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国民党驻盐城的师长李铁民下令将城内一百多地下党杀害，少将韩君明劝他：“老铁，城破在即，你还是留个后路吧，不要把事情做绝。” 要说李铁民，先了解他那个老上司——郝鹏举。郝鹏举这人，一辈子都在“跳槽”。他早年是西北军的，后来跟着冯玉祥混。觉得没前途了，就投靠了蒋介石。抗战爆发，他又觉得当汉奸有油水，一转身就投了汪精卫。等日本人快完蛋了，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 李铁民就是郝鹏举手下的铁杆，老上司怎么变，他就怎么跟。郝鹏举当伪军司令，他就是伪军师长。郝鹏举反正，他又成了国军师长。在他这种人的世界里，没有主义，只有生意；没有信仰，只有利益。 最有戏剧性的是1946年，郝鹏举看着国民党不行，在陈毅的争取下，他带着部队起义了，成了“华中民主联军”。一年后，国民党重点进攻解放区，他觉得机会又来了，就把我军派去的代表朱克靖给抓了，想拿这个当“投名状”，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怀抱。 蒋介石那边，从陈诚到顾祝同，谁都瞧不上他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人家压根没把他当回事。结果，解放军很快就把他给端了。据说在押送路上，他还不老实想跑，被当场击毙。 老上司的下场，对李铁民来说，非但不是悲伤，反而是个机会。郝鹏举的残部里，就数他的第一师人马最齐整。这下总该轮到自己当司令了吧？他屁颠屁颠地带着部队投奔国民党，结果南京那边直接“空降”了一个叫毕书文的来当代理司令。 李铁民的司令梦碎了一地，心里那叫一个不服。从此，开会就跟毕书文顶牛，当众甩脸子，搞得乌烟瘴气。 就在他们内斗不休的时候，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1947年5月，蒋介石想把这支杂牌军调到江南去“整训”，说白了就是缴械吞并。毕书文不想自己的部队被吃掉，就去找了另一个西北军的老人，韩君明 这个韩君明，也曾是郝鹏举的部下，但他跟李铁民不一样。当年郝鹏举起义后，成天带着姨太太招摇过市，韩君明就公开表示不满，觉得他不像个革命者。因为这，郝鹏举一直排挤他。也正是因为这份疏远，郝鹏举后来叛变时，韩君明没有跟着上贼船。 毕书文想通过韩君明联系中共，再次起义。可惜，阴差阳错没办成。为了对抗嫡系，毕书文只好大力提拔韩君明这些西北军老人，抱团取暖。 而李铁民呢，他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他觉得只要接受改编，凭着自己手里的人马，肯定能把毕书文挤走。于是他撇开毕书文，偷偷跑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陈诚，拿到了“尚方宝剑”。回来后，陈诚一道命令，把毕书文调去东台，盐城的防务，全权交给了李铁民。 李铁民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盐城头把交椅。可他的好日子没过几天，解放军就兵临城下，把盐城围得水泄不通。 这下，李铁民慌了。他手下的兵，很多都是跟着郝鹏举起义过来的，本来就军心不稳，现在一看解放军这阵势，更是没了斗志。李铁民心里跟明镜似的，别人能降，他不能。他跟郝鹏举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手上沾了血，一旦被俘，下场可想而知。 李铁民想，既然要完蛋，那就鱼死网破。他把所有的怨气和恐惧，都撒向了关在城里的那一百多名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他下令，天亮之前，全部枪决，一个不留。 命令传下去，整个指挥部都死一般寂静。杀俘，尤其是在城破前夕大规模屠杀，这是把所有人的后路都堵死了。 就在这时，韩君明冲了进来。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搞道德绑架，只是非常实在地说了一句：“老铁，城破在即，你还是留个后路吧，不要把事情做绝。”他接着分析：“这道命令要是执行下去，城破之后，我们就是死路一条。现在主动投降，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留条后路”，这四个字，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了李铁民的心上。他不想死，他做这一切，从投机到狠毒，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活下去，为了往上爬。韩君明的话，正好点中了他的死穴。是啊，杀了这些人，除了泄愤，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只会让解放军的炮火更猛，清算更彻底。 李铁民动摇了。他看了看周围的军官，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赞同和恳求的表情。人心散了，负隅顽抗已经没有意义。最终，他颓然地挥了挥手，收回了那道催命的命令。 不久之后，李铁民率部投降。那一百多名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地下党，得以重见天日。 因为韩君明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我方人员，表现出了善意，我军对他非常宽待。华野十二纵的联络部长陆政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回到国统区继续做策反工作。建国后，韩君明也一直在统战线上发光发热。 而李铁民，虽然因为最后关头的“回头是岸”，保住了一条命，但功不抵过。他手上沾过的鲜血，犯下的罪行，终究要受到审判。他被押送到河南，接受了人民的审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