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回忆，曾坦言自己一生中的重大决策往往基于理智与判断，但在诛杀杨宇霆这件事上，他却首次感受到了宿命的牵引。他自述道：“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信迷信之说，可在他死后，我却不由得对命运产生了敬畏。”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这位叱咤风云的将领在晚年产生了如此深刻的转变？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杨宇霆，这位出身于辽宁省法库县五月乡蛇山沟的杰出人物，于1885年踏上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早年教育始于10岁，那时，他的父亲为他寻觅了蛇山沟里最负盛名的教师，期望他能够出人头地。杨宇霆也不负所望，在16岁那年便成功考取了秀才，这一成就在当时被视为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
但时代的变迁往往出人意料。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面对这一改革，杨宇霆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儒家学问，转而进入奉天中学，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方的知识体系。那是一个东北正处于日俄两国侵略阴影下的年代，年轻的杨宇霆目睹了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内心充满了愤慨与不甘。
为了寻求救国之道，1906年，杨宇霆在堂兄的资助下远赴日本，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这所学校在当时被誉为培养中国军事人才的摇篮，许多后来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如蒋介石、阎锡山、徐树铮等，都曾在这里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日本学习期间，杨宇霆与被誉为“小诸葛”的徐树铮成为了同窗好友，这段友谊在后来的北洋军阀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1910年，杨宇霆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次年，他满怀报国之志回到祖国，出任了长春孟恩远第二十三镇的排长。两年后，他再次获得提升，调任东三省都督府军械局副官。在这个职位上，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在军事管理方面的才华。
杨宇霆所带领的军械局卫兵连，因其严整的军容和高效的训练而备受赞誉。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支部队在街头被“东北王”张作霖所遇见。张作霖一眼就看出这支部队的不同寻常，对杨宇霆的治军才能大为赞赏。他深知，这样的人才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杨宇霆招致麾下，并在1916年委以督军署参谋长的重任。
杨宇霆的加入，为张作霖领导的东北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以其严谨的治军态度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迅速在军队中树立起了威信。在他的整治下，东北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张作霖也因此声名大振。
仅仅加入奉系部队两年之后，杨宇霆就为张作霖送上了一份厚礼。他与同窗好友徐树铮紧密合作，成功劫持了直系政府从日本借款购买的价值4000万元的军火。这批军火被迅速转运到奉军手中，为奉军装备了7个混成旅。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奉军的实力，张作霖对此欣喜若狂，对杨宇霆更加信任有加。
从此，杨宇霆在奉系部队中的地位扶摇直上，逐渐成为了大帅府中的二号人物。他不仅在军事上屡建奇功，更在政治上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成为了张作霖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杨宇霆的鼎盛时期，他几乎可以说是张作霖的“宰相”。
由于张作霖识字不多，阅读文件往往需要依靠他人朗读并口头答复。而杨宇霆则承担起了这一重任，他不仅要为张作霖审阅文件、起草回复，还要为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甚至有时候张作霖只需要在杨宇霆起草的文件上签个名就可以了，足见杨宇霆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
1925年的冬天，郭松龄，这位张学良麾下的猛将，突然起兵反奉。不过他的反叛并未成功，最终兵败被俘。在这一关键时刻，杨宇霆向张作霖提出了建议。在未经张学良同意的情况下，张作霖下令处决了郭松龄夫妇。这一决定让张学良对杨宇霆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郭松龄的叛乱平定之后，奉系军阀的势力逐渐稳固。在杨宇霆的推动下，东北地区的军工厂得到了扩大，大量耕地被开垦，战备公路也得以修建。这些有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奉系军阀的实力，使其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阀之一。
1926年，面对南方的国民党北伐军，张作霖被各军阀推举为“十五省总司令”，负责统筹北方军阀的力量。次年，当张作霖前往北京接管中华民国陆、海军军权时，杨宇霆作为他的得力助手，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那时的杨宇霆，可以说是中国的风云人物。日本、美国、英国等政府的外交电文中经常提及他的名字，各国都试图拉拢他。可这一切的荣光都在1928年随着张作霖的离世而烟消云散。
张作霖遭遇不幸后，杨宇霆立刻表明立场，坚决支持张学良。但张学良对杨宇霆的示好并不领情，因为两人之间的怨恨已经积重难返。郭松龄曾是张学良的导师和亲信，是由张学良一手提拔并在军队中委以重任的。但由于杨宇霆和郭松龄在工作上存在明显的交叉，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郭松龄的被杀让张学良将这笔血债算在了杨宇霆的头上。
