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流芳：吴郡真率会和友朋对黄易的追慕

选自|《西泠艺丛》2024年第10期总第118期 |

文/宁方勇

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摘　要】

晚清，吴中是金石家、收藏家会聚的地区之一。顾文彬、吴云、李鸿裔等“吴郡真率会”的收藏家们，修筑园林亭馆，广蓄金石文物。他们承继乾嘉时期的金石风气，既笃力于收藏、研究历代金石、碑帖，亦着力于黄易等金石名家的作品、藏品的收藏。这些收藏活动都对晚清金石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黄易 吴郡真率会 沈树镛 吴大澂 金石 鉴藏

晚清同光时期，顾文彬（1811—1889）、吴云（1811—1883）、李鸿裔（1830—1885）、沈秉成（1823—1895）、彭慰高（1810—1887）、潘曾玮（1818—1886）、勒方锜（1816—1880）七人聚于吴中，组成“吴郡真率会”，造园修圃，修禊林下，诗文唱和，雅集赏鉴；他们和交游圈内鉴藏家沈树镛（1832—1873）、吴大澂（1835—1902）等对乾嘉以来金石学者的作品、藏品等有意识地进行收藏、研究。

黄易（1744—1802）作为乾嘉时期金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访碑”第一人，历史上就与吴中的士大夫有着往来和交流，并且对于吴中的金石收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其藏品受到鉴藏家们的追捧，其作品也成为学习、临摹和收藏的对象。吴中鉴藏家们对黄易颇为热衷，喜好收藏其藏品和作品，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金石鉴藏的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金石文化在吴中地区的延续和弘扬。（图1）

◎ 图1 《吴郡真率会图》 清 胡芑孙、任熏 苏州档案馆藏

一、对黄易旧藏碑帖的收藏

翁方纲（1733—1818）、黄易等乾嘉学者搜罗金石，勤于考证，学术高深，后世追慕。他们的片纸只字都成为大家竞相收藏的对象。因此，黄易的金石碑拓藏品是吴中的金石家、鉴藏家都很重视的，以纳入自己的收藏为荣。沈树镛、吴云和吴大澂等一批金石学者都堪称黄易藏品的重要收藏家。

沈树镛虽为松江人，但因其妻家是吴中的吴大澂家族，便经常寓居苏州。在苏州，他除了与真率会的至好交流之外，还能与同好金石的吴大澂、潘祖荫（1830—1890）等经常往来，探讨学问，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都有宏富的藏品。沈树镛未给后人遗留自己的收藏目录，其收藏的详细情况不为人所知。通过沈氏后人辑录其题跋编撰的《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可以了解黄易碑帖的鉴藏情况。（见表1）

根据《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来看，沈氏藏品中有相当数量的金石拓片是黄易的旧藏。虽然这并非沈氏的全部藏品，但也足以看出沈树镛对黄易的看重。其中，号称沈氏金石收藏三件“瑰宝”之一的《汉兖州刺史雒阳令王稚子双阙》就是源自黄易的小蓬莱阁旧藏。吴大澂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序》中谓：

数十年来，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学者，前有嘉兴张叔未，后有川沙沈韵初。韵初收藏之精且富，甲于海内，尤非张氏清仪阁比。其生平瑰宝尤为著名者，王稚子双阙、罗凤墓阙、华阳观王先生碑，皆当世金石家一求见而不可得者。所获宋元明拓精本多至数十种，萃翁、黄之遗珍，补欧、赵之未录。

吴大澂高度评价沈氏收藏既富且精，海内无双，宋、元、明的精本拓片也有数十种之多，而且其中多为翁方纲和黄易递藏的藏品。黄易的藏品能传之后世的毕竟数量有限，能为鉴藏家有幸得之的更属于凤毛麟角。《汉兖州刺史雒阳令王稚子双阙》的拓片得之不易，有限的数量更显珍贵。沈树镛在跋文中说明了1867年拓本得于都门及入藏自家的过程。

刘燕庭方伯旧藏东汉《王稚子双阙》，即小蓬莱阁故物，近为黔南景剑泉宫詹所得，海内瑰宝也。余于今年十月重来都门，箧中携有《米海岳三札》卷，宫詹必欲得之，特以《双阙》来易。时詹宫锐意搜罗宋元名迹，而余正酷嗜古碑，互易宝藏，皆大欢喜，是于秋庵、鹿樵而后又续一顾缘矣。因属无锡秦谊庭农部绘图以纪其事。

