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武汉博士捐精5次后猝死,父亲索赔400万,法院:只需赔偿19万

姑苏九歌 2024-09-19 17:02:24

2011年1月,一位名叫郑刚的34岁医学博士在湖北武汉某生殖中心连续捐精5次后突然猝死。

郑刚的不幸遭遇震惊了整个家族,尤其让他的父亲老郑难以接受。

面对儿子的意外离世,老郑带着30斤证据资料将生殖中心、高校和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400万。

这场由捐精引发的官司,经过漫长的审理,法院最终判定相关单位仅需赔偿19万元。

从农家子弟到三峡大学医学生

郑刚,1977年出生在湖北鄂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实属不易。

但郑刚的父亲老郑却不同,他虽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却深知读书对孩子前途的重要性。

为了供养郑刚和他哥哥读书,老郑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

除了务农,他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打零工贴补家用。郑刚和哥哥也很懂事,他们放学后总是帮父母干农活。

郑刚尤其刻苦,常常在田间地头埋头苦读。

凭借优异的成绩,郑刚被保送到三峡大学学习临床医学专业。这无疑是全家人的骄傲,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大学并非坦途。

面对新环境和城市学生,郑刚感受到了差距。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更加努力。他常常是最早进教室、最晚离开的学生。

课余时间,他还做兼职贴补家用,从不向家里伸手要钱。

即便生活再苦,他在家人面前也绝口不提,只报喜不报忧。

就读本科期间,郑刚全身心投入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研究生院深造。

这一消息让远在老家的亲朋好友欣喜不已,老郑更是常常挂在嘴边,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研究生毕业后,郑刚顺利留在家乡一所医院工作。他终于有机会回报家乡,回报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逢年过节,他总是抽出时间免费为村民看诊,诊治常见病、多发病。

渐渐地,郑刚在村里赢得了"郑医生"的美誉,成为了村民们最信赖的人。

让郑刚没想到的是,在医院短短两年时间,他就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成长为著名的心脑外科主治医师,成为了同行们公认的专家。

但名利并没有冲昏郑刚的头脑,他仍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在医院工作期间,郑刚发现自己在学历上与其他医生存在差距,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

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费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哥哥和父亲还主动提出要资助他的学费。然而,善良的郑刚婉拒了家人的好意。

在他看来,多年来家人为他的教育付出了太多,是时候轮到他来回报了。

攻读博士意外身亡

2008年,郑刚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家人承担学费负担,他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

在一次兼职中,他邂逅了同是中科大博士生的小吴。两人志同道合,很快坠入爱河并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某日,郑刚在校园散步时无意中得知,湖北某生殖中心正在招募精子捐献者,并为合格者提供3000元补贴。

作为医学博士,他深知捐精于人于己都有益处。征得妻子同意后,他便报名参加了捐献。

经过严格的体检筛选,身体素质优秀的郑刚顺利通过了捐献者资格审核。

2011年1月,他开始了第一次捐精。按照规定,完成5次、每次10毫升的捐献即可获得补贴。

郑刚很快完成了前4次捐献,一切进展顺利。1月15日,他来到生殖中心进行第5次捐献。

为保护个人隐私,工作人员将他安置在一间独立的房间内,关上门静候他完成捐献。

一个小时过去了,郑刚却迟迟未出来。工作人员察觉到不对劲,敲门询问却无人应答。

众人心生疑窦,遂找来钥匙打开房门。

眼前的一幕令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年仅34岁的郑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然没了呼吸。

医护人员赶至现场,经过紧急抢救,终究回天乏术,郑刚还是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到妻子小吴那里,她几近崩溃。而远在老家的父亲老郑听闻噩耗后更是悲痛欲绝。

老郑不敢相信,年纪轻轻的儿子,前一秒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撒手人寰了呢?儿子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太平间里,他泪流满面地抚摸着儿子的脸,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事后,生殖中心的工作人员向老郑解释,郑刚的死因是捐精时突发心脏骤停。

老郑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他坚信儿子的死和生殖中心的工作疏漏有关。

悲伤之余,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生殖中心的负责人赶到现场处理后续事宜。

在与老郑的沟通中,对方表示愿意私了,可以给郑刚的家属8万元赔偿金。

老郑怎么也无法接受,区区8万元,怎么能填补自己失去儿子的痛苦?

在打点儿子的后事时,老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他都要查个水落石出。

为了搜集证据,他开始在网上查阅各种医学资料,学习相关法律知识。

虽然很多专业术语他根本看不懂,但老郑从未放弃。

他明白,唯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才能替儿子伸张正义。

就这样,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父亲,硬是啃下了大量晦涩难懂的医学和法律文献。

愤怒父亲状告三方

郑刚的离世对老郑打击很大,但他没有被悲伤击垮,而是化悲愤为力量,决心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为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老郑辞掉了原本的农活,全身心投入到搜集证据的工作中。

他带着儿子生前的日记、病历、验尸报告等资料,跑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通过不懈努力,老郑收集到了大量证据,足足装满了两个大旅行箱,重达30斤。

