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 汉纪》说，在“ 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敞” 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 差无几矣”。但秦二 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 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 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司马光所谓汉武帝“ 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 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制度”、“ 出兵征伐” 的实际作为，明显不符，无疑是空泛的溢美之词。而“ 晚而改过”，是指征和四年 汉武帝躬耕山东钜定时，对群臣所讲的那个“ 追悔无已” 的话和征和四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 哀痛之诏”。“ 顾托得人” 指的是汉武帝临死前“ 立少子弗陵为皇太子”委命霍光、金日磾、上 官桀“ 共辅少主”，“行周公事”。司马光这个看法，为后来许多治汉史者所承袭。尤其是不少 学者都把“ 轮台之诏” 视为汉武帝免遭亡秦之祸的重要原因。
“ 轮台之诏” 是征和四年，汉武帝针对搜粟都尉桑弘羊等奏言“ 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 而作的答诏。全诏共约六百字。主要是追悔其晚期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失败“ 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不同意“ 远田轮 台”以免“ 扰劳天下”。此外还提出“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 的施政大略。
“ 轮台之诏” 无疑是个重要的诏书。其一，这个诏书颁发于征和四年。此时正值震撼汉王朝 的皇太子刘据巫蛊之狱，在田千秋倡谏下得以澄清，政治大恶棍江充亦被族灭，一群政治无 赖，也遭“ 皆伏辜” 的下场。在诏书颁发前夕，汉武帝还在山东钜定自责过去所作所为是“ 狂悖”，表示“ 今后糜费和劳百姓者悉罢之”。田千秋以富民侯登上丞相高位，一些扶汉股肱大 臣如金日磾，霍光等也崭露头角，以往险恶的政局得以控制，政治气氛平和得多。在这种情 况下颁发的“ 轮台之诏”，重申“ 既往之悔”，无疑是对既发的政局用诏书形式加以肯定，加速 了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 轮台之诏” 的历史作用。
其二，“ 轮台之诏”，数千年来，被许多政治家、历史学家称颂为汉武帝澄清纷乱局面，稳定政治秩序，救亡保社稷的一个创举，“ 轮台之诏” 使得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所以，许多朝代的末代皇帝，仿效汉武的做法，颁发什么“ 罪己诏”之类诏令，欲以收买民心，挽救将倾的大厦，虽然都未奏效，但却有极大的蒙骗性。“ 轮台之诏”，作为一种收买民心的政治骗术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
上已指出，轮台之诏是对既发政局的肯定，但却不具有扭转政局的作用。汉武帝统治历五十 四年之久，虽有可垂千古的功绩，但其所谓的“ 变更”，却给西汉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汉武帝若无长期防范亡汉的措施，仅只根据个人几句表示“ 改悔” 的话和六百言的轮台之诏是难以扭转危局的，更不能使西汉免蹈亡秦之祸。
许多治汉史的学者，都喜欢引用《资治通鉴· 汉纪》征和二年条，追述汉武帝召见卫青时所 讲的一段话。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他还说：“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 ? 可以意晓之。’这句话是探析汉武帝暴而不亡最重要的史料根据。为 此，很有必要分析一下与这句话有关联的问题。
