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曼老师的讲座言简意赅，纵横勾连，娓娓道来，很随意，也很轻松，听起来不费劲，可以一口气听她好几个讲座。但不少观点值得商榷。

下面试举案例若干，与诸君探讨。

1、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si，且多无hou

《道德经》31章原文：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叶先生认为这是重复部分），不得已而用之，铦功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叶先生认为这是后人的注文混入所致，并非老子原文）。杀人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1、叶先生说：兵者不祥之器，“历史上不少善于领兵打仗的人，差不多都是不得其死，所以说这一个东西是很不祥的。”

叶先生这个说法以偏概全，太武断，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是老子要表达的思想。

先生中年好佛，是著名佛学家，曾任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8年，她以悲悯心看用兵，所以她很能理解老子反对侵略战争的主张。因为即使是反侵略战争中阵亡的敌我双方将士，老子也主张一视同仁：“以丧礼处之”。

佛家皆以悲悯心看世界，读老子也不例外，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比叶先生还决绝：“历观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无后。”

（备注一下：憨山大师“老子注”是本作者案头必备之书，我将他跟严遵以及苏辙、林希逸等两宋名家列为同级大家）

老子之所以说“兵者不祥之器”，是因为兵戈动，则有所害； 战端开，则灾祸生，是典型的暴力“有为”，且“大军过后必有凶年”，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老子论道并不涉及对带兵者的冷酷负面评价，他没有任何“带兵打仗的人会‘不得其死’”的意观点，更不会以“无后”来评价带兵者。

老子论道的主体只有“人主”这一主体，他不针对将军、大臣或百姓提出要求。所以，老子所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横凶暴的“有为”不得善果，是对无道君主“勇于敢”而“为之”暴政的警示。

2、第31章不仅“有乱七八糟的闲言闲语”，还有注文被当作原文的内容

叶先生说：这一章里头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下面又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这就重复了”。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等内容不像老子原文。她认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不像老子的文章。

关于本章的“重复内容”，尤其是“把注文当作原文”的说法，还没有看到相关提法，更不是公论，但叶先生的态度很坚决，评价很肯定，不留余地生。但此说缺乏充分证据，只可聊备一说，不可作为定论。

3、“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意即“要收敛他的话，必须要先把它张开”？

此言出自第36章，原文是：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 柔弱胜强，鱼不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

对此一章的理解，历代不乏权谋论者，此说调源于韩非子的“喻老”。韩非的《解老》《喻老》将老子思想引向权谋术，是为建立他的“法术势”的法家政治理论服务的，若不曲解为权谋学，就不是法家。

然而，很多人受此影响，并未将“予取予夺”放在老子“无为之治”的框架上理解，而是将其单独抽取出来，做阴谋论解读，破坏了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思想的整体性，曲解了老子思想。

叶曼先生也不例外，她的理解方向基本上属于权谋术，但是在论述时还夹杂着“自然道论”的思想，她的整体思路是“你要想这样，就必须先那样”，是典型的智谋论。

但先生在举例陈述事实时，所举例子却都是自然现象，认识上有点纠结。

她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歙”是收敛的意思，“必固”是一定、必须的意思。这里是说你预备要收敛他的话，必须要先把它张开。

这个思路跟韩非子分毫不差，即“要想这样”，“必须先那样”——这是人为设定的“有以为”。

而老子说的却是：“将要这样的，之前（固）肯定是那样的”——这是客观事实陈述。

所以，老子要表达的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由弱到强，由盛到衰的发展演变过程，就像一朵将要凋谢的花儿，它衰败之前肯定盛开过。必，必然，肯定。固，之前，原先。

客观以众所周知的自然现象和常识论道，是老子的一贯手法，它不会凭借自以为是的臆想来推论出某种道理，他必须借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来揭示一种道理和原则。

他不会告诉你：你要想那样样，你就必须首先这样做，这就沦为权谋术了，而老子是反对伪诈与权谋的。认为“以智治邦邦之贼”，权谋之术是邦国之祸害！

然而很奇怪，她所举的例子时而是自然而然的案例，比如吃饭时，必是先张嘴才能咀嚼；吸气时必是先呼出气等，这是自然陈述，符合老子论述习惯。

但叶先生时而却是权谋术的例子，来佐证老子“予取予夺”思想，比如她说：郑庄公故意放纵兄弟“段”骄纵，然后等待时机，等着弟弟自取灭亡。这又陷入了权谋论。

她对“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解读也是这样。

4、“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到底是权力秘密运行？还是权力不可逞强于百姓？

叶先生说：“国之利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策。怎样才能立国？这是不可以让人知道的。”

先生以现实案例说：台湾把所有利器都亮出来了，今天买潜水艇，明天买各种兵器，不断要搞外交，不断要求进联合国，这不是招打吗？人家卖军火是为了发财，我们买了这么多军火有什么用，难道他等着我们军火都丰盛了以后再打我们吗？所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先生援引王弼“老子注”强调说：“你买军火也别张扬，办外交就秘密地办，不要到处宣传。”

当王弼注的原文是：“利器，利国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利国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王弼原注大意是：国家政权应以利国益民为要，只有顺应百姓自由发展意愿，而不能依赖刑罚禁令等手段处理、干预百姓，以刑罚、武力威慑来耀武扬威的，就是刑罚泛滥。若以刑罚为治国之策，那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从王弼的注文中，看不到“秘密地办”“不到处宣传”的权谋术思想。

其实，很多人在解读王弼注时，习惯性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楼宇烈先生在《王弼道德经校释》也是这样，他对王弼注的译文是：那些有利于国家的工具不可以被百姓看到……被人们看到了，就是由于滥施刑罚。

楼先生的译文不但理解有误，且语法也不通。

老子原文是主张“道治”，反对“刑名之治”。但叶先生却撇开老子思想，强调“治乱世用重刑”，她以唐太宗为例说：“贞观之治”期间，监牢里没多少犯人。过年的时候，把犯人放回家去过年，过完年他们都自觉回来了，这就是真正会治国家的人。

唐太宗放犯人回家，让他们自动能够返回监狱，体现的是政简刑清，不为为何被叶先生引用为“治乱世用重刑”。

叶先生还强调：现在我们把刑犯都锁起来，结果监狱看守受囚犯的贿赂，把囚犯放跑了，你看这刑法有什么用？

先生结论说：自然的道理，用于政治上面就成了权术。权术也必须要有道，否则就会失败。

这个结论时不合老子之道的，老子论自然之道，落实在政治层面则是圣人之治，而圣人之治反对权谋术，主张“我愚人之心也哉”，认为“以智治邦邦之贼，以不智治邦邦之福”，自然之道怎么会一变而成政治权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