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即开始觊觎帝汶岛。

之后，在15年后，葡萄牙人在小巽他群岛(即努沙登加拉群岛)建立了第一个据点，接下来的活动中心设在帝汶附近的一个小岛索洛(Solor)。

1、早期华商

华人很早就来到帝汶岛做生意，元朝汪大渊来过此地，他的《岛夷志略》记载此地“唯檀树为最盛”。 檀树即檀香木，其经济价值很高，是中国和印度市场上极为畅销的商品。中国海商一度垄断了帝汶岛的檀香木贸易，在明朝海禁时期，依旧有中国海盗商人来此地贸易。不过这个时候，极少华人留居帝汶。

1556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登陆帝汶岛，但受到国力的限制，葡萄牙只能将有限的殖民力量分配到马六甲、葡属果阿（今印度果阿邦）、澳门等经济价值高的地区，所以直到1702年，葡萄牙才正式建立了葡属帝汶殖民地政府。

早期，葡萄牙商人定期前往帝汶收集檀香木， 当时索洛岛成为葡萄牙人经营檀香木的基地。

葡萄牙人租居澳门以后，即开始与帝汶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澳门由此成为葡萄牙人与帝汶进行贸易的桥梁。1595年，澳门与中国内地以及日本、马六甲、印度、帝汶、苏禄等地大规模通商。贸易商品的种类繁多，与帝汶则以檀香木和奴隶贸易为主，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定期前往帝汶以获取檀香木和奴隶。

原先控制这条帝汶-中国贸易线路的明朝中国商人，由于禁海政策没有国家的武力支持，因此失去了贸易线路的垄断权。

2、澳门葡人垄断贸易

从17世纪开始，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就经常参与同帝汶的贸易。澳门历史记载：“澳门与帝汶之间的航行许多年来由王室把持进行，之后由澳门居民的船只进行。但1672年葡印总督拉夫拉迪奥(Lavradio)伯爵下令重新由印度州进行。1678年，葡印总督安东尼奥·派斯·德桑德(António Pais de Sande)决定批准澳门居民自由地与帝汶进行贸易，以便帝汶的土著不把檀香木卖与荷兰人。”

葡萄牙殖民帝国曾经也是日不落

可以看出，17世纪澳门人前往帝汶进行私人贸易就已经盛行，但一度受到官方的阻挠。为了保住对檀香木贸易的垄断地位和迫于来自荷兰人的竞争压力，葡属印度总督允许澳门居民自由地与帝汶进行贸易。这也使前往帝汶贸易的澳门华人数量不断增加。

由于澳门和帝汶两地间的商业活动频繁，大批澳门人来到帝汶，有的在那里安了家，大大增加了帝汶的人口。据估计，当时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在销售来自帝汶的檀香木时，利润高达150％—200％。当时在中国内地从事檀香木贸易，利润可达200％。

利润如此丰厚的贸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前往帝汶，在17—18世纪，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尤为兴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檀香木贸易在澳门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澳门最有利可图的贸易项目。

现在保留下来的澳门港口账目史料中，有大批的葡人船只装载帝汶岛檀香木来中国贸易的内容，动辄一船装载几千根檀香木。原先由明朝中国海商垄断的这项贸易，如今成了澳门葡人的一大收入来源。

1669年荷兰舰队对望加锡进行打击之后，决心抢占整个印尼群岛，澳门商人只能零零散散地派船到帝汶进行贸易。

18世纪，澳门经历了经济严峻时期，与帝汶的贸易成为保障澳门经济的重要举措。1702年8月，澳门总督佩德罗·瓦斯·德西凯拉(Pedro Vaz de Siqueira)在向澳门议事会陈述帝汶的不稳定局势时(当时帝汶陷入殖民者之间的内战)，顺便提及澳门与帝汶的贸易，认为：“如果没有和帝汶之间的贸易，澳门将会消亡。因为该议事会从帝汶获得了该市绝大部分甚至几乎全部的税收和费用。”

