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在后世有所争议，但会昌年间所依赖重用的宰相李德裕却几乎一致被后人钦佩和景仰。如果不是李德裕进行五年左右的整顿，唐朝后面能不能支持半个世纪是很难说的。

李德裕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作为宪宗时代名相李吉甫的儿子（为次子，兄长李德脩要大他十岁左右，主要任职地方刺史，大约卒在文宗年间。因为李德裕上位后给已故父亲、兄长都有追赠官职，给李德脩追赠的是礼部尚书），眼界开阔，早年裴度就很欣赏李德裕，认为他可以继承事业，把大唐真正振作起来。

影视剧中的李德裕形象

可李德裕一生都处在群臣纷争的旋涡中，唐文宗在位时没有坚定意志，李德裕在京师做宰相才一年多，大部分时间都让他在浙西、淮南、西川等地方任上兜兜转转。李德裕没有自暴自弃，几乎每一处都做出有利于民生或边防的举措。

在浙西的时候，唐敬宗是著名的贪玩好耍，曾向李德裕索要大批高级胭脂水粉和绫罗绸缎，李德裕委婉地讲述太宗、玄宗时期节俭的故事，认为皇帝要得太多，地方的财力会供应不足。顺便也利用自己的文笔，委婉希望能够调到朝廷为官。之外，浙江天台山是道家胜地，不少人利用符水骗钱，李德裕本人崇道，但对这类行为他毫不犹豫加以铲除。

改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他的成绩最突出。当时官员放任惯了，百姓生活困难，南诏乘虚而入。历史记载，南诏一度攻到成都，外城十几万百姓乱作一团，有许多跳江逃生，情景不堪回首。

李德裕到西川以后，首先从成都以北的新繁县开始办事，命人开凿湖泊，引青白江之水入园，修建一座大型园林，准备长期生活居住，以至于后人修建了一座东湖“怀李堂”表达纪念。

李德裕并不是看上新繁的环境，真想修筑园林贪图享乐，他的用意是花大力来推动稻米种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新繁自古是产米的地方，李德裕改进新繁的种植大米，奖励耕种，是恢复生计的举措，让百姓逐渐安定下来，招引一些逃散百姓回归家园。

其次主抓边防。李德裕从调查研究入手，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山川、城邑、道路、关隘勘察了解，绘制了与南诏、吐蕃有关的地图，写了一本叫《筹边图》的书作资料。之前的西川节度使郭钊（汾阳王郭子仪孙子，升平公主驸马郭暧的儿子，唐穆宗李恒的舅父）不重视设防，导致武备废弛、李德裕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西北加固关隘，还增加修建一些要塞设重兵防守，形成一道抵御南诏、吐蕃的屏障，改变过去消极防御的局面。

为操练兵马，李德裕特别在薛城县（今四川理县东北七十里薛城镇以南，维州的州治）修建筹边楼，随时指挥士卒练兵。他大胆更换守兵，将一些老弱放归家乡改为百姓务农。另组建新兵戍守，或重新招募，或调入部分西北兵来到西川。李德裕还改善汶川到理县一带的粮草供应，在保证车夫马帮安全的同时提高薪酬，并且考虑利用水力运输，合理调整整个四川的后勤运输路线。整个川西很快改变了气象。当时著名女诗人薛涛年届七旬，专门为《筹边楼》赋诗：“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称赞李德裕的功绩。

李德裕的塑像

经过李德裕一番整肃治理，西川军力大振，意外引起吐蕃大将投降，发生了文宗大和年间著名的维州回归一事。原本李德裕除了派军收复维州，还准备一鼓作气进攻吐蕃。

可惜牛僧孺在朝廷主持，得到唐文宗命令强行让李德裕将投降大将遣返吐蕃，又与吐蕃签订和约。且不说牛僧孺站在保守立场与李德裕积极进取态度的矛盾，之前李德裕改任西川，本就是李宗闵的主张，想给李德裕挖坑，推他去面对南诏、吐蕃接连滋扰西川的困境。

李德裕并非完美无瑕，并非没有缺点，但他做事主要是为了唐朝振兴的大局。像维州历来处于和吐蕃交战的前线，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抓住把柄，引发巨大的冲突旋涡。根据后世学者研究，牛僧孺过于夸大吐蕃的实力，维州方面要求归附，本就是内争的结果，吐蕃因为维州再对唐朝发动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并不大。

