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权，河南归德府名绅，天启五年进士。初任阳曲县令，后因政绩擢升兵科给事中。初次入朝让宋权意气风发，多次直言弹劾高层得失，结果很快就被踢出朝廷外放山西。受此打击宋权顿感心灰意冷，遂请辞归乡。
崇祯十七年初，病急乱投医的皇帝又想起了这个赋闲十多年的“直臣”。起复任命为大名府备兵，后又迅速提拔为佥都御史、顺天巡抚。然而宋权获得巡抚任命后仅三天，崇祯自缢于京师煤山。
早已磨平棱角的宋权并没怎么犹豫，立即向李自成示好、请降。这不仅让他躲过了刘宗敏的“拷饷”，还获顺天节度使一职。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弃京师西逃后，宋权又将大顺将领黄锭、马应湖等斩杀，做了自己降清的投名状。
相对于“忠孝”这面伦常大旗，“降而复降”是难以抹除的道义硬伤。不过宋权却能在尴尬中为自己和众多同僚，拿出一个颇上台面的理由。
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归德府志》
明朝的速崩，不仅让满清轻易占领京师，也让满清措手不及。清廷高层不少成员，希望和前几次入关一样，掳掠财物人口后返回辽东。改任满清顺天巡抚的宋权，遂力劝多尔衮留驻京师以图天下，并献“治平三策”。
其一，厚葬崇祯及其后妃，并为崇祯议定庙号。
以清朝的口吻肯定崇祯为华夏正统之主，将其死定性为“民困寇起，卒致篡弑之祸”。这样满清入关以及其后进据中原就有正当理由，“圣主歼贼复仇，祭奠以礼”。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理由，却对满清入主中原非常重要。
就像宋权解释自己降清的理由一样，“为故主复仇”可以极大的缓解明朝遗民对于满清这个外族的抵触，也为士绅们和外族合作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台阶。南明小朝廷建立之初，也是抱着“联虏平寇”的念头，并主动派出了北使团。
其二，尽去明朝弊政，复苏民生。
宋权建议清廷以万历初年《赋税全书》所定为征税正额，废止明末“三饷”和其它各项加增。
“三饷”起于为征讨辽东筹集军饷，但因明朝自身管理组织、军事的颓废，对满清屡战屡败。由此“三饷”不得不逐年加增，背负沉重压力的贫民也被逼得揭竿而起，最终导致大明的覆灭。
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大幅度减税的政策，不仅可以让满清轻松跳出明朝遗留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帮助满清快速获取民心，增加对战农民军、南明的筹码。
其三，不拘一格用人，并重用经济类人才。
所谓不拘一格就是不论原属明朝或贼寇，也不论其族属，只要有能力、有意愿都应该招纳入朝廷。这其实就是希望朝廷与士绅阶层全面合作、共治天下，毕竟二千多年皇朝史证明，得天下者必先得士绅。
重用经济类人才是为了让朝廷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税赋、收支管理体系。财务稳定对于一个朝廷的建立和发展，实际要重于军事实力，因为军事本质上也需要钱粮来支撑。
多尔衮对宋权的建言大为赞赏，基本全盘接收。满清这个关外的小部族，能够快速稳定北方并击溃南明南京小朝廷，也正是得益于此。
多尔衮决定争夺中原后，为了安抚欲返回辽东的满清亲贵，推出一项恶政“圈地令”。以“无主田地甚多”为由，在京畿地区大肆圈占土地房屋，“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被圈之地是“无主田地”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说“是”，是因为京畿周边的土地由于兼并，大多属于前明皇室、权贵、内监等。明朝亡了，这些土地自然也就成了无主之地。
说“不是”，是因为“原地主”没了，但是原本在这些土地上劳作的佃户、农户还在。满清权贵将这些田地瓜分后，转交给自己奴仆耕种，那些佃户和农户就失去了生存之本。除此之外，在京畿拥有小额田地的中农，也成为了大规模圈地的牺牲品。
宋权的辖区是圈地的重灾区，虽然目睹惨况无数，但宋权不能也不愿忤逆多尔衮的政令。不过宋权在积极配合并的同时，也为失地民众谋求了一些帮助。
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 ……
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其先经被圈之家著作速拨给，如该地方官怠玩不为速补，重困吾民，听户部严察究处 ……
《清世祖实录》
在宋权的劝谏下，多尔衮原则上同意给予被圈地农户一定补偿。除此之外宋权还提出，“农民甫得易换之田，庐舍无依，耕种未备，请蠲租三年”。虽然懦弱，但宋权的举措也救活不少人命。
与此同时，宋权也劝谏革除了一项延续两百多年的弊政。
明朝从立国开始就推行军籍制度，军士世代为军，即便是绝嗣也要从亲族中勾补。低贱的生活和无法改变的命运，让大量军户为摆脱军籍而逃军。这不仅让明军战斗力日益衰退，逃军带来的流民问题也成为明朝无法治愈的恶疾。
明朝不仅允许卫指挥使以下官职世袭，还将世袭军职作为一种赏赐来发放。这就让明朝在军队总数量日益降低的同时，军官队伍反而越来越膨胀。不仅白养一个专吃俸禄的“武士阶层”，还严重拉低了明军的组织能力。
宋权在顺治二年奏请取消前明军籍制度，给了数百万军户一个迟到的解放。
顺治三年，多尔衮授宋权为国史院大学士，参与中枢机务。除了是看重宋权的能力外，还有另一层意思。
崇祯九年，皇太极为了配合自己集权，将文馆扩建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效仿明朝内阁设置内三院大学士。不过皇太极并未赋予他们“票拟权”，内院大学们还是皇帝私人秘书或幕僚。
多尔衮入京摄政后，为了加快与明朝降臣的融合、平息满清权贵的不满，向皇权做出了一些让步，原则上给予了内三院大学士“票拟权”。
但是擅权独专的多尔衮并不愿意真正放弃权力，将内三院的“票拟权”限定在一些无关疼痒的庶务上，“官民奏闻之事”。对于朝廷用人、行政、军事等重要权力，多尔衮以耽误时间为由，不同意票拟，“部院一切疏章，可即速候旨遵行”。
为此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多次向多尔衮提出过抗议，以求扩大内三院权力。所以宋权入内三院，更重要的目的是制衡冯铨、洪承畴等人。
对于宋权来说，这既是进入朝廷中枢的机会，也是个艰险的工作。不过宋权入职后，干得不错，至少多尔衮非常满意。
顺治四年，多尔衮命宋权主考会试。顺治五年，母丧夺情留任。顺治六年，任命其为《太宗实录》总裁官并再次主考会试，同年加封太子太保 …… 多尔衮最后几年对宋权的态度，颇似当年皇太极对范文程，不过宋权最后也毁在多尔衮的看重上。
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死后仅一个月，少年天子就展开了对他的反攻倒算。作为多尔衮的亲信重臣，宋权首当其冲。
当月给事中陈调元弹劾宋权不为母守制，顺治命部议。不过也幸好是“开刀”第一人，宋权获得的处罚并不算重，“权老病宜罢归，遂命致仕”。
在这种顶层权力斗争中，能全身而退也算是幸事。顺治九年，宋权病逝，赠少保兼太子太保，谥文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