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发生了…… 超500亿税收被减免，9亿人受益，为全国的农民都带来了福音。 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这项自1958年施行的税制，连同其背后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历史，于2006年1月1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农业税的取消并不突然，而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 从2004年开始，国务院率先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开展免征农业税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到2005年，全国已有28个省份全面免征农业税，剩余3省也大幅降低税率。 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既考验了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也为政策全面推行积累了经验。 根据财政部数据，2005年全国剩余的农业税及附加仅约15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3万亿元的0.05%，这为彻底取消提供了物质基础。 税制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创了农业税的先河。 在漫长农耕文明中，农业税始终是国家财政的支柱。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曾占财政收入39%，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 1949年至2000年间，农民累计缴纳7000多亿公斤公粮，相当于为每个城市家庭提供五年口粮。 但到21世纪初，农业税占比已降至1%，其历史使命宣告完成。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政府损失，2005年安排专项补助356亿元。 这种“中央买单、农民受益”的模式，有效避免了基层财政波动。 更关键的是，取消农业税同步清理了各类搭车收费，从根源遏制了农村乱摊派现象。 河北灵寿农民王三芬自发铸造“告别田赋鼎”，刻铭“万代歌颂永世不忘”，成为农民获得感最真实的写照。 农业税取消触发了农村治理体系的重构，乡镇机构由此开启精简改革，全国共撤并乡镇机构超万个，工作人员精简比例达20%。 同时，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政策相继推出，形成“少取多予”的政策体系。 这套组合拳使农民人均负担下降40%，农村消费市场年均增速连续五年保持在15%以上。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农业政策转型具有独特性。法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取消农业税，日本至今保留农业所得税。 中国用短短三年完成这一历史跨越，且同步建立直补、良种补贴等替代机制。 这种系统性改革避免了其他国家曾出现的农业真空期，2006年全国粮食产量仍达4.97亿吨，实现政策平稳过渡。 该政策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超越经济范畴，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有效遏制了农村土地抛荒现象，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 这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显现出战略价值，当多国限制粮食出口时，中国凭借稳定的生产能力保障了基础供应。 有学者指出，农业税取消相当于构筑了一道无形的粮食安全屏障。 新时代的农村改革继续深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业补贴体系不断完善，2020年农业生产补贴资金规模已达3000亿元。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家庭农场超百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近半数农户。 这些变化印证了当初政策设计者的远见：取消农业税不是终点，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起点。 回顾这场变革，其成功源于三大支柱：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基础、精准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以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政策理念。 当2600年的税制走进历史，它留下的不仅是减轻的经济负担，更是城乡关系重构的国家治理新范式。
