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余世亮

山越：孙权的爱恨情仇，这是什么意思？

本文标题是想表达，孙权对山越人有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情感。要讲清这一问题，还需先说说山越、越人的由来。

越人，百越部落的简称。

“百越”之称谓，源于先秦古籍对南方沿海一带古越部族的泛称，又称古越族或越族等，因古越部族众多，故称之为“百越”。百越确有很多分支，包括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吕氏春秋》统称这些越族诸部为“百越”，其他文献上也有“百粤”“诸越”等称谓。

汉朝之后，南方地区逐渐推行郡县制后，“百越”名称不见于史载，“越族”之名也十分罕见。其中部分越人逐渐迁居到南方的山区，为此就有了“山越”的称谓。

山越本是越人，其居住在险峻的山区，具有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活，基本上不受当地政府的管辖和控制，也不向政府缴纳赋税。此外，由于当时人们对山越的认识并不一致，人们在称谓上也较为繁杂，有的称之为“百越”，有的称之为“扬越”，还有的称之为“山贼”“山寇”“山民”等，其所指一般均为当地的山越人①。

东汉后期由于统治阶层政治腐化，百姓受到的赋税和徭役日益严重，开始出现有汉人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躲进深山中的情况。这些汉人与山越在共同生活与共同反抗东汉王朝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因此到了东汉末年，我们很难再将山越视为一个少数民族，而更应该将其视作一个多民族共同体。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山越作如下定义：山越，是东汉后期由古代越人的后裔与部分汉族人，在我国长江南部、东南部山区经过长期的共同劳动与斗争，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多民族共同体。

既然山越的经济形式以农业经济为主，他们安居山中从事农业活动，很少愿意主动与政权为敌，可以说是山越与当地政权组织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来说，却不是这样认为，他们是想把山越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这自然会引起山越人的不满，由此引起山越动乱。

一、孙策以镇压和优待两手打击山越

前文说过，初平二年（191年），袁术派孙坚征讨荆州攻打刘表。孙坚击败刘表部属黄祖，黄祖逃往岘山，孙坚追击。黄祖的部将从竹林间发射暗箭，孙坚中箭身亡。

初平四年（193年），孙策守孝结束后，到寿春找袁术，欲讨回之前其父孙坚的旧部，而无奈投靠袁术。然而，袁术多次失信于孙策，使得孙策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故以助袁术攻击刘繇为借口，要渡过长江平定江东地区。袁术见孙策势力弱小，就算他到了江东也翻不起什么风浪，就批准了孙策平定江东的计划。

为此，孙策率士兵五六千人，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就开始了平定江东战争。让袁术想不到的是，孙策在江东势如破竹，最后把在江东的诸割据势力逐一消灭。这里的江东势力就包括山越势力。

比如，孙策就消灭活跃在扬州丹阳郡泾县（今安徽宣城）一带的山越头领祖郎，他曾被称为“泾县大帅”“丹阳宗帅”。

建安三年（198年），孙策赶走袁术所派的丹阳的郡守袁胤，平定丹阳各地。为延缓孙策的战争进程，袁术急忙派人至丹阳（今安徽宣城）联络山越宗帅祖郎等，向他们授之以印玺并许诺事成之后统领丹阳，使之煽动山越，大合兵众，图谋共攻孙策。

孙策闻讯亲自进攻丹阳泾县，他先攻击陵阳（今安徽青阳县东南），擒获祖郎，一鼓作气再击勇里（今安徽泾县西北），又擒获太史慈。

太史慈（166年—206年），字子义，东莱黄县（今山东龙口东黄城集）人，作为刘繇的大同乡而投奔刘繇。孙策打败刘繇后，太史慈就护送刘繇逃往豫章。太史慈在护送刘繇途经芜湖时，太史慈就不再前往豫章，而是率众人潜入芜湖大山之中。太史慈自己拉起一支武装力量，并自称丹杨太守。当时，孙策已经平定宣城以东一带，惟泾县以西有六县尚未平服。太史慈即率众人窜入泾县，屯兵立府。虽然太史慈为汉人，但是泾县一带的山越纷纷投奔太史慈，愿意为太史慈卖命。后来孙策率军进攻泾县，打败并俘虏太史慈。

