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三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21世纪的太阳刚刚跃起在地平线的时候，世界的东方又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向初步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新世纪的和平崛起，每一个有判断力和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怀疑。

恩格斯曾经说道：“正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放眼今天神州大地上的浩荡春色，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前景，我们不能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对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在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带来中华民族思想上、精神上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先进的人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并用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它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延安整风是又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在经历许多挫折和曲折之后终于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真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真正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国家的命运，赢得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条件。然而，革命不易，建设和发展更难。本来，在社会主义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尽快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党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路线逐步占了上风，极“左”思潮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

“四人帮”粉碎以后，“两个凡是”又一度为某些人奉为圭臬。这就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毛泽东思想是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产物，它以实事求是为活的灵魂、为本质特征；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又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本身采取了一种极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很显然，不冲破“两个凡是”的坚冰，不纠正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改变在长期“左”的思想禁锢下人们僵化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航程就无法起锚。因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解决的是思想路线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正是这场讨论奏响了春天的故事的第一组音符，开启了涌动在神州大地上不尽春潮的闸门。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并以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而载入史册。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伊始，就不顾个人处境，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各项工作，为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做了大量的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真理标准讨论的导火索点燃后，他以敏锐的马克思主义洞察力意识到这场讨论所具有的历史枢机的意义，以极大的热情倡导和支持了这场讨论，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这次讨论，对呼唤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复归、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他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针对十年内乱、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禁锢的状况，邓小平同志在阐述党的思想路线时，从一开始就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并在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十分突出地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的要求纳入对实事求是的正确理解中，从而赋予了党的思想路线鲜明的时代内涵。从哲学上讲，思想路线也叫作认识路线。实事求是，主要是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规范了认识所必须坚持的路线，正如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所赋予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解放思想，则主要从主体如何正确处理新认识与旧认识的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认识所必须遵循的法则。这是因为，人类认识和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

现实的人都是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参与历史活动的，他们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以前人的思想为资料的，他们的认识活动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已有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这就有一个正确对待前人的思想资料的问题，有一个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认识成果，不断地修正和更新旧认识、不断地形成新认识的问题。因此对于主体自身来说，坚持认识运动的辩证法、正确对待新认识与旧认识的关系也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和范畴。

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如知识、概念、观点、理论等，是人类以往经验的总结、智慧的结晶、文明的薪火，借助于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直窥对象世界的渊海，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少走很多弯路。但是，这些已有的认识成果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认识能力；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定的知识框架，提供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范式，潜移默化地助长了人们的思想惰性，束缚人们思维的翅膀，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具有阻抗性，——这是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生活变化节奏的重要原因。

因此，人们在认识活动中，一方面，不能离开已有的概念、范畴、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要随时准备突破旧概念、旧范畴、旧理论，在必要时甚至要扬弃旧理论，建立新理论，否则认识就不能发展，实践也不能成功。这既是解放思想，也是实事求是，是一个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如他所振聋发聩地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可以说，没有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开辟，就没有我们党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就不可能驶入今天这样的黄金水道。

解放思想不仅在一定历史时期是拨乱反正、扭转乾坤的锁钥，而且也是永恒的主题。人类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活动不会完结，解放思想也不会完结。“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思想解放、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放眼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生活变化的节奏在进一步加快，知识更新的速率在进一步加快。创新已成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动力。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必须时刻保持解放思想的品格，以观念、理论、文化的日新又新、与时俱进来实现和保证事业的日新又新、与时俱进。

邓小平不仅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而且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政治主题。