首先，谈谈汉武帝讲这句话的具体时间和动机。原文未指明讲话的具体时间，只标明这句话是汉武帝亲对卫青说的。卫青死于元封四年，所以汉武帝讲这句话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元封四年。又据史载，元鼎四年，汾阴巫锦在汾阴后土祠附近，挖得大宝鼎一只。此事由河东太 守奏闻，朝臣都以为是祥瑞，大吉大利，弹冠相庆。汉武帝尤为欣喜，准备礼祠迎鼎。对于 这只宝鼎的来源，申公曾向汉武帝说明过，他以为，当年黄帝“ 采首山铜，铸鼎子荆山下； 鼎既成，有龙垂故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当神仙而去了。 素有当神仙癖的汉武帝听了申公这段话后，说了这么一 句话，他说：我若能升天成仙，“ 诚如黄帝，乘龙登天，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这是一句十分冷酷无情的话，对处在妻与子地 位的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无疑是极大震惊。
原来已经“ 色衰失宠’ 的卫子夫和因被嫌不类 己而遭疏远的皇太子，加剧了不安的情绪。对于皇后和太子这个心态，汉武帝通过布列在皇后周围的耳目如太监苏文等人，很快地知悉。此时卫氏势力已相当膨胀，其亲信布列要津， 握有重权。卫氏集团势焰震主，汉武帝自然不会坐视，但公开剪灭卫氏势力的藉口尚未找到，时机亦未成熟。汉武帝怕“ 脱屣’ 的失言，对卫门刺激过大而生突发变故。为此，汉武帝才急忙召见卫青，表明心迹，安抚卫子夫母子。而元封是汉武帝以其出巡泰山所出现的祥瑞而亲自下诏更封的年号，意在与“ 士大夫更始”，深含吉祥如意之义。汉武帝是虔信佛道，极 重禁忌的人，他决不会在吉祥的年间，说些什么“ 袭亡秦之迹’ 之类不吉利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汉武帝在元封年间讲这句话，而把它断在元鼎四、五年则比较合乎情理。
元鼎后期，距汉武帝逝世还有二十一、二年。细察他在这二十余年中所作所为，并无改弦更张的表现，依然“ 开边”“ 多欲”，持续不断地“ 不得不劳民’。在这期间，对匈奴战争继续进行，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南方，元鼎六年平越地，设南海、交趾、合浦、珠崖等九郡。在西 南，他派兵平定西南夷后，设牂牁等五郡，还派杨朴、王温舒击东越。元封元年，平东越，并“ 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八闽顿成千里赤地。他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以取宛善马”。震撼汉史的巫蛊之狱，也发生在这二十余年期中。征和元年公孙贺巫蛊事起，征和二 年太子据事变，二次蛊变，大约有十余万人丧生。
由于蛊祸牵连甚众，于是社会上开始盛行 祠祝迷信活动，通过祠祝，祈求平安，若有祸端祈求移祸他人，这些活动猖撅，民众更加惶惶不安，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无辜民众群起造反，也就势在难免了。此期，见于 正史记载的民众造反有多起，其中元封六年益州、昆明民反 ；天汉贰年泰山琅琊徐勃造反 等规模较大，影响亦很深远。为了镇压民众反叛，汉武帝创设所谓绣衣使者，作为镇压郡县 造反的专使，对民众的反抗，进行无情的镇压。在财经方面，由于内多营设，铺张糜费，外行战争，财用耗大，县官告空。
于是桑弘羊作“ 平准法”;之后又行“ 入粟补官”“ 罪人入钱赎罪” 法，并实行了“ 死囚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制，供作“ 天子所费”。天汉二年，又行酒专卖，政府收入大丰，而当时民间各行各业，尽受其盘剥，所谓“ 烹桑弘羊天下乃雨” 的说法，正是公众对汉武帝经济政策极端不满的反映。汉武帝财用一丰，其求仙拜神的活动更加频繁.元鼎四年，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位上将军；元鼎六年，汉武帝亲到缑氏城察看仙人迹，自是郡 国兴建神祠风大起；元封元年，汉武帝率数千人乘船前往蓬莱求仙人，并亲自出巡泰山。据统计，汉武帝为求仙行程累计万八千里，所到之处，苛求供应，糜费非常，弄得官怨民忿。
对于这些事，比如，如何评价汉武帝对匈奴战争? 如何看待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 如何评价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历来看法悬殊，褒贬不一。至于求仙拜神，糜费钱财；为求“ 善马”，派李广利率军攻宛等等，为多数史家所否定，或贬多褒少。但有二条应该肯定：其一，上述所有作为， 都是“ 劳民” 的，增添民众的负担，把民众引向灾难的深渊。其二，汉 武帝发动大规模战争，开边扩地以及有关经济政策，其历史影响如何，有待予以公正评价。 但决不能因汉武帝发动大规模战争，西汉人民以“ 人口减半”的代价，却给他赠送“ 雄才大略”，极有作为的历史桂冠；更不能把汉武帝自己都谴责的“ 所为狂悖” 的事业，加以无限称 颂，歌之为其功业永垂千秋等等。
