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夜，北京西花厅灯火通明。周恩来伏案工作，电话铃声不断。“我是周恩来”，他疲惫却坚定地应答。门外，焦急的工作人员轻声议论：“总理又熬夜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这一幕，在当今社会被称为“过劳死”的边缘，却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上演。

时间倒回到1967年2月3日，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们偷偷摸摸地在周恩来办公室门口贴上了一张大字报。这张“造反书”的内容令人啼笑皆非：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

这帮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敢给总理“造反”？要搁在文革初期，这不是找打靶子吗？可周恩来看到后，不仅没发火，反而笑了。第二天，他还在上面回了一句：“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来话长啊。

要说这周恩来啊，简直是个闲不住的主。建国前打江山，是个敢死队长；建国后坐江山，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大管家”。这位老兄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一天恨不得掰成48小时用。

你瞧瞧，人家正常上班8小时，周总理倒好，一天至少干12个钟头，有时候甚至超过16个小时！这哪是在工作啊，简直是在玩命！

白天开会、见外宾，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到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倒好，又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这样的作息，放在现在，妥妥的是个“工作狂”啊！

周总理这个“拼命三郎”可把身边人急坏了。大伙儿劝啊，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都看不下去了，苦口婆心地说：“老周啊，你每天多睡会儿吧，哪怕就两个小时也好啊！”可周总理就是不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下可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愁坏了。眼看着周总理一天天瘦得跟干柴似的，大家的心都揪起来了。可劝也劝了，说也说了，周总理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这可咋整？

有一天，大伙儿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开了个小会。你一言我一语的，突然有人灵机一动：“要不，咱们也给总理写个大字报？”这话一出，立马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就这样，一场“温情造反”悄悄展开了。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大字报的内容，最后敲定了一个版本。写好后，他们还特意请邓大姐过目。邓大姐看完后，在“身体”后面加了两个字——“变化”。就这样，一份充满爱意的“造反书”诞生了。

可别小看这张大字报，它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老总、聂帅、叶帅等人看到后，都欣然在上面签了名，表示支持。一时间，这张大字报成了西花厅的“网红”，大家都想来瞧瞧这个“造总理的反”。

说起来，周总理这种拼命干的精神，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什么稀罕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国家建设好。可周总理这股劲儿，属实有点过头了。

回想1965年的一天半夜，周总理突发奇想，给三个部门打电话检查值班情况。这么晚了，人家值班的同志哪能想到是总理亲自来“突击检查”啊？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外贸部的电话被及时接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就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叫来开会。他先是表扬了外贸部，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那个值班的同志听不清楚还敢问，这很好。含糊不清是要耽误事情的。”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大家心里都明白。

周总理这种工作态度，放在今天简直就是“工作狂魔”啊！可人家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想想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喊“996是福报”，跟周总理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场充满温情的“造反”，虽然没能彻底改变周总理的工作习惯，但却温暖了无数人的心。周总理依旧废寝忘食地工作，可大家都看到了他努力改变的决心。

周总理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这份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