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将刘整沉毅有智谋，善骑射。赵方临死之前，对儿子赵葵说：“刘整才气横溢，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赵葵不听。刘整又跟随南宋名将孟珙攻打金朝的信阳，刘整任前锋，夜率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得知大惊，以为五代名将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刘整率军更少而取信阳，于是称呼其为“赛存孝”。公元1261年夏，南宋名将刘整以泸州 15 郡之地投降了蒙古，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重用。

当时，蒙古与宋朝在前线处于相持阶段，由于宋军擅长守城，加之在丘陵及水泽地区蒙古骑兵并不占优势，所以前线战事蒙古进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刘整第一次入朝献策，劝说元朝抓住时机力攻南宋时，当时是“廷议沮之”，由于元宪宗蒙哥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在刘整的力劝下，世祖曰：“朕意决矣！”才最终坚定了信心。

刘整对于元朝灭宋的影响有二：一是提出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二是为元朝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

一、先取襄阳

1、襄阳的战略地位

当时，元朝与南宋相持在两淮、襄汉以至川中一线上。淮东多水网，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淮西据淮水，南宋在此屯重兵，与淮东相呼应；川蜀地区，宋人凭一部分余玠所筑山城顽强固守，元军也急切难以得手。相形之下，襄汉地区像是千里长蛇的软中腹。襄阳、樊城孤立的暴露在前沿，很容易受到攻击。如果元军攻下襄阳，长江中流的重镇鄂州就失去屏障。鄂州不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被从中突破，首尾截成两段。向西使川蜀与朝廷失去联系遮断，向东则有顺江之势，向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因而襄、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钱塘遗事》卷六《襄阳受围》中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

2、具体战术实施

刘整被忽必烈任为都元帅，与主帅阿术同议军事，刘整得以在襄阳战役中贯彻自己的军事主张，他采取的是困死襄阳的战术。

（1）切断与汉东地区的联系——在襄阳城东的白河口、鹿门山筑堡；（2）端襄阳粮道、令南北不相通——史天泽筑长围，起于万山，包有百丈山；（3）久困之计——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络诸堡，断襄、樊樵苏之路；（4）对两城的合围——加筑新城与汉江之西；（5）切断汉水西向的交通——（至元七年）进一步收缩紧逼筑新城以困襄阳，同时筑堡万山以断汉水西向的交通，立栅灌子滩以绝东流的通道。水上交通也被封锁。

3、襄、樊失陷

元军在击退南宋组织的两次救援行动后，至元八年冬，得到新式武器——回回炮（巨型抛石机）。九年正月，樊城破，困守襄阳的吕文焕兵败降元。襄、樊失陷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元军顺汉水长驱东下，强渡长江，次年鄂州投降。至此，忽必烈的既定目标——上阻四川、下达江左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二、编练水军

1、水军——宋军的优势、元军的劣势

2、刘整提出发展水军的构想

关于刘整提出发展水军的构想及实践，《元史.·刘整传》记载说：“（中统）七年三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且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

3、元朝水军的效力发挥

水军的优势原来由宋军掌握，但是刘整的训练及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战法发展出来之后，元军因此势如破竹，宋军无法阻挡对于元朝水军效力的发挥，《宋史》及《元史》对宋元战争的描写中并未直接提及。但是经过研究，不难看出元军水军在最终灭亡南宋重大战役中的重要地位：

会攻临安的三大主力之一。元军在总攻常州之前，于十月间发动了向南宋首都临安的最后攻击，自镇江兵分三路，阿剌罕率右军出广德攻独松关，董文炳率左军（水军）出江入海直奔澉浦，伯颜自率中军进攻常州，三路元军约期会攻临安。

灭亡南宋最后抵抗力量的主力。1276年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南宋的抵抗力量转移到海上，与元军相比，宋军尤其是水军仍然有相当大的力量，即使在最后一役丁家洲战役时，宋军拥有舰船1000余艘，军民20万人全部上船，而元军计划派遣的500艘战船刚开始才来300艘，后来增援船队才陆陆续续抵达。正是构成南宋最后抵抗力量主力的水军的强大才使得南宋的流亡朝廷坚持了三年。但是南宋水军最后仍然是败在元朝水军之下。在崖山之战中，宋军的船连在一起缺乏机动性，且海船较大，遇到无风时就无法行走，而元单使用“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来往自如，并使用火炮击败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