思想路线之于工人阶级政党所以具有命运攸关的意义，是因为它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是党实现自身的政治任务、肩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大声疾呼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主要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怎样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围绕的一个鲜明的政治主题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以极大的勇气，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围绕着这个事关民族复兴大计的根本性问题进行艰辛探索，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理论，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感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他认为，过去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不少误区，存在许多教条式的错误理解。特别是习惯于从某种既定的模式上而不是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他在一系列论述中，指出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必须摒弃的错误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等。这就用排除法从不同侧面抵近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总结性、经典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就必须搞清楚中国国情。他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他率领全党重新审视中国国情，形成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并以此为根据，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既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又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它为我们党在现阶段为什么只能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能采取别样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现实支点。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影响，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人们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邓小平同志用解放思想的闪电照亮了这一认识上的盲区、误区和禁区。他以惊人的睿智和深刻性意识到，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在经济领域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其本身并不具有“姓社”、“姓资”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不可逾越的。

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这就把人们从计划与市场绝对不相容的思维方式中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最大的思想解放，它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走向，奠定了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今天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是不可想象的。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洞察，基于对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邓小平同志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发展速度。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为此，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的论断。

同时，随着实践的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展开，邓小平同志也非常注意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意发展的协调和平衡。他说，强调快一点，“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在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他要求先发展起来的地区要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科学的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重大战略。党的十六大作出了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强调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实际，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围绕中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又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都是我们党沿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思路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检验自己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这是思想路线的重要问题，也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契合点。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在重申和坚持实践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冲破“姓社姓资”之类的羁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也为我们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所谓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然而，在极“左”思潮的禁锢下，在个人崇拜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竟然成了问题。鉴于此，重新确立实践的权威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列入了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系统严谨的表述中，鼓励人们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引导党和人民破除迷信，大胆探索，走出一条新路奠定了基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的宗旨，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践活动的真理判断与价值判断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还是一个政治伦理命题。

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路，伴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深化，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是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界定，也是对共产党人历史任务的一个重要界定。可以说，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真理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化，它对纠正那种习惯于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倾向，对纠正那种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评判改革是非功过的倾向，发挥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又不是最终目的，不是唯一指标。从宏观方面来讲，必须注重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社会主义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为人民创造更幸福生活、更美好未来的必要条件；从微观方面来讲，必须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概括起来，就是一要强国，二要富民，在实践中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因此，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对判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理性标准更为全面系统的表述。

继邓小平理论之后，我们党又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深刻洞察新形势下人民利益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推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联系了起来；把以人为本作为最根本的执政理念，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我们党就把实践第一的真理观、生产力第一的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统一于执政兴国的历史实践之中，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和平崛起奠定了思想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社会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邓小平把党的思想路线与坚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与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联系起来，指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条件和机制保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一切真知，一切新思想、新观念、新认识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孕育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历史意愿为依据，以他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创造性经验为依据。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敏锐捕捉和科学抽象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及时将之吸纳、上升到党的方针政策中，融入党的理论创新中，反过来指导和推进群众的实践。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创新理论辩证发展的生动过程。他在谈到为什么要改革时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改革开放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的实践中提出来的。”对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无比喜悦，看作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

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集体的智慧，关键是要实行民主。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的讲话中就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是把思想路线和党内民主、政治文明联系起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个人的思维状态、思维兴奋点和关注点也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党、一个国家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必须依靠民主。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改变个人崇拜、个人和少数人说了算，改变把国家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声望上的极不正常的状况；强调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他指出：“我们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机制时，他说：“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机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成为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任务的理论源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总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升到党的作风、民族的精神的高度加以强调。他认为，要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首先就必须改变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的僵化的精神状态，改变旧的社会文化心态。

他深刻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普遍的心态，例如思想禁锢，总是局限在一些条条框框里；被动地服从，一切照抄照转照搬；随风倒；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唯命是从，大搞特权，等等。指出：“不打破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反复提醒人们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培养一种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文化心态，形成一种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培育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与我们党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相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社会文化条件的要求相比，转变党的作风、振奋民族精神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任重道远，解放思想未有穷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引导党和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作风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同志点燃的解放思想的火炬，让它的熊熊光焰永远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航程！

本文系作者授权《祖国》杂志社祖国网发表，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