先后继刘喜海（1793—1852）、景其浚（？—1884）递藏后归入汉石经室，奉为至宝。可惜的是，沈氏去世以后，此拓本就下落不明。［1］苏州博物馆藏有《赵之琛双钩汉王稚子二石阙》本（图2），根据其后陈豫钟（1762—1806）的题记，可知其母本是黄易的拓本，尚可管窥黄氏藏本面目。

“汉故先灵”

“侍御史河”

◎ 图2 《赵之琛双钩汉王稚子二石阙》 清 赵之琛 苏州博物馆藏

余过访黄司马小松秋影庵，见所藏旧拓汉碑及宋拓本共有十余种。独假《王稚子二阙》归，以字少而易钩也。属表仲高爽泉用败颖摹拓，逼肖原本。前人跋语亦尽录出之，装池存案头已五年矣。素门吾友亦有是好，求旧拓本不得，复从余处假钩本，命其子之琛摹出，神气仍豪忽不失。持以示余并属录题语，因以应之。己未十月十日，秋堂陈豫钟记。

这件双钩本是原拓的摹本的再复制件，是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奉父亲赵宏（生卒年不详，号素门）的命令绘制的。赵氏所摹陈氏的本子是高垲临摹的。双钩本的制作时间当在陈跋的嘉庆四年（1799）之前。陈豫钟、高垲（1769—1839，号爽泉）、赵宏和赵之琛皆为当时金石名流，陈豫钟和赵之琛位列“西泠八家”，与黄易齐名。

此册前有高树程（生卒年不详，字迈庵，号烟萝子等）和顾洛（1763—约1837）作的《捡碑图》两帧（图3），后面还有翁方纲、张埙（生卒年不详）、阮元（1764—1849）、陈鸿寿（1768—1822）、何琪（生卒年不详，字东甫）、钱杜（1764—1844）、吴恒生（生卒年不详）、屠倬（1781—1828，号琴坞）、余铎（生卒年不详）等人的题跋。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杭州乃至清代金石圈里的名人，当是黄氏大费周章遍邀友朋进行题跋、绘画，可想而知黄氏对此拓片有多得意，不惜工本为其增益添彩。由此，也不难理解它何以成为沈氏金石收藏的“三宝”之一。

《捡碑图》 清 高树程

《捡碑图》 清 顾洛

◎ 图3 《赵之琛双钩汉王稚子二石阙》之《捡碑图》 苏州博物馆藏

从《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中来看，其中黄易相关的藏品主要从北京和苏州得来，这两地是重要的文物碑帖流通集散地，也聚集了众多金石收藏家。何绍基（1799—1873）虽非吴中人士，但晚年侨居姑苏，并终老于此，与众多苏州鉴藏家潘曾玮、李鸿裔、顾文彬、沈秉成等多有往来，和吴云过往尤为密切，吴氏的金石藏品多有其题记。何绍基对于黄易相关藏品也非常重视，曾经手其许多旧藏。何绍基在《跋黄小松旧藏衡方碑拓本》记道：

余得见小松拓本多矣，似此剪褾气韵，望而知为小蓬莱阁手装本，加以题签分书出小松手，益增宝重。因忆从前得杨石卿所赠整褾本，有碑阴者，即小松所藏，而覃溪诸老及后来赏鉴家题记满眼。

何绍基酷爱金石，宝重黄易的藏品自是情理之中。鉴藏家们喜欢原装老裱亲题的金石拓片，尤喜其上满是名人题记，此种赏鉴经验的形成自是渊源已久，不过也促使藏品的价值和价格更高。他在《又跋衡方碑拓本》中记述黄易旧藏《衡方碑》得于咸丰七年（1857）的历下（今济南）：“丁巳薄游历下，购获此本，精采勃发，又剪褾册便于摹取，意甚珍之。嗣复得黄小松乾隆末年拓本。”因是剪贴本装裱形制尤为喜欢，其后又收到黄易乾隆末年的《衡方碑》拓片。看来只要是黄易的藏品，何绍基不惜多次购买，宝爱之心可见一斑。

除了金石藏品外，何绍基还多次见过黄易的书画作品，如《黄易嵩洛访碑图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上有两段何绍基的题跋，记录他为老友李佐贤（1807—1876）的这件藏品所作的题跋。

