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卫立煌前往延安，随后安排秘书：陪我读润之的《论持久战》

1938年春，国民党军队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为了转移到晋南中条山，他选择了一条看似迂回却意义深远的路线——取道陕北延安。表面上，这只是一次军事调动中的战略选择。然而，当他的秘书赵荣声提出＂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时，卫立煌的内心泛起了涟漪。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何要冒着被猜忌的风险，专程前往延安？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何在访问结束后，他会特意安排秘书陪他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次延安之行到底给卫立煌带来了怎样的思想转变？

一、延安之行的缘起

1938年初的山西战场，形势紧迫。日军在忻口战役后继续向南推进，意图切断晋西南与华北其他地区的联系。卫立煌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军事难题：如何将主力部队安全转移至晋南中条山地区。

当时摆在卫立煌面前的选择并不多。东线已被日军封锁，西进则需要跨越黄河天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参谋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部队可以先向西渡过黄河，经陕北再南下，最终到达中条山。这个迂回的路线虽然路程较远，但能够避开日军主力。

就在卫立煌权衡这个方案时，一个意外的电报改变了局势。蒋介石突然电召卫立煌赴洛阳开会，讨论华北战局。这个时机恰到好处，因为从山西到洛阳，经过陕北延安确实是一条可行的路线。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一个傍晚的军务汇报后，赵荣声留下来单独向卫立煌建议：＂长官，延安一行不仅可以解决目前的军事困境，更是了解八路军作战方式的难得机会。＂这个建议打动了卫立煌。

事实上，卫立煌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此前的作战中，他注意到八路军能够以小博大，在敌后灵活作战。特别是在太行山区的战斗中，八路军表现出的战术灵活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卫立煌开始周密筹划这次＂过境＂延安的行程。他首先向第二战区司令部报告了路线变更，将其合理化为赴洛阳途中的必经之路。同时，他还特意安排了一支精干的随行人员，包括两名参谋长和几位核心幕僚。

在出发前的准备中，卫立煌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秘密信函，这封信详细说明了延安方面已经得知他即将到访的消息，并表示热烈欢迎。这让卫立煌更加确信，这次延安之行不会有任何政治风险。

4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卫立煌的车队从山西出发，向着黄河方向进发。途中，他特意安排部队放慢行军速度，以便能够在延安停留更长时间。这个决定，为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会晤创造了充足的时间条件。

二、延安之行的重要会晤

卫立煌的车队抵达延安城外时，已是1938年4月17日下午。延安方面早已得到消息，毛泽东立即召集了一个专门的接待班子，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等人组成。

延安城内，各界群众自发在街道两旁悬挂起＂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的横幅。为了体现对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重视，毛泽东特意将原本设在普通民房的接待处，改设在延安最醒目的建筑——城东北角的天主教堂内。

会晤开始时，毛泽东首先向卫立煌通报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作战情况。他特别提到了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在华北各地开展的游击战争，以及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这些内容引起了卫立煌的极大兴趣，他不时询问具体的战术细节。

在晚宴期间，双方的谈话转向了一个敏感话题——八路军面临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坦诚地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弹药短缺和医疗物资匮乏。这时，朱德也加入了谈话，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作战时遇到的具体困难。

席间，八路军总部的几位将领向卫立煌介绍了他们在太行山区进行游击战的创新战术。他们讲述了如何利用地形优势，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网络，以及如何在敌后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战争。这些经验与卫立煌此前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会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论持久战》的讨论。毛泽东向卫立煌详细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构想，强调了民心向背对战争走向的决定性作用。这个观点引发了在场将领们的热烈讨论。

当晚的文艺演出别具一格。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不仅表演了传统戏曲，还特意编排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新型歌舞节目。演出结束后，卫立煌与艺术学院的师生进行了交谈，了解到延安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独特做法。

次日清晨，延安军政学院的师生代表专程拜访卫立煌，向他介绍了延安的军事教育体系。这个会面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亲眼看到了延安如何将理论教育与实践训练相结合。

在临别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双方就加强军事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卫立煌承诺，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八路军的后勤补给问题。而延安方面则表示，将继续加强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这次为期两天的会晤，不仅是一次军事交流，更打开了国共两党高层直接对话的重要窗口。延安方面的诚恳态度和务实作风，以及在军事、文化等方面展现出的独特优势，都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军事援助与秘密支持

离开延安后的第一个月，卫立煌就开始了一系列秘密的军事援助行动。5月初，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八路军秘密调拨了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这批物资包括了100万发子弹、3000套军服以及大量医疗用品，这些补给通过特殊渠道分批运往陕北。

为掩护这次物资转运，卫立煌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第二战区的例行补给线路。他将这批物资伪装成运往山西其他部队的军需品，由此避开了日军的侦查。同时，他在西安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兵站，专门负责与八路军的联络和物资中转工作。这个兵站表面上是第二战区的普通补给站，实际上成为了八路军获取战略物资的重要窗口。

在公开场合，卫立煌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一份呈递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详细记述了边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份报告虽然措辞谨慎，但实际上为边区的合法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

6月中旬，卫立煌借视察军务之机，在西安秘密会见了朱德。这次会面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中进行，会谈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期间，双方就华北战场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入交流。朱德提出了在太行山区建立统一指挥部的设想，卫立煌对此表示了积极支持。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卫立煌多次通过隐蔽渠道向八路军提供战场情报。他将获得的日军调动信息及时转告给八路军，使其能够有效地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特别是在1938年下半年的几次重要战役中，这种默契的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确保援助工作的持续进行，卫立煌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安排了几位可靠的联络官。这些联络官以军需处和情报科的身份为掩护，专门负责与八路军的联系工作。他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暗号系统，用于传递各类重要信息。

