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是鲁迅的一篇随感录，创作于1919年，同年5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后收录在鲁迅的杂文集《热风》中。同期发表的还有 《“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三篇及小说 《药》。

文章一开头，鲁迅就说：

“我想，我们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

在鲁迅看来，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产生什么新思想的地方，即便有外来思想，也很快就会被同化。要说有什么思想，自古永不变的只有“刀与火”。“刀与火”还有另一个解释的方法，那就是“圣武”。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账簿，只有这一个模型。”

国人长期在“刀与火”的治理下，成了“刀与火”的奴隶。他们或者只知道躲避“刀与火”而苟活，或者希图凭藉“刀与火”而得到“威福，子女，玉帛”等。他们无理想，无信念，头脑里塞满了“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因此，外来的新思想，新主义，“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至此，鲁迅揭示出了我们历史上大革命和国民性的本质。什么大革命，革命之后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也未变，主与奴、吃与被吃的问题依旧。

“没有什么大两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所以说，大革命的本质只不过是一个奴隶主取代另一个奴隶主而已。他们之所以进行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他们的“最高理想”，即“威福，子女，玉帛”等“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

如刘邦、项羽，他们看见秦始皇很阔气，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一个说“彼可取而代

也”。

项羽要“取”的，正是刘邦说的“如此”，都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已经实现这种“最高理想”的人，如秦始皇，还要进一步想办法使自己长生不死，永远过着享受“威福、子女、玉帛”的生活。当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死时，“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

因此，大革命之后，他们很快恢复旧制，重唱老调子。确定一个主子，确定君主专制，如何称颂，如何纳贡，如何跪拜！

社会还是那个社会，权力高度垄断，森严的等级，高压统治，呈现出强制性、垄断性、封闭性、排他性的特点。军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缺乏公开、公平、公正，没有任何法治、自由、平等，剥削、压迫和奴役。

在他们打天下的时候，用“打富济贫”“共享富贵”等口号使老百姓为他们卖命，替他们当炮灰。到了“白骨成丘山”的时候，王位的底座就垒起来了。

在他们坐稳了江山之后，老百姓的日子又怎样呢？“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所谓“太平盛世”老百姓都同样的是困苦不堪的奴隶。

不仅老百姓的地位和阶层没有变化，就连国民性也没有变化。森严的等级专制制度又使人心各各分离，不能相通。国民性的一切弊端由此而生。愚昧保守、卑怯自私、麻木冷漠、互相倾轧。大家在瞒和骗与欺人自欺中讨生活。随着封建制度的延长，民族的许多优点逐渐萎缩消失，而丑恶的东西却不断滋长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鲁迅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有着深刻观察与体会，提出了国民性这个问题。在鲁迅看来，我们的国民性最缺乏的是“诚和爱”，而导致这个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鲁迅揭示出了过去上千年以来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意思就是说，上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于永远保持安定宁静，防止触动人民。统治阶级想出各种办法实现这种理想，安稳地维持其统治地位，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上层社会的成员则依附着君权，安逸地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而广大人民就安分守己地做奴隶。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安于现状，满足于现状，“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成为一种国民性。假如有人对现实不满，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就会被视为“异类”“一定要除掉他”。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热风·“圣武”》

罗良平.《鲁迅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