从上列元鼎以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记述，反观元鼎讲话，决非有的学者所谓元鼎讲话“是我们 能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而是以“ 法后世”、‘ 安天下” 为冠冕堂皇借口， 为其“ 劳民” 作辩解。且我们若把讲话中的“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这段话跟“ 不得不劳民” 联系起来分析，不难发现汉武帝元鼎讲话是对自己所作所为一种自信的心态的 表露。这种自信源于他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的一系列巩固专制统治的措施。他坚信，只有他而不是后世的“ 儿曹愚人”才能避免亡秦之祸的。他决心沿着固有的路线走下去。因此，在貌 似追悔既往行为的元鼎讲话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汉武帝丝毫没有改变政策，依然“ 劳民” 的原 因就不难解释了。
汉武帝暴而不亡的原因十分复杂。司马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如“ 顾托得人” 等应是 重要因素。
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是汉武帝统治的最早时期，这一时期共七年，是汉武帝五十四年统治 中唯有的“ 守文” 阶段。所谓“ 守文” 是恪守前朝制度，无多改张，谨慎从政。
“ 守文” 阶段是 汉武帝统治至为关键的时期，主要表现有两点：第 一，通过六年“ 夜寐以思” 和从政实践，使他逐渐地勾划出统治西汉的长远政治蓝图，即以三代为蓝本，建立“ 日月所烛，莫不率俘”、“ 德及鸟兽，教通四海” 的宏伟帝业。 这种西汉大一统的思想，是他终生执政的准则。 建元二年他发动的崇儒活动，就是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他说：“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统纪可一” 的前提是 思想统一。崇儒术是统一政治思想的重要步骤。由于当时政治态势的制约，这一时期汉武帝这个统一思想的措施，未能彻底付诸实施。第二，创立空前的大一统西汉王国，意味着更旧 创新，用以后汉武帝的话来说，即“ 变更制度”。实现这个宏大的政治工程，需要大批“ 明于 古今王事之体” 的卓越人才。
所以，在这七年中，他政治上虽未专权，但却汲汲于搜集人才，以为己用。在守文七年中，汉武帝先后四次发布求才诏令，即建元年关于‘ 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诏；建元三年，征天下文学才智之士诏；元光元年初，关于郡国举荐孝廉 的诏书；元光元年五月，关于择优选用嘉美人才的上谕。通过四次征才诏令，一批英才， 如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脱颖而出，成为汉武帝创业的得力助手。因此，我们在评论汉武 帝搜集人才时，决不能单纯认为这是汉武帝个人嗜好，而是完全出于‘ 大一统” 事业需求的思虑。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逝世，汉武帝全面掌握皇权，“ 守文”时期结束，进入“ 多作更张” 时期。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从政治上考察，汉武帝为巩固专制统治，拔除分裂皇帝极权心腹之患 的重要措施是消灭陈、卫两股后妃外戚势力。
陈皇后阿娇是汉武帝姑妈馆陶公主嫖的娇女。汉武帝即位后，以太子元妃的身份册立为皇后。史载，汉武帝得登皇位，“ 窦太主有力”。所以，窦太主恃藉拥主有功，“ 求请无厌”，而 皇后则凭着自己特殊地位，“ 骄妒擅宠”，横行后宫。无论是求请无厌还是“ 擅宠” 后宫，对皇 权都是巨大的威胁。建元末期，汉武帝经过皇姊平阳公主介绍，悦宠歌妓卫子夫，并迎入内宫，恩宠日隆。窦太主和陈皇后，为此衔恨卫子夫，竟将卫子夫的同母弟卫青，无端执囚起 来，准备杀掉，以解心头之恨。这种擅自囚禁皇帝内亲的行为，无疑是对皇权的挑衅，汉武帝决不坐视。
