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私带警械跨省抓人索财，最近颇受关注。

据澎湃新闻报道，浙江检察院在11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批“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杨某某、占某某滥用职权案”——

2023年6月11日，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私自携带警用装备开车前往江苏，以配合公安机关查案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

在车上，杨某某暗示沈某可以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沈某趁两人不备，在浙江德清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

德清县和湖州市检察院随后介入调查，确认杨某某和占某某违规使用公安系统查询公民个人信息，以公安人员身份带走沈某并非法控制。

两人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起诉，后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和七个月。

报道里提到一个细节，沈某报警后，德清县公安机关开始以为他遇到了骗子，打算以涉嫌招摇撞骗罪起诉两人，结果发现，两人是货真价实的司法工作人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是德清县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将两人的违法犯罪线索，上报给湖州检察院。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叹，杨某某和占某某犯罪行为如此明显，但办案地公安机关面对同行却有些束手无策。

如果不是当地检察院主动介入，报送上级检察院，后者果断立案侦查，这两人可能还在逍遥法外。

再细想，如果沈某没有及时跳车，跟杨某某和占某某去了外地，到时谁能救他？

再如果，杨某某和占某某带走沈某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是其所在公安机关派给他们的任务，那沈某要怎么办？

这绝非我多想。近期有个很热的词叫“远洋捕捞”，即部分地区的执法机构去外地进行趋利性执法，他们先选定执法对象，然后想方设法寻找或制造办案证据，让对方花钱消灾。一些民企为此叫苦不迭，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广东等沿海地区。

比如，媒体报道，广东某保健品公司，因某地一居民购买了2000元产品报案，外地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对其跨省执法，多名企业高管和员工被抓，企业账户被冻结，公司上市计划被迫中止；浙江新湖集团因一名股东牵涉一起行贿案，导致该集团上百亿资产或将交由湖北某地国资委。

这些外地执法机关主导的跨省抓捕，让涉案民企蒙受巨大损失，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相比之下，新闻中的企业家沈某足够幸运，但这份幸运可以复制吗？“远洋捕捞”式执法，能被杜绝吗？

从现有规定上来说，不成问题。

根据2020年7月修正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相关条例：

“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传唤、拘传、拘留、逮捕，开展勘验、检查、搜查、查封、扣押、冻结、讯问等侦查活动，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办案协作请求，并在当地公安机关协助下进行，或者委托当地公安机关代为执行。

开展查询、询问、辨认等侦查活动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的，也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办案协作请求，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通报”。

2021年，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除了重申上面的内容，还提到，“严禁在管辖争议解决前，擅自派警跨所属公安机关管辖区域办案”。

理论上，如果外地公安机关直接跨省抓人，当地公安机关是可以阻止的。如果前者法律手续不完备，或者案件管辖权有争议，当地公安可以拒绝协作。没有当地公安的陪同，外地公安机关入企执法，是非法行为。

但现实操作上可能有一定难度。这次曝光的警察跨省抓人案中，两人直接将沈某从家中带走后开车驶离，当地公安机关根本不知情，更别说阻止了。这里就要求企业家熟知相关法律知识，防范被“远洋捕捞”的风险。

这听着有些心酸，但不提前打预防针，企业家身处险境时会更被动。

从根本上看，很多执法机关不惜违法进行“远洋捕捞”式执法，都是为了利益，有学界建议改革罚没收入归地方的制度，改为上交中央财政，彻底斩断利益链条。

但在相关制度改革之前，企业家不能一直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浙江检察院公布的这个案例，某种程度上算是立了个标杆，对“远洋捕捞”式执法有一定震慑作用，不过也有遗憾。

比如很多人就问，涉案人员自2023年5月下旬起，就私自携带警用装备开车前往江浙物色抓捕对象，其所在单位难道一点都不知情？

直到现在，公众都不知道涉案民警具体姓名，是哪个地方的，又怎么相信，其所在单位会有所反思，想办法约束权力的滥用呢？

既然是典型案例，不如将信息公开得更彻底些，这样震慑力度更大。此外，有效的个案经验，有必要转化成制度化的办案指引，并配备相应的问责机制，当地公安按规操作、主动介入，外地公安就不敢随意将手伸向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