孙策平定丹阳回师吴郡后，拜太史慈为折冲中郎将，授祖郎为门下贼曹。在平定丹阳回师的时候，孙策以太史慈、祖郎二人领军为先导，全军都感到十分荣耀。

孙策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很快就荡平吴、会稽、丹阳、庐江、豫章、庐陵等江东六郡，控制了我国南方的大片土地，而这里正是山越人的活动地区。而那些和山越作战多年的江东世家大族们，显然也希望东吴政权能够帮助自己解决掉这些心腹大患。因此孙策和孙权对于山越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

二、孙权在镇抚山越的同时，扶植孙吴的部曲兵制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许贡门客行刺而去世，临终前命孙权接替其位。孙权当年虚岁十九岁，被东汉朝廷册拜为讨虏将军，兼领会稽太守，驻守吴郡。孙策刚刚统一江东没有多久，地方士民及宾旅寄寓之士仍存异心，因此孙权最初掌管江东时，局势动荡不安。庐江太守李术更是公开反叛；在孙氏宗亲内，庐陵太守孙辅暗通曹操，丹阳太守孙翊和宗室重臣孙河遭到杀害，豫章、会稽等地数万山越也伺机作乱。

孙权在取得汉献帝册封后，其执政具有相应的合法性，为此孙权迅速平定李术叛乱、并解决孙氏宗族内部纷争后，就着手解决两大外患，即消灭荆州的黄祖势力和镇抚山越。在解决两大外患同时，特别是镇抚山越，却意外解决了江东兵力不足的问题。

孙权大规模镇抚山越，从公元200年起到公元242年钟离牧讨福建山越止，长达四十二年②。孙权镇抚山越目的，在陆逊的建议中有露骨的表述。

陆逊说：“当今英雄割据并峙，豺狼也在暗中窥伺时机，要想战胜敌人，平息动乱，没有军队不行。而山越盗匪长期作恶，凭据着深山险阻之地。内部没有安定，就难以考虑向外发展。应该大规模部署军队，捕取山寇中的精锐充当士兵。”（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

又据《三国志·张温传》所载骆统疏亦云：“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意思是说，那些一贯作恶的百姓，如果放任他们在山区险要之地，就会变成强劲的寇盗，假若把他们安置在平旷的地方，就可成为强健的士兵。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掠取山越人为兵，扩大部曲③力量。

与此同时，孙氏兄弟的对手们对于山越的作用更是十分看重，无论袁术还是曹操都曾经用送礼以及封爵等手段讨好过山越的部落首领，希望他们能够从后方发动攻击，为自己夺取江东提供便利。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山越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抗东吴政权的袭扰。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道路艰险，因此孙权即使派出大军也难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这让东吴的征讨工作一直延续了很久。可是东吴的将领对镇压山越都乐此不疲，就是因为打败山越，就能让俘虏的山越人充实到自己军队之中，也就是镇压山越能壮大自己的曲部。

据《吴书》所载，孙吴征讨山越的将领有四十人之多，他们是：太史慈、孙瑜、孙贲、徐矫、孙邻、孙辅、张承、顾承、周瑜、吕蒙、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表、董袭、步鹭、凌操、凌统、徐盛、潘璋、朱治、朱然、吕范、吕据、朱桓、吾粲、陆逊、贺齐、全琮、吕岱、周鲂、胡综、唐咨、钟离牧、陆凯、诸葛恪、丁固、诸葛靓等，这些将领征讨山越时大都兼任郡守或县令县长，以便安置被驱略的山越，“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吴书》有生动地记载，略举十余条以示例。