于是他颁旨赦免卫青，封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不久迁升为太中大夫。元光五 年（公元前130年）京都女巫楚服教陈皇后采用蛊术欲咒害卫子夫。此事被汉武帝发觉后，皇帝命令御史张汤究治此案，结果以“ 挟妇人媚道”，“ 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 将皇后陈 阿娇罢黜，楚服枭首于市，“ 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窦太主只得“ 稽薪谢罪”。汉武帝首次成功地击败了后宫分权离心势力，巩固了皇权。
汉武帝生于深宫，长于后妃怀抱， 并在后妃阴谋支持下登上皇位，对后妃和妃族优容有加，视为臂膀，加以重用。但他不愿意看到后妃势力过于膨胀，重蹈吕氏专权的覆辙，对后妃外戚势力十分警惕，或在利用中，力加控制；或培植不同利益的后妃集团，让他们互相抗衡。一旦后妃势力过度膨胀，无法进行常规的行政控制时，就不惜采用极端残暴的措施，坚予摧毁，以巩固皇帝的集权。
卫氏集团是汉武帝一手培植起来的后妃外戚势力。卫子夫，出身微贱，曾为皇姊平阳公主歌 妓，以声色压倒陈阿娇，专宠于汉武帝。元朔元年封为皇后，其子刘据亦封为皇太子。子夫胞弟卫青，亦因姊宠，被提拔于骑奴，终位至大将军，卫子夫姊夫公孙贺亦居高位，外甥霍 去病也居骠骑将军高位。连救过卫青性命的公孙敖，也因之官居显要。汉武帝扶植社会地位低贱的卫氏家族，原意在于利用他们与势力显赫的窦太主相抗衡。
但由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卫氏出现了像卫青、霍去病这样卓越的将才，战功卓著，权位日隆。 卫氏一 门高官厚禄，布列要津。时人歌之日：“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贵震天下，必 然震主。尽管卫青和柔媚上，霍去病忠心朝廷，顺从皇帝，卫子夫小心谨慎，但卫氏这股被 时人公认为“ 霸天下” 的势力，是汉武帝建立个人集权的潜在威胁。有卫子夫亲生子、皇太子 刘据为依傍的卫氏家族的势力，若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一旦当政局有变，势难制止西汉初期 吕氏擅权的历史旧剧重演。基于上述原因，汉武帝决心清洗卫氏势力，于是发生了征和年间 的卫太子巫蛊事件，汉武帝以牺牲太子的巨大的代价剪灭了卫氏势力，控制了局势。
卫太子惨死后，汉武帝册立幼子刘弗陵为皇太子，也出于防范外戚擅权，汉武帝杀了毫无过 错的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对此，汉武帝曾作了如下解释，他说：“ 往古国之所以乱，由主 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赛，淫乱自态，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 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总之，汉武帝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防范后妃外戚擅权，以维护皇帝的集权统治。因此，在其 晚年，虽处政治、经济上险恶环境，政局极端动荡，但宫廷内部经过浩劫般的清洗，来自内宫离心助乱的力量，已不复有所作为，使汉武帝能牢固地控制大局，实现其死前政权顺利的移交。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权力基础。但皇帝仅靠个人的精力，却无法使国家机器正常地运转，所以设立了一整套辅理机构，在中央形成了中枢辅弼机构，即所谓三公九卿制。皇帝就是借助这 个政治机制，“ 日理万机”。丞相是这个辅弼中枢的首脑。关于丞相的职权，《汉书·陈平传》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记述：文帝朝而问右丞相周勃日‘ 天下岁决狱几何?’ 勃谢不知。问‘ 天下钱 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浃背，愧不对对。上亦问左丞相陈平，平曰‘ 各有主者。’ 上曰‘ 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日‘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可得任其职也。”