像史学家岑仲勉曾分析，宣宗大中三年（849），距离李德裕收复维州一事仅十八年，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地来投，以白敏中、令狐绹为首的同属牛僧孺一派大臣就令唐军尽力收复，为何不再坚持“守信为上”？当年李德裕收复维州时，牛僧孺大谈“维州缓而关中急”，此时怎么立场大变？！

收复维州，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初衷相同，剑南西川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蕃都被割断，吐蕃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经营剑南刚有成绩，牛僧孺一番主张让他所有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

归还维州失败带来另一严重后果就是断绝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最后遣送回去被杀！不久唐文宗意识到这一点才把李德裕召回长安，将牛僧孺贬去地方。从本性来说，文宗对李德裕强势作为的个性并不喜欢，所以让李德裕为相主事也就一年多，否则当初裴度退休前举荐时，李德裕早就成为宰相，根本不用再等十年去配合唐武宗了。

李德裕出生于名望世家，多数朋友都是家世相近的子弟，比如他和父亲李吉甫与段文昌、段成式父子就属于非常好的世交。段文昌夫人是李吉甫同僚武元衡之女，是坐镇西川近二十年的韦皋做媒。段文昌死后，李德裕感念两家关系，还写过纪念段文昌的文章。李德裕在淮南等地时，段成式投靠过一段时间。而李德裕晚年被宣宗贬走后，段成式已经没有官职，几次书信问候，直到李德裕去海南也没有间断，两人感情非常深。

李德裕的文集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全是关中陇西人士。如李宗闵是号称郑王李元懿（高祖李渊的十三子）后人、李逢吉、牛僧孺都是陇西士族，牛僧孺祖上牛弘是隋朝仆射，还有被忽视的牛仙客也是玄宗宰相，由于牛仙客结交李林甫，所以被牛氏后人刻意淡化。后继令狐楚、令狐绹的令狐家族也是关中名门子弟，而令狐氏最早来自靠近西域的边地敦煌，他们家族祖上也有隋唐之交重要的史学家令狐熙、令狐德棻。

而李吉甫、李德裕是河北赵郡李氏代表，与他们父子关系密切的裴度是河东豪门代表，所以与关中世家历来有种种恩怨，积累形成绵长的矛盾冲突。

另一种意见认为，两大派别的分歧以家庭出身来区分并不大准确，实际是从思想理念方面才形成恩怨和矛盾，本质上是文士与干吏的分歧。像同为赵郡李氏的李珏偏偏就属于与牛僧孺、李宗闵一伙，他正是敬宗在位时，为牛僧孺在武昌节度使任上的掌书记逐渐获得重用。

相对牛僧孺、令狐楚等人都以文辞著称，结交也是文人居多，比如牛僧孺和杜牧、令狐楚与李商隐，后来令狐绹与白敏中（令狐家与白家本就很有渊源，令狐绹祖父令狐承简字居易；大诗人白居易胞弟就名叫白行简，白敏中也是白居易的族弟）、刘禹锡与令狐楚、杜佑等都非常典型。

实际不论从哪方面解释，都不能将当时群臣的派别分歧准确涵盖和截然对立，像裴度与刘禹锡、白居易也有不错交情。李德裕和刘禹锡、杜牧等大诗人也有较深的关系，包括与令狐楚一家渊源极深的李商隐，对李德裕也由衷钦佩赞许有加。而李德裕虽然是依靠父亲的门荫，没有参加科举，可也才学突出，文章写得还是很出色。

可能因为李德裕和科举没牵扯，他从一个旁观角度审视科举，希望进行整顿。因为这项制度到唐武宗已差不多有200年历史，一些权贵早在考试中舞弊，甚至充满个人好恶。比如之前穆宗长庆元年爆出的请托案，李德裕亲身经历。当时最杰出的大诗人之一李商隐，就文章才学来说，绝对是唐代一等一。李商隐年轻时空前自信，得到令狐楚鼎力支持，前后几次去长安应试都被洗刷刷。

