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曾是国民党内的重要特务头子，其生平充满争议。他在黄埔军校接受熏陶，后在特工领域有所作为，但同时也因镇压异己、推行反动政策而为人所诟病。当他在襄樊战役中被俘后，毛主席的指示更是让其命运备受关注。究竟康泽的人生后续如何发展？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蒋介石某日莅临教室进行巡查，当时已是休息时间，大部分学生选择外出放松，唯有康泽依旧坚守在座位上，头也不抬地专心书写。蒋介石心生好奇，轻步走至其身旁，随手翻阅起康泽的笔记。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学生竟在细心整理自己往日的讲话内容。蒋介石面露喜色，温和地询问：
“这位同学，你如何称呼？为何不去休息片刻？
康泽正欲回答，却被一旁的教官抢先一步：“他叫康泽，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勤奋学子。”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并将康泽这个名字深深印在了脑海之中。
1926年，康泽以优异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得益于蒋介石的特别关照，他获得了前往莫斯科深造的机会。学成归来后，康泽面临的却是蒋介石下野的复杂政治局面。出于对蒋介石的深厚忠诚，他不愿涉足政府机关，转而投身于蒋介石所创立的中央党务学校，担任起训育员的重任。
为了助力蒋介石重新掌权，康泽与他在苏联的同学携手，共同成立了救党运动委员会。他们向阻挠蒋介石复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甚至不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二”惨案。
蒋介石趁机利用这一事件，对特别委员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最终成功复出，再次站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康泽因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忠诚与才干，赢得了蒋介石的极高信任，被调任至其身边，担任少校侍从参谋，开始在侍从室中展露头角。
蒋桂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深谙蒋介石心意的康泽被派往第二师，负责开展“政训”工作。他运用各种手段，将士兵们对蒋介石的忠诚刻入骨髓，为蒋介石在战争中排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康泽被委以重任，担任陆海空军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继续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努力。
1930年，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康泽再次领命出征，前往归德地区开展民心工作。他不仅成功收买了当地的人心，还肩负起了维护陇海沿线铁路交通的重要任务。蒋介石对康泽的卓越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慷慨奖励了他一万发步枪子弹和一万元大洋等丰厚物资。
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声名狼藉，党内也充斥着明争暗斗的分裂行径，这让蒋介石感到忧心忡忡。为了挽救党的形象、巩固一党专制，有人提议效仿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组织，在国民党内部组建一个类似的团体。这一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在1932年3月的一个重要日子里，他亲自出面主持了复兴社的成立仪式。
康泽，这位以出色规划工作能力而闻名的复兴社成员，在蒋介石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的才智与勤奋使得他在复兴社中脱颖而出，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复兴社，这个最初以对外宣传为主要职能的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法西斯色彩的秘密团体。在康泽等人的推动下，复兴社倡导全体成员以希特勒式的礼节来尊崇蒋介石，这种独特的敬仰方式让蒋介石倍感荣耀，也使得康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借助蒋介石的支持，康泽在复兴社内部的地位日益提升。他不仅负责重要工作的规划与实施，还亲手培育了一支名为别动队的特务系统。这支队伍在康泽的带领下，逐渐发展成为与戴笠等人领导的特务组织齐名的力量，使康泽成为了国民党内备受瞩目的特务头子。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虽然国家的主要矛盾已转向抗日，但反动派的特务机关并未停止活动。康泽在这个特殊时期，依然致力于为政党一线输送特务力量，同时加强别动队骨干的培养。他的工作有声有色，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情报收集和内部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别动队在历史上的恶行也并未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有所收敛。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范围内响起了反对独裁、反对特务、呼吁和平与民主的强烈呼声。在这种大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采取策略，将名声已经狼藉的康泽暂时调离国内，以“考察”的名义派往国外。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为了暂时平息民众对康泽的不满情绪。
