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情报界偏见的长篇报告。该报告总结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并回顾了几十年来偏见在许多方面困扰着情报收集和传播。作者还采访了11名前情报官员，并在报告中穿插了他们的看法，尽管这些采访并没有增加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尽管每届政府的偏见的种类和质量往往各不相同，但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偏见最重要的来源可能也是最难根除的：分析师也是人，他们有个人和职业动机来掩盖(如果不是扭曲的话)他们的分析，以保持与他们的客户——政策制定者的相关性。除了个人因素，还有组织因素。美国情报领域的本质——其重叠的参与者争夺权力、资金和机构稳定性——为情报组织创造了强烈的动机，以取悦那些写支票和绘制组织结构图的政治角色。有时，就像在布什政府期间，这些政治角色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导致他们向分析人士施压，迫使他们得出特定的结论，并将那些不合作的人边缘化。最后，还有这些个人、官僚和意识形态力量相互作用的方式，它们往往会放大各自最坏的倾向。兰德公司的报告描述了这些来源中的每一个，并显示了自肯尼迪政府以来这些来源是如何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浮出水面的。这是一份非常充分的文件，任何对美国情报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扭曲的快速入门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去查阅它。问题是，这份报告根本不是国防部要求兰德公司出具的，当然也不是需要出具的。国防部似乎要求兰德评估“对美国情报界的信任是否受到侵蚀”。这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它询问了信任是如何以及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每个人——至少，每个关注这类事情的人——都知道偏见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反复潜入情报报告的。这种偏见的个人、结构和意识形态根源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自冷战以来当然没有改变。但是，情报界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种偏见也就暴露出来了。我怀疑国防部想知道的，以及它应该想知道的是：1)一个极端党派化的后真相环境是如何以及是否导致了对情报界核心职能的信任丧失；2)近期和中期在这方面的合理预期是什么；3)情报界及其在国会和行政部门的盟友(如果有的话)应该如何回应？据我所知，那份报告(还)不存在，虽然它应该存在。在这篇文章和未来的文章中，我想谈谈这些和相关的问题，首先是对情报功能的信任。但首先——说到偏见——重要的是我要宣布我自己的偏见。正如我的老读者所知，自9/11袭击发生后不久，我就积极参与了对后9/11拘留制度的挑战。我是拉苏尔诉布什案(2004年)的首席律师，这是第一个涉及关塔那摩拘留的案件，以及穆纳夫诉格伦案(2008年)，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涉及伊拉克拘留的案件。在美国诉阿布·祖巴耶达案(2022年)中，我也担任过顾问——尽管不是首席顾问——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涉及中情局黑牢拘留和酷刑的案件。我继续为阿布·祖巴伊达辩护，他是第一个被关进黑牢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接受所谓"强化审讯技巧"的人他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在以上每一个案例中，以及在9/11后的拘留制度中，情报界都制造并传播了有偏见的情报，以符合行政部门内部其他人对身体和心理上的强制性审讯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意识形态判断，这种审讯有时会上升到酷刑的程度。简而言之，在9/11之后，情报界与酷刑沆瀣一气(尽管值得注意的是，情报界的一些行为者也强烈抵制这种制度，情报界绝不是铁板一块)。关于后真相时代对情报界信任的影响的文章很少。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是兰德公司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思考文章（“真相衰退与国家安全”，该文章PDF版已经上载到本号知识星球），从非常广泛的角度思考了“真相衰减”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真相衰减”是兰德对我所说的后真相环境的一个很吸引人的说法。然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几乎只用了一页的时间来讨论这种环境对情报界的影响，并简单地指出，“对于那些正在寻找符合他们已有观点的信息的决策者来说，真相的衰退会使情报在他们看来不那么可信”，这反过来又“鼓励决策者抛弃情报界的产品”。嗯，是的。但是，几乎从人类开始健忘以来，政策制定者就一直在犯有这种原罪，这意味着，这一观察结果并不能告诉我们，新环境是如何影响情报机构的工作的，以及人们对情报机构的信任。此外，告诉我们“真相衰减”可能如何影响情报界的工作与告诉我们实际发生了什么是不同的。尽管这项研究并不充分，但至少有一些理由相信，公众仍然普遍支持情报界。公众信任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是透明度，我们不太可能信任我们认为隐瞒信息或掩饰的组织。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时任国家情报总监的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发起了一项“透明度倡议”，该倡议确立了指导情报界尽可能公开和公开其工作的原则。每届政府都在重申这些原则，现任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在她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说，透明度和促进公众信任将是她的首要任务之一。自获得确认以来，她一直在兑现这一承诺，例如，披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计划的情报解密，以及最近对俄罗斯发出的ISIS即将发动袭击的警告，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评估这种对透明度的关注是否成功，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于2017年开始就公众对美国情报职能的态度进行定期民意调查。德州大学于2023年8月发布了最新报告，发现情报界“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持续支持”。
自这个项目开始以来，每年大约有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情报界“在警告外国威胁和促进我们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少数受访者(2022年为5%，与2021年的6%持平)同意情报界“不再需要”的说法。不过，德州大学也警告说，在这堵支持墙上，党派和人口结构裂缝开始出现。
在拜登执政期间，共和党人对情报职能的支持大幅下降，尽管仍接近60%，而各个党派的年轻人都更有可能将情报界视为对公民自由的威胁。尽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民意调查可能很有趣，但它不足以让我们对后真相时代对情报界的信任如何以及是否受到侵蚀有一个细微的了解，而且它当然无法告诉我们这种信任是否能够经受住持续的党派攻击，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起的攻击。尽管有少量其他调查涉及到情报界多年来的工作，但这也不足以填补文献中的空白。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从现有的研究中判断，对真相的攻击是如何以及是否损害了人们对情报界的信任。
如果国防部想要这些信息，它应该，它需要委托一个无党派的，非常深入和持续的研究倡议，以了解公众对情报收集的态度。为了做到尽可能全面，我鼓励国防部在调查之外做更多的工作。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应该争取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定性访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样本的焦点小组。我强烈怀疑国防部会对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感到惊讶，他们会发现美国公众对情报职能有极其复杂的道德和实际判断能力。特别是如果他们避开赤裸裸的党派暗示，把重点放在团结而不是分裂的框架上，我怀疑国防部会发现，所有政治派别的美国人都清楚地知道情报界的好与坏用途之间的区别，他们信任前者，害怕后者，程度大致相同。因为这些信息非常重要，我希望这项研究已经被委托进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