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发生的旨在对抗杨坚的尉迟迥叛乱，是北周与隋朝的嬗变过程中一桩重大而有影响的事件。事件持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8天，而在杨坚平定尉迟迥后，人们的视线立刻就转向新王朝的建设当中，尉迟迥的叛乱似乎很快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从后来政权建设的格局及其转变看，特别是从隋唐五代诸王朝数百年转轨的过程与发展趋势上讲，尉迟迥事件与这些变化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甚至某种直接的利害关系。
尉迟迥事件在《周书》（卷21《尉迟迥传》）、《北史》（卷62《尉迟迥传》）和《资治通鉴》等文献中都有记载，现将《周书》（卷21《尉迟迥传》）有关内容摘引如下：
（周）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望位夙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公惇赉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迥所管相（治今河北磁县南）、卫（治朝歌，今河南淇县）、黎（治今河南濮阳西）、毛、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贝（治武城，今河北南宫东南）、赵（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瀛（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沧（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勤所统青（治益都，今山东益都）、胶（治今山东诸城）、光（治今山东掖县）、莒（治今山东莒县）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
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
隋文帝于是征兵讨迥，即以韦孝宽为元帅。惇率众十万入武德，军于沁东。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隋文帝又遣高熲驰驿督战。……迥旧习军旅，虽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熲与李询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大败，遂入邺。迥走保北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贺搂子干以其属先登。迥上楼，射杀数人，乃自杀。
上文就是尉迟迥事变的大致情况。《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公元580）五月至八月条对此记载得更加详细。尉迟迥反对杨坚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杨坚借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 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即尉迟迥起兵之目的是消灭逆臣杨坚，保卫周室。他起兵的真实意图后人虽然有不同的争论，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起兵的结果及其带来的影响。
尉迟迥是以相州为核心发动的反叛。相州位于河北之南，是贯通河北与中原腹心地区的重要通道。相州的中心就是邺城。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邺城所居之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从地理条件上讲，太行山以东的现今河北地区，从西北向东南呈半圆弧形状，依次为高原、山地、平原三种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占河北全省总面积的13％；山地由太行山和燕山组成，占37％；丘陵分布在燕山南侧和太行山东侧，占5％；盆地占12％；平原分布于中部和东南，占30％。其北部多为游牧和半农半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而南部则是中原核心腹地的组成部分。
作为南部中心的邺城，如谭其骧先生所说，它“ 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曹操在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筑铜雀等三台，这是人造的防御工事，当然比不上天然的山河之固），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谭先生说得很清楚，邺城在东部区域性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典》（卷178《州郡八·相州条》）记载：“魏武王建都于此。晋亦为魏郡。后赵石季龙、前燕慕容俊并都之。后魏道武帝置相州，取河 甲居相之义。东魏静帝初迁都于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齐又都焉，改为清都郡，置尹。后周置相州及魏郡。”
以邺城为首都的王朝都是魏晋分裂时期的东部诸朝，他们占据邺城是以此经管太行山之东，进可拓展中原，退可防守燕山，不失为一个理想之地。相州在北周和隋朝所辖安阳、尧城、洹水、滏阳、内黄、邺、林虑、临河、汤阴、成安和临漳等11县。这样看，尉迟迥对抗杨坚的主要地盘及核心力量就是相州11个县的势力。
此外，他以大总管的身份还统辖（如上文所记）卫、黎、洺、贝、赵、冀、瀛、沧等州，其侄子尉迟勤（时任青州总管），以自己统属的青、齐、胶、光、莒等州响应他，合兵数十万。荥（治荥阳，今河南荥阳）、申（治长寿，今湖北钟祥）、东楚（治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潼（治顿丘，今安徽宿县北）等州趁机据守各处。身处边远之地的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也举兵应迥。这还不算，尉迟迥又联系并州刺史李穆、徐州总管源雄共同起兵，同时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通陈人。一时间，对抗杨坚的势力遍布各地。
