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前夕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的号角已经吹响，国民党的“剿总”司令刘峙命令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集结，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准备。接到命令的黄维迅速做出反应，调集了他指挥的第12兵团，准备从河南驻马店出发，直指目标地徐州。

11月8日，天刚破晓，黄维兵团已经整装待发。部队开始沿着指定的路线前进，经过蒙城、宿县。行军一周后，黄维兵团终于抵达阜阳，这是他们向徐州前进的必经之地。然而，情报部门很快传来了不利的消息：解放军已经沿浍河布下了阵地。浍河的阵地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黄维兵团的行进计划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11月20日，当黄维带领兵团到达浍河以南地区时，他们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布防情况。解放军沿河占据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黄维兵团的前进路径被完全封锁。黄维眼见前路受阻，决定暂时在南坪集设立临时指挥部，重新评估形势和策略。

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浍河展开布防，还趁黄维兵团调整部署之机，迅速向蒙城发起攻击，并成功占领了该地区。这一行动有效地切断了黄维兵团的后路，使得黄维的部队陷入了前有强敌，后无退路的绝境。

战役的高潮

11月25日的清晨，原宿县双堆集地区，解放军展开了密集的战术部署，对黄维的第12兵团发起了全面包围。解放军利用地形优势，迅速占领了周围的高地和要道，有效切断了黄维兵团的所有可能的撤退路线。

解放军的指挥官在前线指挥部令战士们按计划行动，采用了夹击的策略，从多个方向同时向黄维兵团施压。他们设置了机枪点和迫击炮阵地，对黄维兵团进行持续的火力打击，以削弱其抵抗力。

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的阵地上，士兵们在持续的炮火和攻击下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中。解放军的火力覆盖让他们难以有效组织防御，补给线的断裂使得弹药和食物供应急剧减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包围越来越紧，战况对国民党越发不利。解放军的工兵队伍还挖掘了一系列的战壕和障碍，阻止黄维兵团的任何突围尝试。

到了12月初，黄维兵团的抵抗力明显减弱。解放军继续加大进攻力度，使用了坦克和重炮，对黄维兵团的防线进行了决定性的突破。在激烈的交火中，黄维兵团的许多士兵因伤亡和缴械而无法继续战斗。黄维本人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获，而其部队也因为严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而逐渐瓦解。

12月15日，除了副司令胡琏和其他少数几名高级军官设法逃脱外，第12兵团基本上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战后，黄维被押送至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将面对新中国政府设立的改造计划，开始他在监狱中的新生活。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艰难岁月

在改造过程中，黄维的表现一度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感到无比头疼。他拒绝参与日常的集体劳动，不愿与其他战犯交流，甚至公然挑战管理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几次谈话中，工作人员试图通过交流使他理解新中国的理念和政策，希望他能放下过去，但黄维的态度依然顽固。

黄维甚至在某一时刻因极度的绝望，做出了自杀的举动。这一天，监狱内的氛围似乎格外紧张，黄维在上午突然情绪激动，他趁着工作人员和其他战犯不注意，试图用身边的物品自我了结。幸好，值班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了他的行为，迅速将他救回。

此事件之后，管理所的领导决定对黄维进行特别关注。他的监房外，安排了专人负责日夜轮班守护。黄维对管理所的政策特别不满的是“晚上不关灯”这一举措。为了防止战犯们在夜间进行自残或策划极端行为，管理所规定夜晚灯光必须保持开着。这一规定让黄维感到极度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他多次在夜晚大声抗议，甚至直接与前来巡视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有一次，黄维情绪激动到指着工作人员的鼻子破口大骂，言辞极为激烈。工作人员虽然试图冷静处理，但仍旧无法完全平息黄维的愤怒情绪。

管理所的其他战犯也对黄维的行为感到困惑，许多人已经逐渐接受了改造的生活，开始学习新的知识，参与劳动改造。然而，黄维的存在像是一个不断挑战规则的异类，他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战犯的情绪。

朝鲜战争与态度的转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黄维对这场战事并不看好。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日常交流中，他经常与其他战犯讨论国际局势，尤其是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定。黄维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悲观态度。他认为，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国的军队难以取得胜利。对于他来说，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军队实力，而中国刚刚经历了内战，军力尚未完全恢复，这场战争无异于以卵击石，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每当有关于朝鲜战场的消息传来，黄维总是显得特别关注。他习惯性地打听最新的战况，不论是从工作人员口中，还是从其他战犯的零星消息中获取信息。起初，战争的早期进展似乎验证了他的看法，美军的优势显而易见，黄维对志愿军的胜算并不抱太大希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屡屡取得胜利，从第一次战役的成功，到后来多次击退美军，黄维渐渐感到这些消息有些出乎意料。在一次战犯的劳动间隙，管理所的广播播放了一则志愿军取得大捷的新闻，提到美军在志愿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黄维和其他战犯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仔细聆听着这个重磅消息。

几天后，更多关于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这些消息在管理所内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战犯们的广泛讨论。有些人对中国军队的表现感到惊讶，有些则认为这可能只是短暂的胜利，局势随时可能逆转。而黄维，此时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主动向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询问更多的细节，希望了解战场上志愿军是如何取得这些胜利的。

原本顽固坚持的观点开始松动，他开始怀疑自己之前坚信的一些看法。与其他战犯的讨论中，黄维的语气逐渐变得平和，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对抗情绪，谈到战争时也不再是满嘴质疑，反而表现出更多的好奇心。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察觉到了黄维态度的变化，他们决定在这段时间加大对他的思想教育工作。随着志愿军的胜利不断传来，黄维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管理所的日常劳动中。在以往，他常常以身体不适为由逃避劳动任务，但如今，他却主动承担起了更多的集体工作，渐渐融入到管理所的生活中。

黄维的变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也开始认真参与思想学习活动。以前，每当管理所组织学习毛泽东思想或新中国政策时，黄维总是显得不屑一顾，往往坐在角落里，漫不经心地听着。然而，现在他却会积极参与讨论，甚至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工作人员探讨政策背后的理念。

特赦与晚年的贡献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了一次大规模的特赦，黄维作为其中的一员，终于得以重获自由。那一天，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黄维被叫到办公室，接到了一张特赦通知书。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管理所的高墙内，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如今，他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改变，这个消息令他内心波澜起伏。黄维为此动情落泪，还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他创作了一首诗，抒发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鉴于他对国民党历史的深刻理解，任命他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刚刚恢复自由的黄维很快投入了工作。作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他的主要职责是整理和研究国民党历史，尤其是那些他亲身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各种历史研讨会上，他不时分享自己的见解，分析国民党的失败原因。1978年，黄维的表现和贡献得到了更高层次的肯定。通过全国政协的推选，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黄维的工作更加广泛，他参与了更多关于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的讨论和决策。黄维在全国政协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89年他去世。

参考资料：[1]刘志青.国民党军王牌黄维兵团的覆灭[J].党史博采（上）,2023(12):49-5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