竹朋［2］世仁兄前辈见示黄小松《嵩岳访碑廿四图》，适于梁矩亭［3］同年处见《嵩岳访碑日记》。互有异同访碑月日，日记详之得碑始末，则图记缕悉。闻《岱岳廿四图》在姜玉溪［4］处，昨在济南竟未得寓目，它日当索看也。尘事录录，易作难写，此诗脱稿将十日矣，今始录于纸，竹朋其教和之。咸丰七年岁在强梧大荒骆孟夏月壬午朔越五日丙戌，道州何绍基书于京师宣武坊南米市胡同之寓斋。

在第一段题跋中，除了鉴赏《嵩岳访碑廿四图》之外，还提到黄易传世的另外两件遗物《嵩岳访碑日记》和《岱岳廿四图》，分属梁同新（1800—1860）和姜宫绶（生卒年不详），二人都曾经在山东为官。何绍基第一次题跋是在咸丰七年（1857），第二次是在咸丰九年（1859）。

秋盦步入云深处，尚有遗文拓未全。不解山灵呵护意，忍将奇篆秘嵩巅。竹朋前辈正之。己未坡寿日重展是册复记，蝯叟何绍基。

这是何绍基在为纪念苏东坡生日而举行的雅集“寿苏会”上重读是册所作。寿苏会是士大夫极为重视的文会。会上士大夫们赏鉴珍贵的书画、碑帖、青铜等文物，通常还会作诗唱和。收藏家们对黄易的访碑、读碑、拓碑等活动，非常熟稔，心怀极大兴趣，倾慕之心见于诗文之上。看来，他们不仅用心收集黄易的藏品，对其书画作品的鉴藏也是如此。

二、对黄易的书画作品的收藏

晚清士人对黄易的绘画水平的认知和肯定，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其拓片的制作水准的认可而加深的。沈树镛题跋黄易手拓的《肥城汉画像》时，认为其画艺精擅，以致其拓片制作也凸显其绘画功力：“秋庵精绘事，故用墨浓淡悉以六法参之，当与武梁祠画像唐拓本同为宇内真赏。”此种评价，吴郡收藏家可谓达成共识。李鸿裔在自己收藏的《黄秋庵山水册》后题跋说：

秋盦以名父之子，深通许郑经师之说，于金石文字辨证极精，甄访极博。泰岱嵩高，枝峰蔓壑，皆平生蜡屐所经，毡椎所及。于山水苍茫烟岚变幻之迹，能领取其神与意。虽以余事作绘而洗尽凡笔，独标天趣，绝不蹈袭前人窠臼。正书家所谓，散仙入圣，禅家所谓透网金鳞者也。光绪丁丑初伏苏邻记。

题跋通篇皆是赞美之词，他认为黄氏绘画是书家眼中的“入圣”之作，禅家所论的“金鳞”神物，已经“洗尽凡笔，独标天趣”，评价极高。这都是其深厚的金石学养的外化表现，运用在绘画技艺上，将学理和画理融汇。何绍基曾致信吴云，委托其在苏州为他寻觅黄易字画。吴云答复其所觅黄氏折扇为他人抢夺而去：“所需黄小松折扇已为龙蛇攫去。”之后，吴云不负所托，为他买到一些作品：“去年夏秋间曾寄二书，附有黄小松画卷、楹联、集帖等件。迄今未奉还答，究不知前书曾否到达。”从何绍基上文的题跋可知，他对黄易作品自有认定，定在他的审美点上，才费力搜罗。

文物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更多地体现在真假的对立之上，晚清时黄易的书画作品也属于此种情况。李鸿裔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四十佛饼购得《黄秋庵山水册》，并于光绪四年（1878）题跋：

同治癸酉，以四十佛饼购得。初不经意，以为近人之笔易求耳。年来，于友朋鉴藏家书画燕集，娄水、虞山诸大宗常日见之。惟秋盦一鳞片羽不轻得觏，无论巨册矣。可不宝诸。戊寅五月中弦晾画西廊，苏邻又题。

从题跋中看，黄易的书画作品在晚清已经属于凤毛麟角，真迹难得寓目；而娄东画派、虞山画派即“四王”所谓的正统画派的作品却能常常在雅集上得见。他有幸购得此黄易山水巨册已是十分快意，必须一题再题，流露出宝藏的心态。