尉迟迥以相州为核心，联络河北中南部（即如上文所说的农业腹心地区）起兵，对杨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尉迟迥本人是北周皇室的亲属，他的能量以及在周室的影响超出了其他人，对杨坚的威胁最大。第二，他盘踞的相州和其他州县，如上文所说，不单是北齐的都城核心，即便对以关中为本位的北周而言，也属于东部地区的核心要害。以如此重要的身份，掌握如此重要的地区，又发生如此的对抗，其社会影响或波及的程度，都足以令杨坚谋夺政权的行动成功或者失败。
也正是如此，杨坚早就对尉迟迥心怀疑虑，他将自己的心腹和北周重臣韦孝宽代替尉迟迥出掌相州总管，如上所述，这个举措直接导致尉迟迥的叛乱。现在叛乱已经起来，杨坚迅速做出回应，他调发关中精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统辖诸路军队前往相州镇压。结果是杨坚战胜了尉迟迥，叛乱仅仅持续了68天就结束了。
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八月条云：
（南梁）诸将竞劝梁主举兵，与尉迟迥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决。会（中书舍人柳）庄至，具道（杨）坚语，且曰：“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 梁主深然之，众议遂止。
柳庄将双方的情况做了对比，认为尉迟迥一方将相无才，不足以堪当大任，尤其是朝廷将相脱离北周而跟从杨坚，其灭亡是必然的。杨坚这一方则力量雄厚，且掌控朝政，代替北周政权为大势所趋，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明显，所以他建议南梁坐而不动，静观时变。《隋书》（卷37《李穆传》）也说：“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乱也，遣使招穆。穆锁其使，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环金带于高祖，概天子之服也。” 李穆拒绝了尉迟迥的要求，他立即与杨坚取得联系，尊奉杨氏。文中并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但李穆的观点显然与柳庄完全一样。从上文看，徐州总管源雄、东郡太守于仲文等也没有响应尉迟迥。当时各路对双方的争执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大多数采取的立场即跟从杨坚。这是杨胜尉迟败的关键，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看，杨坚所征用的军队是他的起家之地关中精锐。统领军队的韦孝宽出身京兆杜陵，世为三辅著姓，韦氏本人任职北周，多有战功，他受杨坚调遣统辖的关中兵，成为镇压尉迟迥的主力。而尉迟迥这方，从上文看以相州总管所辖的河北南部军队为核心，外加南部和西南部的若干响应者如司马消难、王谦等。尉迟迥本来多方联络，以众势击败杨坚，但是他没能成功，要害之地的军事力量没有同他结合，他想通过高宝宁与突厥联系也没有成功，至于南朝，如前文所说采取的立场是静观时变。事实上，即使是尉迟迥直辖的军队，看来也没有尽心为他卖命。《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八月条记载，韦孝宽的军队进攻邺城与尉迟迥发生遭遇战时说：
迥素习军旅，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邺中士民观者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 乃先射观者，观者皆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因其扰而乘之。迥军大败，走保邺城。
值得留意的是，尉迟迥最信赖的军队也是关中人。根据《周书·尉迟迥传》，迥出自鲜卑拓拔之别种，其父聘娶太祖宇文泰之姊，迥深受太祖信任。他与杨坚一样，均系宇文泰部将，所以他们凭靠的军队精锐都来自关中。但是尉迟迥的关中精锐可能不多，所以在同韦孝宽交锋后败退到邺城，最终在邺城自杀。上文里记载双方交战时，邺城周围的士民数万人外出观战，他们显然不是尉迟迥的军队，只是看热闹的百姓。可见，河北相州和南部其他州县，虽然在尉迟迥的控制下，但是并没有替他拼命抵抗，他们随形势变化而转变，尉迟迥自杀后，他们也就投向了杨坚。
尉迟迥自杀，标志着叛乱结束。杨坚对跟从者没有追根问底，说明他们并非死硬分子，而是随着迥的自杀投向杨氏。《资治通鉴》（同上条）说：“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者，悉平之。坚徙相州于安阳，毁邺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杨坚令韦孝宽讨尉迟迥，平之，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为相州理所，仍为邺县。隋又改为安阳县。”这标志着邺城作为河北核心、特别是南部中心地区时代的结束。
从长远的观点说，这件事情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如果从西周算起到明清二朝，其经管国家的方针战略一直是以首都所在的地区为核心腹地，进而经略全国。西周建国的都城选择关中，开启了以西北为核心、以关中为基础经略山东与江南等全国各地的方略。这种方略的形成，与周人自西入关的发展历程有直接的关系，正如商朝后期选择安阳为都城与商人的东方属系有关一样，周人也同样选择关中作为他们经营全国的基地。西周灭亡后周人又东向洛阳，但并没有改变他们以西北经营全国的战略格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都关中咸阳，同样沿承了周人的经国方略。这种局势在魏晋南北朝随着中央一统王朝的衰弱而呈现众多的政权而结束。
在那个分裂的时代，只要在任何地区建立政权，统治者就会在他所能统辖的地区选择最好的地点作为都城。于是，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地区的诸朝往往首选邺城作为他们的首都，如曹魏早期、后赵、前燕、东魏和北齐莫不如此。看来，邺城对东部区域性政权而言，其地理方位和战略角度的确有周围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因素，正像上文顾祖禹形容的那样，“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
