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滑0.5%——这是历史上，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首次年度负增长。

而代表企业持有活期存款意愿的数据“M1”，2023年仅同比增长1.3%，位于历史极低位置——这反映出企业经营意愿底下，不愿意持有现金流，而是多换成定期存款和理财。

这两个数据，体现出当前民间资本的信心较低。

而如何恢复信心，将会是今年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

但是回顾历史，过去我们支持民营经济、促进信心的政策，出台了不少。一轮又一轮，很多政策的落地效果，却并不明显。

至少，大A股又跌回了2800多点，反映出我们的投资者们，还没有完全“买账”。

这是为什么？

促进经济信心恢复，什么样的政策才是真的有效呢？

一、稳定信心，头等大事

2024年开年以来，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在开会研究一件事——那就是“如何促进经济信心恢复？”。

像国家发改委，开年第一个工作日，就在福建晋江召开了“‘晋江经验’学习交流会”。

会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法的有关负责人，也专门从北京跑过去，与当地企业家交流。

1月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今年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法》的立法进程。

1月9日，发改委又开了一场座谈会，与浙江等地的民营企业家交谈，了解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诉求。

2024年刚开始，国家部委一周三场会，都是关于民营经济的，体现出今年国家对于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力度不可谓不大。

地方上，支持民营经济的措施，就更多。

像广东，刚刚出台了“民营经济30条”；内蒙古，颁布了“民营经济税务优惠20条”，等等。

往前回溯，这一轮对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起源于23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总纲——“民营经济31条”。

再往前，2022年、乃至2018年，国家重点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数量都有不少。

但是从结果来看，目前民营企业对于扩大经营、提供就业，仍是有忧虑的，像视频开头的数据，就是最新例证。

非常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很多政策字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民营企业并没有感受到应有的优待和保障？

二、政策为何失效？

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地方政策出台“忽左忽右”，缺少法律依据，反而让民营企业感受到了不可预测性。

对于这一个问题，最近另一个搞“经济改革”的国家——阿根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刚刚上台仅1个月。

1个月时间里，他将18个政府部门裁减为9个。将阿根廷比索的官方汇率，大幅贬值54%。另外签署了366项经济改革法案。

米莱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但最终效果怎么样呢？

货币贬值后，阿根廷的通胀率，从11月份的160%，飙升至12月的211%。阿根廷因此超过委内瑞拉，成为拉美通胀最严重的国家。

米莱的劳工改革，因为涉嫌违法，被阿根廷最高法院叫停。

由于经济秩序彻底混乱，阿根廷十多个省，先后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街头抗议增多，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还特别发布了“安全提醒”。

到最后，米莱的支持率，两周内下跌了6%。20天时间里，54%的阿根廷人，反对米莱的经济改革。

阿根廷首都爆发抗议游行

按道理，米莱追求取消监管、要求打造“小政府”，应该对经济和企业好才对，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本质原因在于，米莱搞的“休克疗法”，没有法律作为边界、过于随意。

看起来是“大刀阔斧”，但实际上却是“步子大了撤着蛋”。

对于阿根廷的企业来说，今天米莱政府甚至不惜违法、也要取消监管，看起来很好。但是谁知道明天，换上一届新政府，会不会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过去几十年，阿根廷这种“极左-极右”的转换不要太多。

要么就是全盘国有化、严格监管，要么就是全部私有化、不要监管。

到最后，历届政府把阿根廷从20世纪初，一个人均GDP曾超过荷兰、追平瑞士的国家，硬生生搞成了失败国家。

今天，有一些地方过于急躁，政策恰恰缺乏了法律依据，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例如，最近有一些地方，出台了对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执法优待”。

像某地区的劳动保障部门，提出要对于民营企业“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包括：未按时给就业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扣押劳动者身份证、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等。

扣押劳动者身份证这种行为，我国《居民身份证法》是明确要求处罚的，没有豁免情形。

现在对于民营企业这种行为不予处罚，是不是违反了上位法，值得商榷。

而这，就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再例如，23年某地政府发文，提出对民营企业家施行“四不原则”——即“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引起舆论热议。

抛开“地方政府发文，影响司法实践”的这个瑕疵之外，和舆论想的不同的是，“四不原则”其实早在2018年开始，就由最高检提出，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因为，过去地方上存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一个案子办死一个企业”的情况，“四不原则”是对过去状况的一种纠偏。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民营企业的法治环境有好转么？只能说，有好转、但不彻底。

例如，2022年《中国新闻周刊》就有报道，有些地方因为财政欠收，还是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行为。

根据国务院的公开通报，2021年，河北霸州出现了大规模乱罚款等问题；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部分交警为完成“创收”任务，对过往货车司机随意罚款、“一刀切”式罚款。