1723年雍正帝取消禁令，允许中国人进行海外贸易。于是中国内地商人从帝汶和巴达维亚运回大量的檀香木，在中国内地出售，澳门葡人再也无法垄断帝汶-中国航线。由于中国内地商人的参与，使包括檀香木贸易在内的海上贸易竞争激烈，以致澳门与帝汶的贸易几乎无利可图。

很明显，中国明清两朝，只要没有皇权强加的海禁，中国商人可以轻易垄断整个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线路。

1732年1月14日，澳门议事会全体会议在研究财政问题时也提出：“近日本市的情况每况愈下，与亚洲的贸易也不如从前。虽然与帝汶的贸易尚存，但帝汶也处于大衰落之中。土著人的反抗和无望使之驯服，切断了我们对任何商品的进口。即使帝汶人受制于我们，但我们商业贸易的支柱——檀香——今天已失去了以往的声望。”

从18世纪开始，澳门逐渐失去了对帝汶檀香木贸易的垄断地位，与帝汶之间的贸易航行次数不断缩减，而且这种局面一直未得到改善，前往帝汶进行贸易的澳门葡萄牙人也越来越少，

3、帝汶与澳门关系

从葡萄牙开始殖民帝汶，澳门和帝汶的关系就很密切，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卸任后一般会转任帝汶总督。在1624年澳门受到荷兰人攻击时，从帝汶还派出了葡萄牙军人，包括几个华人雇佣兵前来支援。

1653年，帝汶总督去世，从而引发了一场争夺该岛统治权的战争。葡印总督任命的帝汶新总督A·C·格雷罗(António Coelho Guerreiro, 1702—1705年在职)从一上任就遭到当地贵族多明戈斯·达科斯塔(Domingos da Costa)的抵制。澳门葡萄牙人大力支持格雷罗，不断从澳门派遣军队赴帝汶。这场战争使澳门的葡萄牙人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澳门葡军将领A·阿米尔通(Alexander Hamilton)对这场争权之战做了描述：这场战争因为澳门持续了近15年时间，大约从1688年开始，1703年还没完全结束。结果，澳门方面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遭到极大损失：战前澳门居住着1000名葡萄牙男子，战后仅剩不足50名；战前澳门有40艘战船，战后仅剩5艘。这期间还有不少澳门华人辅助兵前往帝汶参战，据说就有被俘后留居帝汶岛的。

在内战后帝汶的政局仍不稳定，当地土著居民开始和殖民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而且澳门人也常乘船前往帝汶售卖武器。

荷兰人此时逐渐控制了西帝汶，葡萄牙的帝汶总督文东尼于1768年11月19日请求澳门向帝汶提供大米和大口径火炮等援助；由于荷兰殖民者的威胁，文东尼于1769年8月放弃利福，转移到帝力(Díli)。葡萄牙政府命令澳门市政厅向帝汶派遣官员和士兵，以援助帝汶比较落后的军队。更多的时候是从澳门向帝汶运去救援物资，很多中国船只从澳门葡人手里接到了这些单子。

帝汶地图

同时，澳门和帝汶属于同一个天主教主教管区。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天主教各修会(50) 纷纷进入澳门，并将澳门作为对远东地区(亦包括帝汶)的传教基地。最早进入帝汶并长期在帝汶传教的主要是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帝汶创办的教育事业非常成功，成功地在葡人控制的东帝汶推广了天主教，把东帝汶变成了天主教地区。

澳门于1844年摆脱了果阿的葡萄牙印度省的监护。从此以后，澳门、帝汶和索洛尔（Solor）被破格组成一个省，由澳门领导。

由于帝汶地理位置偏远，生存环境恶劣，故在葡萄牙的海外法律中，帝汶就成为了澳门发配犯人的流放地。

《新修香山县志》卷4载：“地满在南海中，水土恶毒，无所主，西洋与红毛分据其地，有兵头镇戍者，无一生还；其法轻予鞭，稍重遣地满。死刑则或勒或戮，或焚或缚，置炮口而烬之，监禁则贱者在矢牢，贵者在炮台。”