但是，这种位置对经营范围更大或更为广远的北魏而言就不太合适了。北魏明元帝和孝文帝时都有朝臣建议南迁邺城，但是魏孝文帝选择了洛阳而不是邺城，其目的是洛阳更便于经营南部中国。从北魏的角度看，它的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洛阳， 表明北魏将其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中原腹地，处在二者之间的邺城不能满足北魏统治集团这个目的，所以他们放弃了邺城而选择了更有优越性的洛阳。
但是，到北魏分裂之后，割据东部地区的东魏和北齐，邺城的地位再次上升，又一次以都城的面目出现。北周兼并北齐之后，邺城改为相州，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是相州作为河北南部的中心仍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区域性作用。杨坚借平定尉迟迥叛乱而对邺城和相州进行改动，则在行政体制上降低了邺城的核心地位。从此，相州就作为中央王朝的一个普通的州郡而存在了。杨坚对相州的改制，最终结束了中国北方区域性都城建构的模式，重新回复到秦汉帝国以关中制衡全国的格局当中，从此以邺城代表区域政权的时代结束了。
那么，以普通形象出现的相州在此后时期是否还有变化呢？我们先看毛汉光先生的一段总结：
综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拔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位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
这段话总结第一个200年是北方王朝核心区的形成，都城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第二个200年则是说北周以后核心区又回复到关中；第三个200年则指核心集团逐渐转往东部。其发展指向与趋势即由北而南－－－由东向西－－－再从西向东。杨坚代表的方向是上文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回到以关中制衡全国的发展路径当中。杨坚之所以选择这个模式，完全是因北周奠定的基础。宇文泰控制西魏后，其所处最佳之地仍旧是关中，且由此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以关中本位政策作为立国基业，于是关中就成为西魏、北周的根基。继其而来的隋朝自然延续这一体统，关中制约全国再次成为统治的核心内容。陈寅恪先生所描述的隋唐二朝之根基，尤其是他首创的“关陇（贵族）集团”“关中本位政策”，所指的就是这个内容。
隋唐建国之后，关中恢复了秦汉的传统地位。但是随着对全国经营的展开，特别是对东部和南部中国控制的加强，作为都城所在，关中逐渐暴露其不足之处。谭其骧先生说：“ 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西，距离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两岸远了一些，距离中唐以后财赋所出的江淮地区就更远。关中尽管富饶，毕竟‘土地狭’，不足以满足京师和西北边防所需大量饷给。”谭先生这里主要着眼的是经济问题，从政治上讲，唐朝立国后不久，关中转向东部的倾向就在高宗当权、特别是武则天上台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来了；从地域看，则是由长安转往洛阳。
到玄宗晚年“安史之乱” 爆发后，随着中央王朝威力的下降，全国不再成为一体，代之以不同的发展趋向。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开始分化出不同的区域：王朝的象征－－－长安，同以往一样，是国家政权的所在；江淮是经济繁荣富庶之地，它源源不断地向西北供应粮草；河北（特别是唐后期的河朔）则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地方节度使统辖的范围，尤其是所谓的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更是与朝廷相对抗，俨然自成一统。陈先生说：
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唐朝后期河北与长安的分离，按照毛汉光先生的分析，是以魏博为核心而展开的，而魏博所在，正是此前的相州地域。于是，相州区域又成为8世纪以后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中心而显现。不过，这种显现的趋向则是疏离中央，但它最终并没有脱离长安王朝，直到唐朝正式瓦解。在这一过程中，魏博和相州所在的河北重心又转向北部，最终被纳入到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范围。通过改朝换代而形成的五代，使中国重新陷入分离状态，五代诸朝的都城与核心腹地，已从关中转往关东，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取代长安而开启了新的时代。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非本文所能道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州所在的河北南部，其重心之地随着王朝的变迁，特别是北方民族势力的介入，它曾经占据的核心地位又让位于河北的北部即北京地区。这是中国王朝与都城变迁史上又一桩重大的事件。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邺城的名称变成相州，意味着东部区域政权时代的告结。相州以普通州郡身份出现，表明隋唐王朝重新回到秦汉经营全国的控制模式之中，随着其控制体系的强化，王朝的重心从西北转向中原东部，其中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同时在起作用。“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朝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形成长安、河朔、江淮分立的发展格局，而东北地区契丹等民族势力的介入，使河北北部成为北方民族南进的重心也因而变得日趋重要。相州因有魏博藩镇的独立曾再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始终未能成为区域力量的核心而受到关注，其作用即让位给南部的开封。中原王朝分立之后，中原小朝廷的都城以及同契丹抗衡的北宋都城，又让位给了契丹人十分看重的北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