主持科考的礼部侍郎是甘露之祸遇害的贾餗，为人按说还算正直，不能说当真是针对李商隐，但对文风审美确实形成“套路”，充满个人好恶的因素是客观存在。恰恰李商隐成长阶段的文风很受令狐楚影响，也许比较华丽和卖弄辞藻，偏偏不入贾餗的眼，从大和四年到七年接连应试失败，李商隐一度恐惧自己就此失去令狐楚的欣赏和支持，好在令狐楚活着时一直对李商隐不错，但儿子令狐绹，原本和李商隐关系很好，却在其娶妻王氏后觉得李商隐为人功利心太强，尤其选择去郑亚的幕府做幕僚，认定李商隐对令狐家背叛，导致李商隐后半生再也无法出人头地。

除了科举选拔中的弊端外，科举制度在越来越成熟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严苛，考试难度在提升，不少公卿子弟出于颜面，往往不敢轻易参加考试。李德裕就对武宗指出，有才华的世家子弟不愿参加科举，而参加科举的寒门子弟往往又不知朝廷礼节规矩，胜出也很难放在合适的职位，发挥出有用的才能，李德裕要求废除科举，重新启用荐举制度。实际有些行不通，最终李德裕进行一番调整，通过武宗会昌三年下旨：“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新科进士入仕，必须从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逐级做起，设立试用期，并进行任期考核。未经两考，不许奏职提拔。

李德裕画像

历来后人对唐代科举评价都肯定其进步一面，就是开放一个平台提供给李德裕口中的寒门子弟。但处于李德裕所在时代环境下，从武则天时代以来，的确科举选拔偏重文人才学，尤其进士科。真正对朝廷需要的行政人才，或者能够办好某一方面专业型人才比如理财、治水，处理民族事务，甚至参赞军务等，尤其进入唐代后半阶段，社稷日益衰微，种种非常务实的局面下，科举人才的涌现是非常偏颇和困窘的。李德裕感到能够任用的人才不够，在应对群臣纷争时又提出一些比较激进和反潮流的说辞，无形中促使重视文学和重视吏治成为两派大臣群体间一条非常明显的冲突线索。

以张其凡等人研究，这一严重的理念分歧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宋代，直到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大臣的冲突，依然没有逃脱这种认识格局，只不过司马光的立场并不是文学修养，变成狭隘的儒家道德。

由于李德裕的务实，所以哪怕非议不断，他都坚持立场，实际就是王安石的前辈，最大的风浪就在于迎合武宗掀起会昌毁佛。

首先当然是唐武宗个人非常崇道，也喜好炼丹服药，渴望长生，本来是荒诞的一面想对佛门等其他教门进行打击，包括摩尼僧，也就是我们通过金庸小说了解的中土明教。

其次，李德裕在这一点支持武宗，倒不是出追捧君王拍马屁。从个人爱好来说，他也是崇道的。但李德裕身为宰相，更看重的是理财。和北周武帝一样的用意，佛门宗派发展200来年，各种分支相当多，就唐代出现的就有华严宗、禅宗、唯识宗和后期兴起的汉传密宗（与藏传密宗不同），且全有皇家权贵支持的背景，比如华严宗、禅宗都得武则天力挺，华严宗大师康法藏与武后在神都洛阳大谈“金狮子章”讨论哲学堪称一段佳话。

而禅宗流传的木棉袈裟故事虽不一定属实，但由武则天最后选定禅宗传法继承人则是历史事实。另外唯识宗是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所创，也得到高宗李治支持的。最后的汉传密宗更是肃宗、代宗、宪宗几代皇帝接连推波助澜大搞迎佛骨风靡一时。

如果不看到佛门背景，就无法真正知晓李德裕支持武宗的根源，并非要扶持崇道压制其他，而是寺庙群体太过壮大，占据很多资源。安史以来战事太多，确实很多百姓已经流离失所，往往避居寺庙。寺庙土地不纳税，进入寺庙的人口、僧人不服徭役。比如成都当时最兴旺的大慈寺，该寺有玄宗躲避安史居住过，还亲自写有匾额，因此躲过武宗会昌一劫，大慈寺规模达到历史极盛。

影视剧中的唐武宗形象

留存到今天的大慈寺因为商业区太古里的出现，实际已缩减一半面积，就算包含太古里街区的旧大慈寺规模，还不到唐代大慈寺的四分之一，甚至恐怕是五分之一，试想当年的成都府才多大？可想而知寺庙在历史上的势力。大慈寺虽在成都非常知名，但放眼天下绝对不算数一数二。更可以推想当年长安、洛阳、扬州、金陵、魏州、太原、幽州、邺城等许多重要繁华的州府，那么多寺庙占据多少田产、财富？

