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官场，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得罪尚书，莫得罪选郎。”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与其冒犯吏部尚书这位正二品高官，不如避着文选司的郎中。这话乍听有点匪夷所思，但如果你身处明朝，或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因为在当时，这位表面上品级不高的五品小官，手握的却是十万文官的命运。有人说，文选郎中看人，是仰着头、用鼻孔的。于是，世人给了他们一个外号：“鼻孔相公”。这外号虽是戏谑，却也道出了文选郎中在权力场上的特殊地位。

一场“升迁”风波背后的小人物

话说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吏部尚书尹旻想提拔自己的好友王赟——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升任淮阳巡抚。这提拔看似顺理成章，毕竟王赟资历够、评价高，巡抚也不过是比布政使高半级的职位。所有的选官手续刚走到文选司，就被黄孔昭——当时的文选郎中，硬生生“卡”住了。

吏部尚书尹旻可是堂堂二品大员，偏偏在五品郎中这里栽了跟头。无奈之下，王赟只能亲自赴京求见黄孔昭，甚至在黄府上演了一出“泪洒长街”的戏码。但黄孔昭丝毫不为所动，冷冷地回了他一句：“看你这副样子，哪里像个大臣？”就这么几句话，彻底断了王赟的路。

看官可能会问了，一个五品官，凭什么拦下二品大员的举荐？这事儿背后的权力逻辑，还真不简单。

明朝的吏部，是六部之首，负责所有文官的考核、升迁、任命。而吏部下辖的四个清吏司中，文选司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别看文选郎中只是五品小官，但他们的职责却是为中央和地方所有文官“量身裁衣”，决定谁升谁降，谁去哪里任职。这一份“官场裁缝”的活儿，看似是个技术活，实则却暗藏权力游戏。

明朝疆域辽阔，全国大小官员十万有余。中央的尚书、侍郎，根本忙不过来具体操作，几乎所有选官事务，都由文选司负责。一个小小的选官文书，黄孔昭如果愿意，一笔就能把人送上天堂，也能让人坠入地狱。

比如王赟这个案例，黄孔昭显然不愿意让他去做巡抚。至于原因，是个人恩怨还是其他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但在明朝官场，文选郎中这种“并非高官却掌大权”的角色，确实让不少人头疼。

明朝进士选官，表面看似公平，其实猫腻不少。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这些“储相”们的未来早被内定。而二甲、三甲进士则要分配到各部观政或地方任职。问题是，同样是知县，有的地方是繁华富庶的好县，有的地方却是穷乡僻壤的烂摊子。这其中的差别，就全看文选司的“态度”了。

比如有人背景深厚，文选郎中看他顺眼，随手就能把他安排到南直隶的华亭县，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不仅治理轻松，稍微表现得好些，升官也是易如反掌。而那些得罪过文选郎中，或者“没有打点到位”的进士，则可能被安排到边远地区，比如大同附近的某县。大同是抗击鞑靼的前线，危险不说，稍有不慎就可能丢了性命。

这种选官的潜规则，让文选郎中的权力成了官场的“命门”。别看他们官位不高，哪怕是尚书侍郎，也得低声下气地巴结他们。毕竟，谁家没有几个子侄要谋个一官半职呢？

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不是后来实行了“掣签授官”吗？候补官员抽签分配职位，听起来很公平啊。确实，这套制度是在万历年间正式推行的，表面上是为了杜绝选官黑幕。但实际上，文选司依然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举个例子，掣签需要准备竹签，而竹签的长短、粗细，甚至上面的标记，都可能暗藏玄机。文选郎中完全可以提前安排，让“自己人”抽到好地方，而让那些“不受待见”的候补官员抽到偏远地区。换句话说，这套制度只是换了个包装，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

更有甚者，有些候补官员抽到偏远地区后，干脆“死在了路上”。比如有个北直隶的贡生，抽签去了海南，还没到任就客死他乡。这样的悲剧，在明朝并不罕见。

“鼻孔相公”这个外号，虽然带着几分调侃，但也反映了文选郎中的傲慢与矛盾。他们的傲慢，源于手握选官大权，能让无数人趋之若鹜。但这种权力，并非来自他们个人，而是官僚体系的赋予。一旦离开这个职位，他们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五品官。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的集中，往往导致官场风气的恶化。许多官员为了得到文选郎中的青睐，不惜花费重金行贿。文选郎中的宴席应酬，甚至能排到一个月之后。一些人因此得以飞黄腾达，而另一些人则永远被压在底层。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加剧了明朝后期的腐败和政治危机。

黄孔昭这样的“鼻孔相公”，是明朝特定官僚体系的产物。他们的存在，既体现了权力的集中，也暴露了制度的漏洞。在那个“品级不代表权力，职权才是关键”的官场，像黄孔昭这样的五品小官，反而能主宰二品大员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有人说，明朝的官场，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往往在关键时刻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而这种权力的失衡，最终也为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或许今天的我们，能从这些历史故事中，看到权力运行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