(1)《贺齐传》载公元207年，贺齐讨福建山越，“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

(2)《周瑜传》载，公元206年，周瑜讨麻、保二屯山越，“囚俘万余口”。

(3)《贺齐传》载，公元208年，贺齐讨丹杨黔、歙山越，“凡斩首七千”。

（4）公元213年，贺齐又讨豫章山越，“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5）公元216年，贺齐与陆逊讨鄱阳尤突，“斩首数千”，“丹杨三县（陵阳、始安、泾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

(6)《陆逊传》载，公元217年，陆逊讨丹杨费栈，“遂部伍东三郡（丹杨、新都、会稽），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7)《张昭传》附《张承传》载，公元219年，张承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

(8)《凌统传》载，凌统讨山越，“得精兵万余人”。

(9)《全琮传》载，全琮讨山越，“得精兵万余人”。公元228年，全琮领东安郡太守，“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

(10)《诸葛恪传》载，公元234年，孙权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围讨山越，至公元237年，三年得甲士四万，“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11)《顾雍传》附《顾承传》载，公元237年吴郡西部都尉顾承配合诸葛恪抚平山越，“得精兵八千人”。

(12)《陆逊传》载，公元237年，陆逊讨鄱阳、豫章、庐陵三郡叛民，“料得精兵八千余人”。

(13)《钟离牧传》载，公元242年，钟离牧讨福建山越，“贱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以上十三例中有十一例具体记载了斩杀、俘获、诱纳的数字，山越被斩杀者两万余人，被强掠为兵者十五六万人。除第七例张承讨长沙山越外，均为扬州山越。以一兵一户推计，山越被编为兵户者前后十余万户，占扬州户口二分之一。据《晋书·地理志》扬州条载，公元280年晋灭吴后统计，扬州有户三十一万一千四百。山越户居扬州之半。诸将征讨所得，孙权即承认为征讨者的部曲。难怪孙吴大大小小的将领都去征讨山越，这可以说是利益均沾。孙权扶植部曲与镇抚山越这两项基本国策，实为一体④。

接下来，着重介绍诸葛恪执行的“武力围困与招抚并用”方针，迫使山越人出山投降的新举措。具体来说，就是派人骚扰山越人的秋收工作，导致山越诸部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之后其再率大军围困山越，山越人只能拱手投降了。

诸葛恪（203年～253年），字元逊，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期孙吴大臣，侨寓士人的代表人物。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汉丞相诸葛亮之侄。

诸葛恪多次向孙权请求自己领兵，平定居于丹阳山上的山越人。

诸葛恪认为丹阳山势险峻，民风果敢刚劲，以前虽也在那里征发过兵众，但征的不过是山区边缘县的平民，很少深入山区征讨腹地的山越。他就想率军深入腹地，把那里的山越兵员全部调发出来。并说，只要给他三年时间，就可征得甲士四万人补充吴军。

朝中官员议论纷纷，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地形四通八达，那里的山越人自制兵器，崇尚习武，出山就为强盗，朝廷出兵征讨，他们就躲回山中不见踪影。自汉朝以来，朝廷对山越就无法做到真正的管制。当时的人皆认为，诸葛恪的想法太天真不太可能实现，就连父亲诸葛瑾亦认为，他不会成功。甚至还说：“恪儿不会使诸葛家兴盛，反而会令家族遭受灾祸。”

然而，诸葛恪坚称他必会成功！嘉禾三年（234年），孙权提拔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兼领丹阳太守，拨给他手执棨戟的骑兵三百人，授官仪式完毕后，孙权还特意命令摆好仪仗，兴作鼓吹，引导簇拥者他回家，以此激励诸葛恪。

诸葛恪到丹阳上任后，采用武力围困与招抚并用的方针，发放公文给丹阳郡相邻的庐江郡、鄱阳郡、新都郡、吴兴郡等四郡所辖属县的长官，命令各郡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已归顺的山民，一律设屯聚居。随后，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不与山越交兵，又令士兵全部抢收山越种植的成熟的稻谷。山越人新谷无收，旧谷食尽，因饥馑而被迫出山归降。