唐武宗继位不久就发生战事，回鹘的骚扰边界，昭义镇、泽潞镇先后背叛，自德宗、宪宗到武宗，都属于为平藩镇战事频发的时期，财力一直非常紧张。李德裕主事的核心还是精简臃肿的官僚阶层，设法增加朝廷收入。

刚好因为唐武宗的崇道喜好，从会昌二年（842）起，对寺庙的打击就开始。对这项政策后来不少研究者更关注收缴寺庙财富这方面，实际同时进行收回田产（史书记录数字非常夸张，可信度也许不高，但肯定非常多），包括解散许多人口重新编入平民户籍（这一数字也很大，包括僧侣和依附寺庙的普通百姓），同时也增加朝廷资源，增多纳税渠道，这是非常有利的增收途径，所以一年年推向高峰，直到武宗死才终止。以史书评价，会昌推行毁佛不足五年，平均每一年的收入都是之前平均值的六倍以上，可见增收效果非常突出。

第三，对社会影响来说，毁佛当然造成比较大的批评，因为这一政策同时还伴随朝野上下对文武官员贪腐的整肃。这也是附带为朝廷积聚财富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成为李德裕下手打击一些不合作对象的方式。

以上几个方面的效果叠加起来，当然李德裕就为唐武宗完成很有成效的整顿，以此实现武宗扫荡藩镇，成就中兴大业。《旧唐书·李德裕传》载：“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还称：“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扞难，功流社稷。”

伴随唐武宗短短几年就取得一些成绩，好像已经堪比祖宗宪宗十来年的成就，皇帝自然就有些飘飘然，追求修道长生的举动也很迫切。虽然唐武宗从继位之初就有鲜明的崇道行为，比如在九天坛亲受法箓，公布玄元皇帝（指老子）生日为“降圣节”。会昌三年（843），他在宫中为炼丹求仙而建望仙观（《旧唐书》，但实际里面有楼台高约百尺，也是为了求仙所用），次年拜赵归真为师，加大求仙长生的需求（赵归真在敬宗时就在长安被推为赵炼师，很受追捧，许多诗人都写诗交往）。

到会昌五年，又在京师南郊筑望仙台，都知道这是荒诞无稽的事，赵归真也知道服丹药的副作用，人的性格会变得急躁暴戾，这种事在历代服食丹药的君王实在太多。他也害怕终有一天事情败露招来灾祸，试图哄骗武宗说之前的丹药不够成功，因为缺少一味药物，必须要赴吐蕃去求，实际希望可以有机会从长安脱身。

影视剧中的唐武宗形象

唐武宗为人虽有些顽劣，可绝非昏君，没有答应放赵归真，但同意让其他人代替去取，还详细询问是什么药，有什么作用，要求赵归真开列名目，方便别人去吐蕃取药。赵归真当然不可能开出真正的长生药单，自然还是作假，武宗让人去采集，要求赵归真继续在宫中炼丹，结果武宗因此生病。当时赵归真还说是武宗的名讳犯忌，因为武宗本名李瀍，从水，所谓水土相冲，这与大唐尚土德不和。因此武宗在末年又改名李炎，从火，希望土火相旺。

会昌六年（846）新年的贺正旦，因武宗李炎病重没有举行，貌似改名以后并没有好转迹象。李德裕几乎隔三差五就入宫求见，武宗已病重到无法说话，可他都还在继续服用丹药，希望一下就飞升，当然是白日做梦，在宫中又躺了半个月，这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命呜呼，年仅三十三岁。

对武宗的服丹早亡，赵归真逃脱不了干系，实际他也是会昌毁佛的主要挑事人物。由于武宗对其迷信，最初这件事赵归真为主将，但李德裕支持这件事的出发点不同。像会昌五年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大臣纷纷对赵归真的挑唆非难。武宗称：“朕宫中无事，屏去声技，但要此人道话耳。”李德裕也进言反对：“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武宗认为归真“在敬宗朝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第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