尽管父亲刚刚离世，张学良仍需要倚重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位父亲昔日的得力助手。可杨宇霆和常荫槐虽然口头上表示支持张学良，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服他。当张学良向他们咨询意见时，杨宇霆的态度极为恶劣，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你不懂这些，别瞎掺和。”而常荫槐更是在大型会议上公然表示：“他根本管不了我们。”很多时候，他们两人都是先斩后奏，完全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对于这两人的傲慢态度，张学良早已心生不满。为了缓和与他们的关系，张学良曾让妻子于凤至去与杨宇霆的姨太太结为异姓姐妹。而杨宇霆却以辈分不合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面对张学良的示好，杨宇霆并没有改变态度，反而加剧了两人关系的恶化。
1928年12月底，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张学良开始筹划“东北易帜”。但这一举措遭到了杨宇霆的坚决反对。在杨宇霆看来，蒋介石并不可靠，他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岂能轻易拱手让人。两人的意见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此同时，日本、蒋介石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都在暗中蠢蠢欲动，准备趁机插手东北事务。
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亲信纷纷来到东北拜访杨宇霆，这让张学良感到大为吃惊。当他询问为何这些人不先来见他时，他们却回答已经见过杨督办了。紧接着，张学良从蒋介石那里得知白崇禧正在策动杨宇霆联手反对他的阴谋。蒋介石敦促他“先下手为强”。可直到这时张学良仍未下定决心。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刺激了他。
1929年初，东北的寒风中夹杂着一丝紧张的气氛。1月7日，张学良携妻子于凤至出席了杨宇霆父亲的寿宴，意图借此机会缓和与杨宇霆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特意交代于凤至盛装出席，以此向杨宇霆示好，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前嫌。
但当张学良和于凤至抵达宴会现场时，他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冷漠和不尊重。作为东北的领军人物，张学良本应受到最高规格的款待，但在场的宾客似乎并未将他放在眼里。这种当众的难堪让张学良心中的怒火逐渐升腾。
当杨宇霆出场时，众人纷纷围拢过去，恭维之声此起彼伏。这一幕更加刺激了张学良，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此时，他已经不再关心杨宇霆是否有夺权之心，而是只想将其置于死地。
寿宴过后的第三天，杨宇霆和常荫槐找到张学良，提出了一项关于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的提议。他们希望张学良能够签字批准，以便他们进一步掌控中东铁路。然而张学良却以事关外交为由，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杨宇霆和常荫槐并不罢休，他们一直纠缠到晚餐时间。张学良邀请他们留下用餐，希望能够在饭后继续商谈。可两人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邀请，表示要回去用餐后再来商谈。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张学良，他感到自己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在两人离开后，张学良决定采取行动。他取出一枚“袁大头”银元，默默地向上天祈求指示。如果银元落地后大头朝上，他就决定诛杀杨宇霆和常荫槐。结果，他连掷三次银元，每次都是大头朝上。张学良认为这是天意的指示，于是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两人。
当晚，张学良以打牌商量大事为由，邀请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大帅府。而当他们谈笑风生地进入老虎厅后，却被突然闯入的警卫士兵控制住了。警卫处处长随即宣布了他们的多项罪名，包括侵款渎职、贻误戎机、图谋不轨和破坏统一等。杨宇霆和常荫槐刚想为自己辩解，就听到了两声枪响，随即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事件在东北引起了轰动。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杨宇霆在事发前曾找人占卜过，占卦人给出了“杂乱无章，扬长而去”的预言。但当时杨宇霆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如今看来，这个预言竟然真的应验了。他和常荫槐一起“扬长而去”，离开了这个世界。
张学良在事后不由得握着银元叹息道：“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杀他后我不得不信。”然而仔细回想整件事，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银元的指示，张学良也已经对杨宇霆起了杀意。而杨宇霆的傲慢和不自知也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
在处理完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后事后，张学良特意向日本人通报了此事。日本人虽然对杨宇霆的死感到惋惜，但考虑到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利益，他们选择了默认这一结果。为了安抚杨、常二人的家属及亲信，张学良还特意发放了一万元丧葬费作为慰问。
对于诛杀杨、常二人一事，张学良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看法。在1937年西安事变前夕，他认为这是为国除害的行为，因为他们暗中勾结日本人图谋政变。然而到了晚年时期，他又流露出了一些悔意。但无论如何，时光已经流逝无法挽回。对于张学良来说，他当时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东北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