所以，当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谋反事泄后，丞相公孙弘认为“ 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 上书请求去相位“ 愿归侯乞骸骨， 避贤者路。” 综上可见，丞相职责是“ 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四夷 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职焉。” 丞相虽然拥有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权力，但却不经管具体政务或者有时也经管皇帝授权的一些重大政务。因此，当相强主弱时，丞相就摆脱皇帝控制，以辅佐的面貌，独揽大权，“ 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当主强相弱时，丞相 被严加控制，成为名义上的首辅，“备位” 朝廷，有些君国大事“ 不与关决”。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丞相权力过大，直接影响了君权，所以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其主要的办法是1、撤去太尉，另设大司马，与丞相皆为宰辅，但地位是平等的，互不统属，而总隶 于皇帝。2、重用中朝官尚书，把丞相的实权转移给尚书。我认为上述的看法很值得怀疑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尉“ 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是大司马， 以冠将军之号。”与太尉虽然名号不同，但都是“ 掌武事”。在汉武帝时期，最早被册封为大 司马的是卫青和霍去病。《汉书· 百官公卿表》载：元狩四年“ 大将军卫青为大司马大将 军。骠骑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我们翻阅 《汉书· 卫青霍去病传》全文， 只述卫、 霍两人、如何跟匈奴作战，获得屡次大捷，有关“ 掌武事” 情况的记述，未见其行使相权或 干预相权的记载。
所以清人钱大昕在其 《三史拾遗 》中关于“ 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 的意见是很正确的。至于汉武帝是否“ 把执掌朝政的实权由外朝宰相转移 给内朝尚书”，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西汉初期，包括汉武帝时期，尚书权任极轻。《汉书· 百 官公卿》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 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 可见， 汉初尚书是少府承的属官。少府专司皇室内务，是内廷的总管，其长官六丞无干预朝政的职权，更何况属官尚书了。
汉武帝元光以后，内兴功利，外伐四边，役费并兴，国家多事，中央政务日益繁杂，纳奏出令的“ 文书盈于几阁”，原先负责“ 受公卿奏事，举劫按章” 的御史大 夫属官御史中丞，已无暇应付，所以汉武帝才利用少府的尚书“ 掌通掌奏”，“ 在宫中主发书”，充其量只是皇帝的收发员，职微权轻，汉武帝也根本没有把丞相的权力移交给尚书。
但是，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处境十分险恶，动辄被关被杀，有的丞相不参与关决国家大事，虚 名备位等等，却是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笼统地用“ 削弱相权”、“ 权移尚书”之类的话加以简单解释。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九卿或尚书，拥有一定权力， 但仅仅是部门的或局部的职权，其与丞相法定的权力，相差甚远。在封建社会，作为丞相的权 限，除开皇帝可以废黜或替代外，任何大臣是无法顶替的。如其说“ 权移尚书”，倒不如说， 汉武帝通过残酷的控制手段，部分地把丞相辅佐权加以剥夺，使丞相失去固有的作用和影响力。
汉武帝严格控制丞相的思想，产生于秦亡的历史借鉴和田蚡掩己弄权的现实教训。
秦始皇病死旅途，宦官赵高利诱丞相李斯，利用李斯的权位和声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 发动沙丘之变，拥立胡亥，屠戮功臣，促秦败亡。沙丘事变是反叛势力利用丞相的影响和作 用，在动荡岁月，与丞相沆瀣一气，直接参与争夺皇位斗争的典型事例。田蚡是汉武帝舅父，初任丞相时，汉武帝跟他的关系比较和洽，“ 数言事，语移日，所言皆听。” 但田蚡却利用汉武帝初政不久，经验不足，企图摆脱皇帝控制，轻帝揽权。史载，田蚡“ 荐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权移主上”，引起皇帝极大不满，要不是碍于母舅之亲，田蚡必死无疑。汉武帝轻相与杀相，是出于秦亡和田蚡檀权的教训，也是他畏相心态的表现。