《澳门记略》亦云：“有地满在南海中，水土恶毒，人黝黑，无所主，大西洋与红毛分据其地。有兵头镇戍，三年一更，遣自小西洋，由澳而后达于地满。亦岁轮一舶往。澳夷罪不至死者，遣戍之，终其身无一生还者。”

为了让触犯中国法律的澳门葡人免遭中国方面的惩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葡澳当局通过贿赂中国官员，将杀害华民的葡人亚吗“永戍”帝汶； 乾隆十三年(1748年)，葡澳当局通过贿赂香山官员，把杀害两个中国人的凶手“永戍”帝汶。

18世纪，从澳门发配犯人到帝汶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从本托·达弗兰萨在《澳门及其居民：与帝汶的关系》中称：“帝汶部队的人员构成杂乱无章，有白人、黑人、帝汶人，也有自由人和被俘虏的人以及流放人员。” 可以看出，这些被流放到帝汶的人员不仅增加了帝汶岛的人口数量，而且也使当地的军队得以扩充。

从澳门流放到帝汶的犯人中不仅有葡人，也有华人。《澳门宪报》记载，澳门按察司书记发出布告：华人陈贵经审判发往地扪省(即帝汶)充当公役，近在该省身故，遗有财物。

1881年，对于陈亚珍偷窃一案，原本按照偷窃罪来判，不应将其发往地扪充军，但由于他以往罪恶多端，又不悔改，因此数罪并罚，发往地扪充军。

4、华人大批进入

虽然几百年间，华人零星地移居帝汶，但是大批量华人从澳门移入帝汶开始于十八世纪中期，主要是华人工匠及“苦力”。

葡澳当局早在18世纪初已开始从澳门向帝汶派遣华工。在清政府海禁时期，葡印总督曾禁止向帝汶派中国工匠。1719年5月19日，帝汶总督贾士度(Francisco de Melo e Castro)向澳门市政厅写信称，帝汶非常缺少木工、石工、铁匠。帝汶的许多武器都已经破损，急需专业技术人员对这些武器进行修理。因此，1748年5月2日，葡印政府建议澳门总督向帝汶派遣手工业人员：“向帝汶派遣一些工匠、锁匠，因为一门大炮已经损坏……而[帝汶]又缺少这方面的工匠。有些时候，要对这些已经损坏的东西进行修补。”

1751年1月9日，澳门总督若昂·曼努埃尔·德梅洛(Joo Manuel de Melo)通知澳门市政厅，可以向帝汶派遣工匠了。当年澳门就派遣锁匠、木匠前往帝汶。

为了缓解帝汶人口较少的状况，澳门政府开始鼓励澳门居民前往帝汶定居。到19世纪后期，澳门与帝汶都被归入葡萄牙的海外省，故澳门政府在经济方面给予帝汶的支援更多，派遣华工到帝汶工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澳门宪报》记载，1879年，大西洋澳门辅政司黎(José Alberto Corte Real)发布通知：“照得现招工匠数名前往地扪做工程工夫，立合同为据。凡有各项工匠悦往者，自今至本月二十二日止，宜赴报本辅政司，以便订明而行可也。各可知之。光绪五年正月十八日字。”

一般招工通告是这样的：

“做工限六个月为期，自由澳开船日起计。

每日做工时候，以十点钟为额，所有做工器具，本人备办。每月每人工银十六元、如该工人有病往国家医院医治，有病之日，每日工银拆半计算。”

19世纪后半期，在澳门招募工人前往帝汶工作的公告很多，几乎每年都有，可见当时帝汶的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从澳门招工是其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澳门招入帝汶的各类工匠大部分是华人。