尽管武出面说服宰臣，但“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实际赵归真的崇道是的的确确很纯粹，他除了炼丹外对宫廷事务倒并没有干涉。所以武宗之死，完全是痴迷长生，服丹太多的毒性发作。赵归真自然为此负责，被处以杖杀，也有说被流放岭南而死。

只不过更大的疑惑是，武宗当时已有五个儿子，即杞王李峻，文宗开成五年（840）封王。益王李岘、兖王李岐、德王李峄、昌王李嵯，皆于会昌二年（842）封王，为什么武宗死后，没有一个儿子能继位为君，反而是年长的光王李怡登位成为宣宗？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都知道唐代后期基本是宦官掌握君主废立，历来号称大臣辅佐也好，宦官跋扈也罢，假如都是为了方便掌握朝局，谁都知道皇帝越小越让人满意，偏偏武宗死后的现象大为不同，立了一个年长的皇帝，光王李怡比武宗李炎还要大四岁左右，继位时约三十六岁，辈分上是武宗叔父。他是宪宗所生比较小的儿子，排行十三。

李德裕的年谱

之所以能轮到光王李怡继位，当时的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等都算看着李怡成长的，据说他十岁左右患过一场大病，言行举止比较迟钝，被宫廷里老老少少都看不起，认为有点呆傻。

史书记载唯一的特例是皇兄穆宗看望李怡后，就说：“他没有什么病，他是我李家骄傲”，显然这类关于皇帝幼年时各种离奇出格的描述都有事后涂抹光环的迹象。假如李怡患病是实情，可能当时王守澄正得势，宪宗已经是死于非命，之后穆宗、敬宗、文宗全都是王守澄一人主持大局扶立，李怡本来在宫中就毫无根基，看似没有处于争端旋涡，但年幼的他本能感到万分恐惧还是情理之中的，想借患病为由索性求得平安，长大以后越发寡言少语，到文宗时期宫廷内外的险恶环境就更加明显。

之后的武宗虽然对光王李怡没有什么歹毒用心，由于生性豪爽，他经常拿李怡开玩笑，逼他说话。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在仇士良之后期得势，他决定撇开武宗之子而选择光王李怡。一是，光王多年来表现木讷沉默，二是，光王没什么根基，与众多宗室大臣都疏远。所以，即便是年龄较大，也认定他不可能将来掀起什么风浪，产生什么威胁。

除了光王的情况之外，从马元贽的角度还可能有一层原因，他本人在神策军不如之前王守澄、仇士良根基大，他的来历非常含糊，推测可能与宪宗、穆宗时期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有点关系，也许沾亲带故，或者属于当时流行的认亲攀亲。马存亮生于河中，祖上是属于扶风，或者冒认扶风马氏。之后马元贽和宣宗宰相马植也攀亲结拜，马植也是扶风马氏后人，所以不论真假，多少会有一些渊源，否则马元贽在宦官群体或神策军中，假如毫无任何的背景来历，应该很难出人头地。

若论马存亮，他是大和中拒绝与王守澄合作让位的，与当时梁守谦退让有点类似。马存亮过早离开神策军，导致仇士良任用亲信一手遮天。开成元年（836）马存亮卒，享年六十三岁，李德裕还专门写了《神道碑》，说明双方关系不错。仇士良在武宗继位后死，之前一批对王守澄、仇士良不大满意的人相继被提携，所以马元贽可能正因为这个背景才得到上位，与李德裕之间能够比较合作。

从宗室渊源还可以看到，宣宗是宪宗之子，穆宗待宣宗小时候也较好，马元贽会选择光王，多少有这方面一层原因。假如是选文宗、武宗后裔，除了宗室关系会盘根错节外，马元贽本就缺少一些情感方面因素，文宗、武宗的子侄辈根本不会因此感激自己，所以，这个时候选择了光王李怡。

最后一层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外朝宰相的认可，李德裕当时没有反对扶立光王，恰恰这一点导致李德裕个人命运最大的悲哀。武宗的意外身死，几个儿子的确年幼，自古流传国赖长君的话，不知是否对李德裕产生了一些影响。

要知道李德裕绝非跋扈的大臣，也并非当真为了要自己把持朝局。他可能没有多想李怡是否真的呆傻，他当然见过光王，也许觉得无关紧要，只要还继续尽力扶持，和马元贽照样能合作下去，对大唐社稷不会有什么问题，偏偏马元贽和李德裕都看错了这个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