黄易这套山水册，可能已经不存世。根据《虚斋名画录》记载，该山水册为纸本，共有十二帧，“每高六寸三分阔八寸”，有设色，有水墨，几乎每帧都有题跋。此册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黄易在朐阳（今连云港）客居时为铁星七兄所作。李鸿裔购得此本也是极为喜欢，不仅两次题跋，还曾经带到“真率会”上与众多好友观赏，得到众人激赏，吴云题记中详言此事：

秋盦此册笔意隽逸，设色淡雅。同时以画擅名者，如铁生、兰士、椒畦学力虽胜而一种名贵气皆所不逮，所谓得味外味也。册为怀新阁李氏所藏。戊寅秋七月廿四日，真率第七会集听枫山馆，少仲勒方锜、子山顾文彬、季玉潘曾玮、仲复沈秉成、香严李鸿裔、退楼吴云同观。香严即怀新阁主人也，吴云并记。

吴云评价黄易的绘画有“味外味”的格调意蕴，较之奚冈（1746—1803，字铁生）、方薰（1736—1799，字兰士）、王学浩（1754—1832，号椒畦）等同时代的画家，更有一种“名贵气”。“名贵气”的含义，不知道具体所指。顾文彬、吴云、李鸿裔等诸老的评画论书之语，多有自创。从黄易绘画风格来看，属于文人画，故不能以职业画家论之，其画可称为“逸笔”，或论之为“金石气”。

对黄易作品进行收藏的吴中鉴藏家，自然是少不了过云楼顾氏。不过，顾文彬和黄易的缘分似乎很浅，也许并不珍视其作品。《过云楼日记》中光绪元年（1875）三月廿一、廿二日记录有黄易作品的信息，分别是：

廿一日

以廿四元得黄小松《访碑图》册廿四页，以一元得吴让之隶书十二言对。

（眉批：朱保三携示小松扇面册，每页非二元不售，以此较之，此册甚便宜矣）

廿二日　晴

接二十日家信。发廿九号家信。

是日余诞辰，因国服期内，只平酒请幕友两席。

近有人携示小松为钱梅溪画《梅花书屋图》卷，长不及三尺，后有陈曼生、汪剑潭一诗一词，索价百元，可谓望天讨价，余还价十二元。

接连两天的日记都事关黄易作品的购藏之事，他以廿四元相对低廉的价格购得《访碑图》册廿四页，又回掉索价百元为钱泳绘制的《梅花书屋图》手卷。从价格来看，黄易作品价格已是相当之高；同时也印证了李鸿裔所说的黄易书画稀缺，才有居奇之价。不过，《访碑图》册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顾文彬低价得来的《访碑图》册页在顾家三年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转到了真率会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耦园主人沈秉成的鲽砚庐之中。顾文彬在其光绪二年（1876）二月廿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吴子敬老翁求售书画，又以四十元得其白阳花卉册八页，石涛补四页，其余数件送与仲复阅看，潜入家藏者数件。仲复留黄小松《访碑》册一件，却非吴物，余皆退还。

顾文彬作为中间人，向沈秉成推介北京来的古董商的书画，并趁机将自藏的书画混进搭售。恰巧，沈秉成只看中了顾氏掺入的《访碑》册。沈秉成选择黄易的金石作品不难理解，收藏圈里有着共同的金石趣味。鉴藏家们对黄易书画作品的追慕之情，已演变成一种集体的收藏行为。

从吴中诸老和交游圈来看，金石书画的收藏已然是时尚，黄易作品也有竞相收藏之势。但是，黄氏书画作品真迹显然流传不多，以致市面上的赝作颇为常见。上海图书馆藏李鸿裔《苏邻书画目》，著录有黄易作品四种：“黄小松探碑图册，纸本，兰布套，赝；黄小松画十二页册，纸本，微损；黄小松山水册，纸本，八页，赝；钱箨石墨梅轴，纸本，黄小松寄题，新装。”三种册页，一种题跋，从李鸿裔的鉴语看，伪迹就有两种。不过，这并未妨碍吴中的收藏家鉴藏黄易作品，并且还乐于临摹其书画作品，即便是赝品亦作临写。