2011年5月,怀揣着这30斤"诉讼利器",老郑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生殖中心、高校和医院三方,要求赔偿400万元。

在起诉书中,老郑列举了种种疑点:为何允许捐精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多次捐精?为何未能及时发现意外并施救?为何事后处理不当?种种疑问,在他看来都指向了医疗机构的失职。

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轩然大波。

毕竟,这是国内首例因捐精死亡引发的诉讼案。

随着案情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一时间,有关捐精的医学伦理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面对舆论压力,三家被告单位态度却大相径庭。

生殖中心方面表示,他们在整个捐精过程中并未违反任何规定,一切都在正常流程内进行。

高校和医院则以不直接当事人为由,躲在幕后不愿露面。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他们态度消极,遮遮掩掩,既不愿担责,也不想赔付。

但老郑并不气馁。

他多次约谈三方代表,摆事实、讲道理,希望通过协商达成和解。

然而,谈判屡屡碰壁。

对方要么敷衍了事,要么态度强硬,根本不把老郑的要求放在眼里。这更加坚定了老郑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的决心。

诉讼期间,老郑事必躬亲,从不缺席任何一次庭审。他总是第一个到达法院,最后一个离开。

尽管案情错综复杂,但他对胜诉充满信心。

在他看来,儿子的离世和医疗机构的过失有直接关系,对方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支付赔偿金。

400万元的索赔并非天文数字,而是儿子年轻生命的最低价值衡量。

现实并非如老郑所愿。

诉讼一波三折,双方僵持不下。

医疗机构态度强硬,拒不让步。

他们辩称,捐精死亡纯属意外,医院方面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种种狡辩,无疑给老郑的维权之路增添了阻力。

就这样,官司打了两年多,老郑几乎跑遍了武汉的每一家法院,却始终没能讨到一个满意的说法。

疲惫、焦虑、愤怒,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这位饱经沧桑的父亲几近崩溃。但想到亡子在天之灵,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咬紧牙关继续抗争。

"儿子,爸爸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望着儿子的遗照,老郑喃喃自语。他明白,为了真相,为了正义,这场艰难的诉讼战注定还将持续下去。

法院判决引发争议

历经两年多的诉讼拉锯战,老郑与三家被告单位的官司终于有了结果。

2013年8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但判决结果却让老郑大失所望。

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三被告在郑刚捐精死亡一事中确实存在一定过错,但尚不足以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法院综合考虑案情并参考类似判例,最终判决三被告赔偿郑刚家属各类损失共计19万元。

判决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

许多人认为,区区19万元,与郑刚年轻生命的逝去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这笔赔偿金,连郑刚攻读博士期间的学费都不够,更别提抚恤其家属的生活了。网络上,一片哗然,群情激奋,纷纷指责法院判决不公。

但也有一些法律专家站出来为法院辩护。

他们指出,法院的判决并非没有依据。

首先,从医学角度看,心源性猝死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医院在捐精过程中也并未明显违规,很难判定对方全责。

其次,现有法律对生命权益的保障还不够完善,法院在量刑时也缺乏可参考的先例。

最后,即便依照现行的侵权责任法,19万元的赔偿数额也算是较高标准了。

因此,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并非毫无道理。

面对舆论压力,三家被告单位虽然不服判决,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上诉。一来他们担心成为众矢之的,二来上诉成功的把握也不大。权衡再三,三家单位最终决定接受这一判决。

2013年9月,三被告按照法院判决,分别向郑刚家属支付了相应的赔偿金,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宣告结束。

虽然官司打赢了,但老郑的心情却无法平静。

19万元,与他期盼的400万元相去甚远。这点钱,弥补不了儿子的离世,更填补不了他内心的创伤。

更令老郑痛心的是,三家被告单位态度蛮横,从未表达过一丝歉意,这无疑是对逝者和家属的二次伤害。

判决结果公布后,老郑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对判决很不满意,也无能为力。

一位普通农民,面对强大的官僚机器,他已经竭尽全力,无计可施了。尽管心有不甘,但老郑还是选择了接受现实。

毕竟,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已经耗尽了他的心力,如今的他,也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要继续。

年过花甲的老郑重新回到了农村,开始了平淡的晚年生活。但他始终无法走出失子的阴霾。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想起儿子生前的点点滴滴,悔恨、自责、思念,万千情绪涌上心头,久久难以平复。

老郑的遭遇,在其他失独家庭中并不罕见。

在中国,每年约有7.6万名独生子女死亡,数以万计的家庭因此陷入痛苦之中。他们和老郑一样,都背负着失去孩子的沉重十字架。

面对家庭悲剧和不公判决,他们无助、愤怒、绝望,却只能在无声中哀嚎。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加剧和家庭结构小型化,失独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始加大对失独家庭的关注和帮扶力度,但现实情况依然堪忧。种种弊端和困境,无疑都在呼唤法律和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完善。

作为郑刚案的当事人,老郑也在呼吁社会各界正视失独家庭的权益诉求。

他坦言,虽然判决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通过诉讼,他希望引起更多人重视此类问题,推动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唯有如此,儿子的死才不算白费,更多悲剧才能避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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