诸葛恪下令：“山民扬弃恶习，接受教化，应当安抚。迁到外县的山民，官府不得随便怀疑，加以拘禁。”山民周遗，过去横暴为恶，如今困迫无路，只好出山，心仍存异志，准备伺机为乱。丹阳郡臼阳县长胡伉知他心思，把他绑送到郡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不得拘禁山民”的教令，将其斩首。

山民听说胡伉县长被杀经过，知道官府只是想让大家出山，没有别的意思，于是大批山民扶老携幼，纷纷归降。

三年之后，诸葛恪先后收服山民达十万余人，和预期的完全相同，他将其中壮丁四万余人编入军队，自己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了其他将领。

也就是说，山越人在投降或者被俘后，一般都会被收编到东吴的军队成为“部曲”，或者被送到大户人家中充当奴仆，生活十分悲惨。不过由于山越此前就和汉人有不少交流，因此很快这些山越人就被同化，并逐渐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

孙权嘉赏诸葛恪的功绩，派尚书仆射薛综赴军慰劳，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

三、山越汉化对东吴发展的影响

以迄孙权时代，名将贺齐、全琮、诸葛恪等前后辛勤经营，约半个世纪间，占有南方山地的如上强悍土人才完全平定，而史料中有关山越的记载结束。同时，山越问题解决，恰当说来，也是山越完成汉化的意味。吴国强劲军队兵员一部分，其时已以山越补充⑤。

在孙权征伐山越的几十年时间里，前后将几十万山越人变成了东吴的子民，这些人的加入让东吴的军队实力得到增强，与此同时各地的地主们也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发展经济。

山越，原本是江东不稳定因素，孙权对如何剿灭山越忧心忡忡。比如，建安八年，孙权向西进军征讨黄祖，打败了他的水军。但黄祖修建的城堡没有攻破，江东的后方山越又发动叛乱。孙权只得从荆州江夏撤军。本次征讨黄祖为此半途而废。吴军归途经过豫章，孙权决定派吕范平定鄱阳的山越，程普攻讨乐安山越，太史慈兼管海昏，韩当、周泰、吕蒙担任军政任务繁重的县令、县长。这是孙权对山越爱恨情仇之“恨”。

山越，逐渐成为江东军队的主力；编户民山越人为了江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孙权采取全面的军事镇压，强迫山越和蛮夷下山，“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孙吴兵半数是山越人，孙吴的屯田民和编户民山越人当有相当比重。孙吴对山越和蛮夷的镇抚政策，实质是强制同化政策，这也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强行组织越蛮之民进行兼并战争。客观上加速了越汉与蛮汉人民的融合。山越和蛮夷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⑥。这是孙权对山越爱恨情仇之“爱”。

到东吴末期，吴国的三十万军队中，山越及其他少数民族士兵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半数，而且这些山越人也开始认同汉文化，完成了民族的初步融合。

上述数据就能清楚解答了，孙权讨伐山越人几十年，为何吴国国力不降反增的疑问。

总之，孙权通过镇抚山越不但稳定了自己的后方形势，还通过战争扩大了军队规模，取得了“以战养战”的效果，为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们的举动也加速了我国南方的民族融合进程，为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大开发，开了个好头。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写于丽水）

注：

①马军 尹建东著《试论三国时期山越的发展与演变》，2010年第1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②④⑥张大可著《三国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张大可文集第八卷），第270页、第271-272页、第289页

③孙吴部曲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与土地与宗族乡党相结合的兵制，它既是战斗组织，又是生产组织。孙吴部曲人数多，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而形成了一个阶层。

⑤姚大中著《姚著中国史.3，南方的奋起》，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第159页

⑦除诸葛恪人像、山越分布图来自网络，其他图片均由摄影师余媛提供，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