三、对黄易作品的临摹

黄易传世的绘画作品中，“访碑图”是代表性的绘画题材。黄易经典化的访碑历程，不仅对晚清吴中的金石学者有触动，而且引起文人士大夫复制“访碑图”的极大兴趣。［5］

吴大澂是吴中著名的金石学者代表之一，他对黄易的《访碑图》曾着意临摹。吴大澂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时，令在苏州为其服务的古董商人徐熙（生卒年不详）向费念慈（1855—1905）借阅《嵩洛访碑图册》并复制。“黄小松司马《嵩洛访碑图册》昨已临毕，乞转交屺怀太史，并为道谢。”吴大澂对于未能将《嵩洛访碑图册》纳入家藏，还引以为憾。他在《临黄易山水册》中说：“此戊子年在粤中所作，每见小松司马画册、画卷必手摹一本藏之，盖性情相近，好之尤笃，见者辄以为神似秋庵，则吾岂敢。”吴大澂的访碑活动似乎也是深受黄易启发，并倾力于鉴藏和临摹其书画作品，对世人将其临摹之作喻为“神似小松”而非常得意。

黄易的影响还体现在“非著名”金石学者或者鉴藏家对其“访碑图”的临摹复制活动上。李鸿裔在其《靠苍阁日记》中记录：“试笔作画二帧，临黄小松《访碑图》，乃帖贾持售之赝本，聊以遣日。”此事，一方面说明李氏对黄易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喜欢，曾两跋自藏的《黄秋庵山水册》即证明；另一方面，李氏临摹赝品《访碑图》之事，印证了薛龙春先生的观察，即现存的一些黄易书画伪迹也多以访碑为主题。或许，吴门鉴藏家们对黄易作品的追捧，也使得古董商为迎合需求，伪造“访碑图”牟利。

对黄易《访碑图》的临摹在吴门绵延未断。苏州博物馆所藏顾麟士（1865—1930）《岱岩览古图册》（图4）是临摹黄易的《岱麓访碑图》（现藏故宫博物院），二十四页，庞莱臣旧藏。除了将黄易的印鉴全部替换为顾麟士的以外，其余原样摹写，包括其后的诸多题跋。顾麟士临摹的缘由，应是对黄易绘画作品的高度认可，笔者虽未见到其对黄易作品的直接评价，通过他对吴云画作的评语可以辗转得出一些认识。

他说：“退楼老人，金石名家，未尝于绘事致深思，偶一着墨，恍如初筵尊彝，惊睹三代。金冬心、黄秋庵后，未易数觏。”他将吴云与金农（1687—1763）、黄易相比，认为他们的绘画都有“金石气”，极具高古趣味。虽然过云楼里的唐宋元明真迹如千里马之集于燕市，也并未影响顾麟士对黄易的绘画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这或许就是他大力临摹此册的根本原因，追慕之情可见一斑。

◎ 图4 《岱岩览古图册》（部分） 苏州博物馆藏

晚清，吴中地区以顾文彬、吴云、李鸿裔等真率会诸老和吴大澂、沈树镛等为代表的鉴藏家们，倾力竞相收集黄易藏品、作品，还用心学习临摹，足见黄易影响之大、之深。黄易所代表的乾嘉以来的金石传统，深刻影响了吴中收藏家们的金石鉴藏方向和收藏趣味，乃至于对晚清吴门绘画方向的转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沈树镛：《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外祖二跋及秦谊庭《新都访石》《易碑》二图、景氏一诗俱存沈氏家藏集册中，未经装入，惜今拓不知流落何处为憾。吴湖帆敬识。”

［2］李佐贤（1807—1876），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人。道光进士。晚清钱币学家、金石家、鉴赏家，著有《古泉汇》《书画鉴影》《石泉书屋类稿》等。

［3］梁同新（1800—1860），原名纶机，后改名同新，号矩亭。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历任湖南学政、山东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等。

［4］姜宫绶（生卒年不详），字丹铭，又字玉溪，归安人（今湖州）。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任泰安知县。《李星沅日记》中记载：“县令姜宫绶迎见。浙江壬午举人，精星象兵法，有干才。”

［5］薛龙春在《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中认为，黄易作为画家，其影响力与访碑也有极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芑孙，任熏.吴郡真率会图[A/OL].苏州档案馆藏品，www.daj.suzhou.gov.cn/detai/98795.html.

2.苏州博物馆.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08.

3.沈树镛.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1-71.

4.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六[M].乌程庞氏上海刻本，1909（清宣统元年）：1074-1079.

5.吴云.两罍轩尺牍校注[M].马玉梅，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92-95.

6.顾文彬.过云楼日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345-384.

7.吴大澂.吴大澂书信四种[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166.

8.薛龙春.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M].上海：三联书店，2019：208.

9.李鸿裔.苏邻日记[M]//《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编委会.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18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15.

10.顾麟士.鹤庐画识[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