19世纪中后期是澳门向海外输送华工最多的时期，一船船华人坐上海船离开澳门前往帝汶，其中亦有不少华人被当作“猪仔”卖入帝汶。相比被卖到印度洋和南非各地，落到荷兰人、英国人手里的“猪仔”，去帝汶的华工们待遇略好一点。赖裕明先生在《葡属渧汶叻唎华侨概况》中写道：“19世纪之前，葡人还是很欢迎中国人到他们的殖民地方去，他们利用华侨开垦荒地，他们不惜用很多的金钱，将我们粤闽两省的同胞，买去做开路种植等工作，这便叫做猪仔。”

帝汶资料记载：“1886年11月2日，就有200名华人移民帝汶。”

到20世纪初，仅帝力一地的华侨即达3000人，从事着从农业种植、商业贸易到工匠、工业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当时整个葡属东帝汶的人口大约也就不到十万。这可以反映进入帝汶的华人数量之巨。

1861年，葡萄牙驻澳门的中国移民局监督员马克斯·佩雷拉(A. Marques Pereira)曾说，在帝力的中国人为这座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葡人殖民者当局认为只有华人能很好适应帝汶的环境，居住在帝汶的华商不时受到奖赏。

澳门史料中有一则“大西洋国吏部大臣奉西纪1887年三月初十日之上谕”：“据管理水师事务兼管外洋属地部大臣所保居住地扪的利(Dilly)之华商李汉成，着赏赐基利斯督宝星(Cavalleiro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o Senhor Jesus Christo)一面。并保居住地扪的利之华商唐亚廷，亦着赏赐圣母宝星(Cavalleiro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o de Villa Vi{K24R804.jpg}osa)一面。特此转行知之。”

帝汶的殖民者武装-有非洲来的土著兵

5、现代帝汶华人

经历短暂的日本人统治后，二战结束，葡人回到东帝汶，1951年将东帝汶殖民地改为海外省，企图用名义上的国民待遇换取东帝汶人民的效忠。但是此时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已是大势所趋。

印尼独立后一直对东帝汶虎视眈眈，东帝汶人争取独立的运动持续了几十年后，葡萄牙政府在1975年宣布允许东帝汶举行公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1975年11月28日，“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宣布脱离葡萄牙殖民当局，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印尼终于迫不及待了，在其独立的9天后，即12月7日全面入侵东帝汶。

1976年7月，印尼宣布东帝汶成为本国的东帝汶省，印尼群岛至此变成了一个国家。但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始终没有承认印尼对东帝汶的吞并。

在东帝汶立足百多年，控制了东帝汶多半经济商业贸易的华人，因为支持独立遭到印尼政府镇压和打击。不少在东帝汶经营多年的华人不得不离开，逃往澳洲或者东南亚各地。

东帝汶抵抗武装在广大山区打游击，印尼军队只能维持对城市的占领。尽管印尼军队占有人数和武器上的绝对优势，却始终无法消灭抵抗力量，进而消化整合东帝汶。最终，在联合国及周边大国干预下，东帝汶终于第二次独立。

1999年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印尼终于同意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自己的命运。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78.5%的东帝汶公民投票赞同独立。

联合国随即派遣维和部队进驻，并成立过渡行政当局。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宣布独立，首都帝力，官方语言是东帝汶独有的德顿语以及葡萄牙语。

联合国长期向东帝汶派驻维和部队和警察

当年9月27日东帝汶加入联合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国家。对东帝汶人民来说，这只是恢复了1975年便已宣布的独立。之后，大批华人重新来到了东帝汶，开始为建设当地的经济出力。

东帝汶人口134万（2022年），78%为土著人（巴布亚族与马来族或波利尼族的混血人种），2%为华人。

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在帝汶的华人数量不多，前期主要以跟着澳门葡萄牙人来帝汶的华人为主，后期主要就以南方各地华人为主了，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根据文献记载，澳门源源不断向帝汶提供“苦力”和工匠，为帝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力保证；华人在帝汶工作、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商业区，为帝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华人，特别是澳门华人在帝汶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是现在，他们的后裔仍在为帝汶的发展出力、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