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1919年10月，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11月的六卷6号上，署名唐俟，后收录于鲁迅的杂文集《坟》中。

鲁迅的这篇杂文主旨相当明确，“父亲”就是个符号而已，是专制社会中一种统治符号。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构建的是“家国一体”的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和“小家”，社会就是大家，小家就是个人的小家。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家国合一、家国同构、以国为家。小家的一家之长就是父亲，讲“父权”，大家的一家之长就是君主，讲君权。父权即君权，君权即父权。小家听父亲的，大家听君主的。

“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

专制社会的价值体系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是“父父子子”的升级和放大。遵循的是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指的是以血缘的远近来建构起个体和父母、兄弟、子女、夫妻之间的关系准则，并推广到君臣、朋友、长幼之间。

与亲亲相关的是尊尊的原则。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等级差别，催生了上下有等、尊卑有差的伦理准则。就家庭内部而言，父亲代表尊长，代表着个体对于家族权威的服从和家族利益的优先性。这样的原则推展到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则是臣民对君王的服从。

由个体而家，扩大到宗族、国家，儒家力图确立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在君权日趋膨胀的专制社会中，帝王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独占性、强制性倾向日趋明显，最终使三纲成为单方面的权力和义务的关系，并形成了专制下的家天下，权力实现了垄断和私有并传承。

其实，从原始社会到，尧舜禹，汤武革命，武王伐纣，春秋至战国再到秦汉，整个社会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家天下”取代“公天下”，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完全变成了“一人天下”。权力逐步走向了垄断，最后变成了一人独揽大权。家天下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君权至上”说的就是君主一人独揽大权。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君主对天下的臣民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仅如此，君主还占有天下的物质财富。“天子至贵也，天子至富也。”帝王们认为，天下的山川草木、钱财珍奇、牲畜矿藏，都是自己的私物，可随心所欲地占有与处置。

帝王对全体臣民的人身占有，是“家天下”观念的又一个内容。对君来说，臣子是奴；相对民来说，臣子是主。臣子按爵位、品阶、职务，有等级的高下，但主宰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君主。无论多么显赫的公侯，也离不开对君主的依赖性。

《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不仅如此，在专制社会中，君主还要将这垄断的权力、资源和财富传至子子孙孙。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朕为始皇帝，后世以世计，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专制统治、家天下，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后，整个社会的心态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主奴结构形成，形成一种“奴性文化”和集体无意识。国家压制乃至“吞没”社会和个体的价值基础。专制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对民众权利的漠视和限制。

家天下是一人的天下，君主是所有臣民的独一无二的主子，连法律、制度都要屈从君主，天下臣民自然只能诚惶诚恐、俯首贴耳的盲目服从。同时，权大于法，人治取代法治，为了彻底慑服人，只能将统治者“神化”，所以君主被神化，受到国人虔诚的顶礼膜拜。

天威难测，臣道趋卑而成奴才，以至于几千来年，都没有人敢质疑和挑战专制和家天下，直到大革命。但是大革命之后，还是沿用的老调子，这是鲁迅所失望的，长期的惯性，绝非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干春松.《家天下：血缘与政权继替的功能性分析》

朱义禄.《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

陈文联、沈星棣.《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