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跟《“圣武”》一样,也是鲁迅的一篇随想,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后来收入鲁迅的《热风》文集中。
《“圣武”》和《“来了”》这两篇作品的内容是有密切联系的,《“来了”》是开篇,而《“圣武”》几乎是承接而来的,是《“来了”》的内容延伸和发挥。那么,《“来了”》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故事。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此,人们并不清楚将要到来的究竟是谁,也不清楚将要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所有人都只是逃,他们恐惧“来了”这件事情本身。那么,到底是什么“来了”?
无非是官兵、土匪、强盗来了,他们“来了”都意味着杀戮,“来了”让人恐惧的死亡。对“来了”的恐惧形象地展现出民众既尴尬又可悲的生存状态。
在鲁迅看来,国人大多随波逐流,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观点,都是人云亦云,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跟随大众。别人跑,我也跑,反正大家都在跑,那肯定没错。所有人都是奴隶,所以当奴隶也没有错。
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
“实际上,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我们就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样两种时代的反复循环交替。
每到天下大乱,社会动荡,日子艰难,民众渴望一个强势人物出现,结束这动荡不安的日子,谁能荡平各路势力,完成一统,他们就拥护谁。然后确定一个主子,确定专制制度,颁布做奴隶的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
随后社会迎来稳定,也就是所谓太平盛世,大家相安无事,各自安好。你当你的奴隶主,我做我的奴隶,都是求稳过日子。其实,统治者和老百姓的诉求是一致的,统治者们希望天下稳定、统治稳定,能够千千万万年的延续下去,而老百姓希望日子稳定、生活稳定。
只要能创造一个安稳的生活,做奴隶就做奴隶,是不是奴隶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大家都是奴隶,谁还不是个奴隶呢?也就是说根深蒂固的奴性和国民性以至于我们永远走不出专制和奴役的命运。
而之所以导致老百姓奴性十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鲁迅看来,在于专制。
专制社会中的高压和民众的恐惧与奴性专制社会中,权力高度垄断,垄断于君主,或者鲁迅时代的军阀们。统治者凌驾于一切法律、制度之上,且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社会治理充满了任性、武断、野蛮、粗暴和暴力,统治者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奴役,“随心所欲地榨取”的驯服的奴隶。他们使用各种办法企图把老百姓“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照着“奴隶规则”转动。
首先是高压统治,建立从上到下的权力网络,根植在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逃不出这个这个编织的网。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遏制在摇篮之中,任何苗头都会被残酷的压制。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等等。
通过高压统治、暴力工具建立一个绝对权威和统治,让人们永远活在恐惧之中,营造一种恐怖氛围,让人们不敢造次,让人们牢记,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每一个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所以说,专制社会中的老百姓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一听到“来了”,就从南往北的跑,从北往南的跑。
同时,他们还进行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在民众的思想深处造成很深的奴隶性,使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意志,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要把这君主的一切意旨和他的每一句话,都看得非常神圣,绝对正确,不容有丝毫怀疑,必须绝对服从,坚决照办。
哪怕那个君主是个几岁的娃娃,所有的大臣,包括那些满头白发的老翁,一见到他就战战兢兢,赶忙趴在地上,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同时不断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于他们来说,上面坐着的根本不是人,是天子。
专制统治制度在人民群众思想中造成很深的奴性,另一方面,这种奴性又反过来支持维护专制制度,成为这种制度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以至于我们总是在专制的命运中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永远也走不出来,跳不出来,改变不了做奴隶的命运!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热风·“来了”》
罗良平.《鲁迅关于奴隶问题的思想——读鲁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