到了1947年初，内战全面爆发，康泽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到了国内。不久后，他更是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提升，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标志着他在党内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0月，蒋介石原本打算任命康泽为热河省主席，但康泽对热河的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他知道，热河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共产党解放，省内的武装力量也所剩无几。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康泽自然不愿意接手。他巧妙地用言语推脱，暗示热河的现状远不如内地一个行政专员区。
蒋介石听到这样的回答，心中自然不悦。他直截了当地问康泽：“那你觉得自己适合做什么？”面对蒋介石的质问，康泽立刻表现出谦卑的态度，表示自己的一切都由委员长决定。
到了11月初，蒋介石做出了新的决定，任命康泽为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负责镇守襄阳。为了增强康泽的信心，蒋介石还承诺将拨给他几个师的兵力，并表示在军事上遇到问题时，可以直接派空军进行援助。康泽虽然心有顾虑，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
可康泽上任后才发现，蒋介石承诺的兵力根本无法到位。他实际能够掌握的镇守襄阳的兵力远远低于预期，只有1.1万人。但君命难违，康泽只能硬着头皮上任，开始了他作为司令官的生涯。
另一边，中原野战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襄樊战役。政委邓小平对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明确表示，这一仗的目标不仅仅是军事胜利，更重要的是要活捉特务头子康泽。这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战役的难度和复杂性。
攻打襄阳的重任落在了6纵司令员王近山的肩上。他深知这一仗的重要性，因此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7月9日傍晚时分，攻打襄阳的战斗正式打响。在激烈的战斗中，王近山麾下的17旅旅长李德生率领部队连续突破了城西的两道防线。康泽虽然多次组织反攻，但都被李德生指挥的部队成功击退。
在战斗间隙，王近山却显得异常轻松。他来到城外的河边垂钓，仿佛对眼前的战事毫不在意。然而他的轻松背后却隐藏着对战局的深刻洞察。他一边垂钓一边与身旁的政治部李震闲聊，言语中透露出对活捉康泽的坚定信心。
就在王近山垂钓之际，战场上的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李德生指挥的17旅一举攻克了城西的铁佛寺，为攻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康泽被迫带领残余部队退守城内，进行最后的抵抗。
7月15日晚些时候，王近山发出了对襄阳的总攻命令。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军战士奋勇杀敌，最终于7月16日成功占领了襄阳。这场战役共歼灭了敌人2万余人，康泽也成为了我军的俘虏。
在得知襄樊战役的结果后，毛主席特别向中原野战军发出了指示：“请确保康泽被安全送往华北，需配备可靠的武装并加上镣铐，确保其安全转移。”这一指示凸显了康泽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对他的重视。
当康泽在审讯室里面对共产党的审问时，国民党却在外部宣传他已经为国捐躯。这一消息传到康泽妻子耳中，她情绪失控，蒋介石为了安抚她，不仅送上了十万元金圆券，还承诺为康泽举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但几天之后，中共新华社的一则公告却像一颗重磅炸弹，宣布了康泽被俘的消息。这一消息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康泽的妻子在得知真相后更是如疯了一般，她四处奔走，痛诉丈夫是如何为“党国”献身，如何成为了蒋介石的忠诚烈士。
康泽在被俘之初，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深知自己的过去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敌意，担心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可出乎他意料的是，解放军对他并未采取任何粗暴手段，反而以礼相待。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方式让他深感意外，也逐渐消除了他的敌意。
在解放军的羁押处，康泽亲眼目睹了官兵们严明的纪律和与民众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一幕幕场景深深触动了他，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他主动提出要阅读共产党的著作，试图了解这个曾经被他视为敌人的政党。在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后，他仿佛找到了国民党屡屡失败的根源，也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随着思想的转变，康泽开始揭露蒋介石的罪恶，并反省自己的过去。他写下了大量的交代材料，详细披露了国民党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珍贵的资料在功德林内部赢得了“材料库”的美誉。1963年，对于康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获得了特赦。当那张象征着自由的“特赦通知书”递到他手中时，他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有落下。
由于家人已经被迫迁往台湾，组织上为他安排了新的住处——崇内旅馆，并分配他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尽管从1948年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但后来儿子曾到大陆看望他，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然而1966年的政治风暴还是波及到了康泽。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他被送回秦城监狱以监护的名义保护起来。但不幸的是，1967年他旧病复发，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与变迁，但最终在共产党的宽容与救赎中找到了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