这种情况，显然说明我们的法治建设，还不健全。

另外在资本市场上，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2023年下半年，因为股市下跌，几家大型公募基金受到窗口指导，要求避免单日净卖出股票。

如果报道是真的话，柏年只能说，这种措施短期内或许可以阻止下跌，但长期来看，反而违反了资本市场“自由买卖”的精神。

今天因为跌的多了、不让人卖，明天人家就不敢来买。

对于民营资本，也是同理。今天或许感受到了“特殊优待”，但谁知道，明天优待会不会收回去。

《左传注疏》有云：“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刑”也就是法律，如果没有法律约束的话，所有人都会感到害怕。

所以民营企业其实不需要“特殊对待”，最需要的反而是健全法治建设，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就可以了。

三、警惕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

除了存在“忽左忽右”的问题之外，我们的政策施行过程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过大过小”、或者“互相打架”。

在学术界上，这被称作“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

什么是分解谬误？

就是说政策逐级分解以后，有硬性指标的政策、层层加码。没有硬性指标的政策，层层消解。

例如，近几年政府搞数字化转型，有些地方提出了政务APP注册、使用量考核。

结果考核量层层分解下去之后、层层加码，有的甚至分摊到学校和幼儿园，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反而没精力做经济建设的工作。

去年12月，中央还专门发文，要求解决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而没有硬性指标，或难以提出硬性指标的政策，层层分解下去之后，反而会逐渐弱化。

例如“保交楼”政策，本来是一个宏大且重要的工程，需要统一协调。但因为存在现实难度，任务拆解到各部门之后，很多部门完成自己分内之事，就结束了。

各扫门前雪，不从大局考虑，就没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再例如从2019年起，国务院就专门开会，要求政府和国有企业带头清偿民营企业欠款。

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因为地方政府通常位于强势地位，同级法院和执法机构难以约束，事情经常不了了之。

至今，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仍然存在。去年的“民营经济31条”，第六条中，就依然在强调“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

而另一个谬误，则是“合成谬误”。就是说单看各个部门的政策都合理，但叠加在一起就出问题。

例如，最近受到市场关注的游戏行业监管问题。

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要求：所有网络游戏须设置用户充值限额，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

单看这个文件，绝对有利于防范未成年人沉迷游戏、阻止非理性消费，很多家长们都举双手赞成。

但问题在于，这份文件大幅修改了当前中国游戏行业的盈利模式。

文件征求意见稿出来后，腾讯、网易等游戏公司股价暴跌，单日市值蒸发5000亿元以上。

到柏年发稿时，相关公司的股价，还未恢复。

客观上来说，这份游戏行业的监管文件，虽没有错。但在当下这个时点，造成了资本市场的震荡，加大了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等其他部委的工作难度，是不太合时宜的。

所以文件出台第二天，还是个周六，相关单位负责人就出来讲话，表示要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

根源在于，中国政策逐级传导的“压力型体制”和“对上负责制”。

这种制度，来源于过去“以GDP为纲”的时代。各级地方拆解GDP任务，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在新的发展时代，政策目标多元化，很多的政策和监管，已经不能再用“压力型体制”来应对。

否则就容易出现“各级部门、各扫门前雪”、和“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

四、解决方案

值得肯定的是，针对过去政策中存在的“忽左忽右”、“忽大忽小”的问题，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短期的解决方案是，国家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宏观政策取向评估框架”，把非经济性政策也纳入到评估框架当中。

在支持民营经济、支持信心修复的大方针下，一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政策，都暂缓推出，给民营经济以确定性的信心。

例如今年冬天，在工业大省河北，环保部门就不再搞“一刀切式”的环保限产。而是对于达到环保绩效要求的企业，可以不停产、不限产。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长期来看，恢复民营经济的信心，还是要靠健全法治建设。

在这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先立后破”的概念。

“先立后破”这个词语，最早是2019年，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会议”提出来的。当时表示的意思就是，“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棋，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协调”。

本质上，还是任何改革都要法治先行，做到有法可依。法先“立”，再去“改”。

法律不但要约束民众、企业，也要约束政府和国家。

为此，今年《民营经济促进法》加速落地，让民营企业在追求政府公平对待、公平监管时，有法可依，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最后回过头来看，想要恢复经济信心很难么？或许并不难。

只要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出来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做好就可以。

有时候，经济问题并不在经济本身。

但是40多年过去了，对于幅员辽阔、有14亿国民、1.5亿家企业的中国来说，严格落实这16个字，实际又很难。

所以，法治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条路永远没有尽头。

~全文完~

感谢阅读，如果觉得文章写得不错，欢迎关注我，转发、收藏并随手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