汉武帝控制丞相采用如下几个办法
1、任相时，唯亲唯顺。汉室宗亲和外戚是皇帝的附属物，其命运与皇帝休戚相关，易予控制。汉武帝在位任命三位外戚和一位宗亲为丞相，就是出于这个思虑。但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却不因亲朋戚友而转移，田蚡擅权、刘屈氂擅许立储，窦婴僭越都是丞相反控制的表现。为便于驾驭，汉武帝任相还以懦弱醇谨或谀顺为重要标准。公孙弘和石庆就是这类人物。公孙弘满腹经纶，老谋深算，可谓相材。但由于晚年就仕，经历坎坷，为保利禄， 处处恭顺皇帝，以“ 主之是为是”。他可以出卖同僚，决不敢得罪皇帝，人格十分低下。汉武帝很欣赏公孙弘，君臣十分相得，公孙弘也善终于相位。石庆“ 文深审谨”，“ 无他大略’，但不背件帝意，虽屡遭责， 但却善终。
2、谴、杀中损威。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任用丞相达十三人之多，其中被杀或被逼自杀者有六人；被罢黜者3人；善终相位仅4人， 而田蚡幸于早死， 否则亦难逃杀戮。最严重罪名 的是公孙贺，其罪名是“ 挟巫蛊诅上”，但经细究，公孙贺的罪名纯属罗致，子虚乌有。丞相在无端关、杀中，权威丧失殆尽，地位一落千丈。当丞相被看作有杀身大祸的坏差事。史载，公孙贺听到皇帝要任命他为丞相时，顿首涕泣，跪不就职。事后有人询其缘故，他说：“ 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此殆矣。”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任丞相不久就无辜获罪，死于狱中。酷吏张汤之所以敢于罗致罪名，欲置丞相庄青翟于“ 见知欲纵罪’，皆因丞相可以轻欺。张汤被杀后，汉武帝但凭张汤老母一句“ 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 怨言，就杀 了丞相和丞相的三长史。
丞相处境如此险恶，能人谋士纷纷弃之而去，致使“ 丞相客馆丘虚”，“ 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原先门下盈满，谋士云集这股政治势力，瓦解殆尽。 汉武帝的首辅已成为唯帝命是瞻的忠顺奴仆。征和年间，戾太子举兵抗命，丞相刘屈氂闻变惊恐失措，一方面准备挂印逃跑，另方面派长史到甘泉宫向汉武帝请示方略，史载，“上问丞相 何为 ?，对日“ 丞相秘之未敢发兵” 。上怒日：“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 公不诛管蔡乎?” 并授命丞相“ 捕斩反者”。刘屈氂趁得旨后，才不敢逃命，发兵平叛。可见汉武帝时期，丞相名义上处“ 周公” 地位，但若无帝授，已无作为了。这种状况是汉武帝十分愿意看到的。
3、 随意褫权，空名备位。元朔年间，张汤出任廷尉，掌管刑政。此君多诈，舞智以御人。 当时皇帝崇奉儒术，张汤便“ 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深得皇帝欢心，君臣十分相得。《资治通鉴》 说，当时的法律条令“ 大抵出张汤，张汤每朝奏事，天子忘食，丞相 充位。” 元封四年，“ 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 安顿流民是安抚民众，维持社会安定的大事，是丞相职权范围内事，理应参与或主持朝议。 而汉武帝却以丞相石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 难怪石庆因之悔恨交加，上疏求免。
史又载，石庆任丞相时“ 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儿宽等推文学，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在位九岁”，无所作为。 元狩年间，淮南王谋反事败露，丞相公孙弘以为失责，上疏求免。汉武帝不允，以公孙弘催病，诏令“ 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持”。公孙弘奉旨停止视事数个月。汉武帝褫夺相权大抵如此。
在汉武帝残暴的控制下，作为首辅的丞相命运尚且如此，九卿史吏，更是俯首是从，整个中央中枢机制，围绕着皇帝指挥棒，有条不紊地转动着，卫太子举兵事件，就是在汉武帝亲自指挥下被击溃的。在地方，无论是反豪强斗争抑是民众起义，汉武帝通过由他直接指派的绣 衣使者，在郡县的配合下，都被镇压下去。如此强劲的专政机制，加上宫廷内部无内顾之忧，中央核心指挥划一，以及当时民众反抗力量薄弱，无法动摇汉朝根基，这些都是汉武帝暴而不亡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