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野心非常可怕！现在的越南教育，在大中小的学校教育中，一直把广东广西作为其原来的属地。 在越南的历史观念中，中国南方的广东与广西，长期被视作他们“丢失已久的北方屏障”。 这种认知在越南史书中延续了整整六个世纪，他们将广东、广西看作原本属于自己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就像丢掉了重要门户，心中一直难以释怀。 翻开越南官方编纂的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书中明确记载，失去五岭一带的土地被称为“失其藩篱”，自此国家北部门户敞开，无形中留下了安全隐患。 这种历史书写，不仅反映了越南对南部边疆的重视，也揭示了他们长久以来对这片区域主权归属的敏感心理。 故事的中心，是一个名叫赵佗的男子。 在中国史书中，他的身份十分明确：河北人，秦始皇时期的一名将领，受命南下征服岭南。 秦朝灭亡后，赵佗便在广州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他内心仍然认同华夏文化，甚至在给汉朝皇帝的书信中自称“蛮夷大长”。 到了今天的越南，他的形象却完全被改写。 他在越南被尊为“民族英雄”，所建立的南越国也被标榜为“越南的第一个政权”。这种叙事被系统地纳入中学教材，尤其是2018年教育新规实施后，年轻一代几乎从课堂上就开始接受这一说法。以至于越南游客来到桂林，看到赵佗的雕像，便会自然地认为那是自己民族的祖先。 如果说人的身份可以被重新书写，那么埋在地下的文物至少应当“说实话”。 可事实恰恰相反，考古遗迹成为新的争议焦点。 广西北部湾出土的秦汉刀剑、农具，河内和北宁出土的汉墓篆书印章与五铢钱，都明确显示，从秦汉到唐朝，中原政权在岭南地区实施了近千年的直接统治。 这些实物被公开展出时，矛盾随之而来。 2019年，一批广西出土的汉代陶片运到河内展览，立即引发争议，越南民众坚称这是“祖先遗物”。 学术界也难以调和，中越联合考古项目因无法就遗址性质达成一致——究竟是“汉朝郡县”还是单纯“文化交流点”——连一份完整的合作报告都无法出炉。原本沉默的文物，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中，被迫发出“喧哗”。 这种历史争议甚至被延伸到地图上，形成一套“失地悲情”的叙事剧本。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484年，越南史官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首次将广东和广西列为越南“失去的土地”。 为让这一说法显得合理，五岭山脉被描绘成国运的“天然屏障”，一旦失守，国家门户便洞开。 越南史书反复提到元、明两代军队南下经过五岭的历史，用以支撑这一叙述。 可越南的史学界近年来始终坚持旧有叙事，不肯对两广历史地位作出正视性的修正。 学校教材不断强化这一观点，把广东和广西描绘成他们所谓的“失地”，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历史的误解，甚至有人认定“两广理应属于越南”。 根据2020年教育部的数据，越南国内超过九成的学生都接受过这种历史教育。 这种长期的教育引导，比一时的言辞争论更具深远影响，它不仅塑造了年轻人的历史观，还可能影响他们对邻国的整体认知。 历史事实清楚明了：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的证据，都显示岭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越南方面应当以更客观的态度讲述历史真相，而不是让误导性的说法继续传播。 如果任由这种教育误导持续下去，误解和紧张关系只会不断积累，加深两国民众之间的隔阂。 与其等到矛盾升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不如现在就通过事实和诚意澄清历史，消除误会，为两国关系铺设更稳固的基础。 历史本不该是这样的。 二战后，法国和德国选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携手走出仇恨。 这或许提供了一个参照。历史应该是促进理解的桥梁，而不是互相攻击的工具。 或许只有通过学者间的坦诚对话、客观的教育和负责任的媒体传播，正视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才能为共同的未来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