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又一届研究生考试结束了。

据教育部相关数据，今年考研的人数高达341万，比去年的290万人多了51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考研规模不断扩大，报名人数每年都会刷新纪录。考研人数从五年前的177万人到今年的341万人，报名人数已接近翻番。

事实上，当下人数不断增加的不只是考研报名人数，考公和考证两大群体人数也越来越多。

以11月举行的国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笔试）为例，今年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为143.7万人，招录比约为60比1。

最热门的职位招录比高达2315比1，这还不是最夸张的，2017年曾有职位甚至达到了惊人的9837比1，说万里挑一也不为过了。

考证界有三座大山的说法，分别是注册会计师考试（CPA）法考（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教师资格证考试。

2019年，这三个证书的报名人数全都创下历史最高的记录：CPA报名人数为173.15万人，刷新历史且近几年每年都保持20%左右的增速；“法考”客观题报考人数60多万人，再创新高；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高达900万人，史无前例。对于当下中国考试热潮的现象，很多人认为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促成的。就业竞争激烈固然促使了考研考公考证人数的激增，但却不是唯一因素。

纵观全世界，像中国这样考试文化盛行的国家不多，能拿出来说的，大概只有同属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了。

在日本，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考试的形式来获取入学资格。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由于竞争非常激烈，日本人将入学考试称为“試驗地獄”，意思是考试地狱。

韩国同样也是如此。每年11月中旬是韩国高考（又称“大学修业能力考试”）举行的日子，和中国高考不同，参加韩国高考的考生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五个科目的考试，时间非常紧张。

在古代东亚，人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只是为了获得教育，更是一种阶级流动的方式和成为统治阶级的捷径，而科举考试正是当时少数有效的上升通道。

中日韩三国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

虽然东亚文化圈的考试制度经常被诟病忽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但作为一种高效率选拔人才的手段是合格的，在增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上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普通人要在今天的东亚社会上出人头地，最方便的捷径就是考进名牌大学，这也使得大学入学考试残酷程度丝毫不比当年的科举考试差。

人们也习惯于将高考与科举考试对比。例如，称呼某地区成绩排名第一的考生为“状元”，若失意考生则被描述为“名落孙山”。

东亚地区学习争夺战从幼儿园持续到大学，在中国甚至要持续到研究生阶段，本质是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

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欧美地区不同，东亚自古以来便是地狭人稠。长期物质匮乏导致了东亚地区普遍有稀缺心态，也加剧了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

驱使他们的固然有改变命运的渴望，但背后更体现了不甘平庸的心态。

中国文化向来是排斥平庸的，所以中国的父母普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这也是为什么主流声音会批判网上的丧文化和佛系思潮。

拒绝平庸的心态或许才是考研、考公和考证群体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