言语间对官家常有不恭。”
按照王珪的设想，苏轼这次肯定在劫难逃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翰林学士章惇却为苏轼仗义执言。
章惇一面反驳王珪的错误观点，一面在宋神宗面前替苏轼求情。要知道当时新旧党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的做法无异于自讨苦吃。
但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为自己的挚友苏轼挺身而出，哪怕自己会因此丢官或丧命也在所不辞。
最后，在章惇的规劝之下，本无意戕害苏轼的宋神宗，终于说了一句公道话。
“就算苏轼有罪，但罪不至死，朕都能宽恕他，你们为什么不能呢？”但王珪等新党成员却不死心，又翻箱倒柜地找出苏轼的诗词，妄图再度对他进行诬陷。
宋神宗只能无奈地说：“不要再谈论他的诗词了，和朕又有什么关系呢？”实则，这种说法就是在替苏轼开脱。
章惇在知晓宋神宗的心意后，急忙在一旁插语道：“本来就没有这回事，苏轼的罪名皆是虚妄之词。”
在章惇的帮助下，苏轼终于摆脱了“乌台诗案”，以及新党一派对他的诬陷。此后，章惇对王珪的印象一落千丈，出言讥讽：“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
用现代汉语翻译，其实就是人心之险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说白了就是在讽刺王珪，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谋害忠良。
要知道章惇当时可是变法派，他一旦得罪了王珪，先不说以后的仕途是否顺遂，甚至还极有可能被驱离外调。
但他却在苏轼有性命之忧时挺身而出，可以说二人之间已经超越了友谊，章惇就是苏轼的救命恩人。
后来，苏轼被贬谪黄州时，章惇仍不忘以书信的形式，对这位挚友的遭遇表示担忧。而苏轼也在回信中写道：“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轼顿首再拜子厚（章惇的字）。”
重返朝堂，境遇反转宋神宗去世之后，仅有9岁的宋哲宗继位，彼时由高太后把持朝政。对于苏轼而言，他仕途上的春天再度降临。
司马光等一众守旧派重新返回朝堂，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苏轼和苏辙二人。但守旧派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翻旧账，说白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失势了。
在风水轮流转之际，不仅王安石被迫下野，以他为首的激进派自然也纷纷被贬谪，这其中就包括章惇。
谈起章惇其实也有很多传奇经历，当年他和同族的一个侄子同殿考试，但那个族侄却被钦点为状元。
章惇虽然也考上了进士，但名次却落在了族侄之后。为此，他一怒之下放弃了进士功名。之后又二度赶考，最终取得了一甲第五名的好成绩。
足见章惇是一个十分有才华的人，比起那些一辈子都无法中举的人而言，他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章惇比苏轼大两岁，并且二人是同榜进士。起初，他们之间并没有交集，后来章惇调任商洛令，而苏轼则在凤翔府担任节度判官。
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长安举行的解试，这才开启了一段传奇的经历。期间，二人经常相约一起同游南山诸寺。
当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仙游潭的地方，由于只有一座独木桥，苏轼对此十分恐惧。但章惇却满不在乎，不仅轻松地走过了独木桥，而且还推着苏轼一起过桥。
后来，章惇还用藤蔓卷成的绳索系在腰间，从一棵大树上荡过去，用毛笔在悬崖峭壁上写下了：“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大字。
苏轼认为章惇胆识过人，甚至有一点可怕。接下来的一件事，正好验证了苏轼的说法。
当二人在山寺饮酒之后，听说山下常有猛虎出没时，章惇居然不顾危险独自前往查看。
但无论章惇性格如何，最起码在苏轼身陷囹圄之时，他能不顾个人安危舍命相救，就足以看出章惇对苏轼的重视。
但令人失望的是，守旧派重返朝堂之后，章惇被迫外调赴任。苏轼非但没有替章惇求情，甚至还有一点落井下石的意味。
苏辙弹劾章惇之时，苏轼非但没有劝解，反而对此事漠不关心。这让章惇伤透了心，即便苏轼没有参奏章惇，但在他看来苏轼的行为，无异于抱薪救火。
而这也为后来章惇重新还朝，并对苏轼进行的一系列打击，埋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伏笔。
最终，苏轼在晚年时期，饱受贬谪和颠沛流离之苦，其实这些都是章惇对他的报复。
结语公元1101年，64岁的苏轼再度接到朝廷调令，命其从荒无人烟的儋州返回常州。年老体衰的苏轼经不起路途劳顿之苦，最终病逝于常州藤花旧馆。
回看苏轼和章惇的人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情感变化，实则和朝堂风云变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阵营的敌人，最终也势必会拔刀相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