在边区经济建设方面，卫立煌也提供了切实帮助。他默许边区的商业贸易队伍通过第二战区的控制区，使边区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物资。同时，他还在战区内为边区的工业产品开辟了销售渠道，这对改善边区的经济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38年底，卫立煌与八路军建立起的这套合作机制已经相当成熟。虽然这些支持行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但实际效果显著。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作战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而第二战区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也因为八路军的配合而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这种支持的形式虽然隐蔽，但规模却不断扩大。除了军事物资外，卫立煌还协助八路军建立了多个秘密的后勤补给点。这些补给点分布在山西各地，既可以为八路军提供必要的补给，又能作为情报传递的中转站。

四、《论持久战》研读与战略启示

1938年夏末，卫立煌在中条山司令部的一间简陋办公室内，开始了与秘书赵荣声一同研读《论持久战》的日程。这本由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写就的著作，成为了他们每天晚间必读的重要文献。

研读过程中，卫立煌特别注重将书中的理论与实际战场情况相对照。他让参谋部门收集了大量前线战报，尤其是有关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的详细资料。通过这些实例，他逐步验证了《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许多战略观点。

在研读过程中，卫立煌对＂敌强我弱＂的基本判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命令参谋处绘制了一份详细的战力对比图，将日军与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后勤等各方面的差距直观地展现出来。这份对比图后来成为了第二战区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

九月中旬，卫立煌组织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会上，他将《论持久战》中的部分观点融入到第二战区的作战部署中。特别是关于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者结合的论述，被他用来调整部队的战术运用。他要求各部队指挥官根据地形特点，灵活采用不同的作战方式。

在实践中，卫立煌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固守城池的战术。他将部分部队改编为机动作战单位，专门负责在敌军侧翼和后方进行骚扰。这些部队采用了类似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不少战果。同时，他还在战区内建立起了群众情报网，这种做法正是来自《论持久战》中强调的发动群众的思想。

十月，卫立煌召集各师团长开会，专门讨论持久战的战略意义。会议期间，他展示了一份战场态势图，上面标注了日军的主要进攻路线和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通过这份态势图，他向与会将领说明了持久消耗敌人的重要性。

在研读过程中，卫立煌特别关注书中关于后方建设的论述。他在第二战区建立了多个军需生产基地，组织当地百姓参与军需品生产。这些基地不仅为前线提供了物资保障，还增强了军民之间的联系。

年底，卫立煌将研读心得整理成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中，他着重分析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加强与八路军协同作战的具体建议。这份报告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战区高级将领中传阅，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实际指挥作战时，卫立煌开始注意避免不必要的消耗战。他多次改变作战计划，将原本的正面突击改为迂回包抄，这种战术变化明显受到了《论持久战》的影响。同时，他还在部队中推广＂运动防御＂的概念，强调在防御战中也要保持机动性。

随着研读的深入，卫立煌对战区内的兵力部署做出了重大调整。他将主力部队分散配置在重要交通要道上，既避免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又保持了快速集中的能力。这种部署方式与《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分散、战术集中的原则高度吻合。

五、抗战时期的军事合作成效

1939年春，卫立煌与八路军的军事合作开始显现显著成效。在太行山区，由卫立煌提供情报支持的八路军成功伏击了日军运输队，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这次行动的成功得益于第二战区提供的准确情报，显示出双方合作的默契程度。

同年四月，第二战区与八路军在晋西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协同作战。卫立煌部署正面部队吸引日军主力，而八路军则趁机切断敌军后勤补给线。这次行动造成日军一个联队陷入补给困难，不得不撤出预定进攻地区。这种前后配合的战术开创了国共军事合作的新模式。

五月中旬，卫立煌安排了一次秘密的军事技术交流。他派出了几位擅长工事构筑的工兵军官，前往八路军控制区指导地道战术的运用。这些军官带来了先进的防御工事设计图，对八路军的防御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情报共享方面，双方建立起了更为完善的机制。卫立煌在太原以南设立了三个秘密电台，专门负责与八路军的情报互通。这些电台采用特殊的密码系统，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安全性。通过这个网络，双方能够及时交换日军调动的最新情报。

六月，在中条山地区爆发的一场战役中，这种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第二战区防线时，八路军突然在日军后方发动了多处突袭。这些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抽调部分进攻部队回防，从而减轻了第二战区的压力。

夏季，卫立煌开始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他将部分国民党军官以普通战士的身份派往八路军部队，学习游击战经验。这些军官回来后，为第二战区游击部队的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八路军也派出干部到第二战区学习正规作战的技能。

在后勤保障方面，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卫立煌在陕西境内设立的几个秘密军需仓库，成为八路军获取补给的重要来源。这些仓库表面上是第二战区的普通储存点，实际上定期向八路军输送弹药和医疗用品。

到1939年下半年，这种合作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在日军发动的几次大规模＂扫荡＂中，第二战区与八路军形成了默契的配合：当一方承受主要打击时，另一方就会适时发动牵制性进攻，迫使日军顾此失彼。

九月，双方在太行山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联合行动。第二战区的炮兵为八路军的突击部队提供了火力支援，而八路军则负责切断日军的退路。这次行动歼敌近千，创下了双方合作以来的最大战果。

年末，这种合作更扩展到了民事领域。卫立煌默许八路军在第二战区控制的地区设立秘密医院，专门收治重伤员。这些医院由当地百姓掩护，成为八路军伤员康复的重要基地。同时，第二战区的军医也经常前往这些医院，为八路军伤员进行手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